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鲁院论坛第六期合影

鲁迅文学院是当代重要的文学现场，一大批青年才俊在这里畅谈文学理想，涵养文学性情，切磋文学技艺，重塑文学责任感。鲁院以国家文学院的高平台和大视野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文坛的生力军，与此同时，鲁院研讨和鲁院论坛日益成为研究当代文学现象、文学流变和作家作品的重要场域。2015年至今鲁院论坛已经举办了六期，本次论坛主题为——群山合唱：新一代作家的锚定与塑形。论坛旨在以新世纪中国文学的未来为宏阔景深，探讨新一代中国青年作家的文学创作实绩、文学观念嬗变、文学写作的历史感与当下性以及文学现代性审美品格的形成等等。论坛从全球“70后”作家写作的视角、现实与历史的向度、文学流变的维度以及中西文学的大时空，探讨了中国文学新的现实场域和历史契机。

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新一代中国作家审美现代性的特征辨识

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物质生存条件和生活境遇日渐现代化，物质以最坚硬的方式改变了东方中国的文明样态，时间以无声而炫目的方式让操持汉字的写作者们进入一个迥异于传统的现代。近20年的中国青年写作赋予当代写作清晰的现代个体存在感，在审美现代性的维度上开始了关于“中国”的文学性叙事。新一代作家的写作日益呈现出现代性美学特征，且将在更大范围内对汉语写作产生质变性的影响。

吉狄马加：研讨会的题目非常具有象征意味。“群山合唱”说明文学事业发展需要更多真正有实力的，能展现个人艺术气质和才华的作家、诗人和批评家，需要一批创作的中坚力量。在座的各位都是当代中国“70后”的重要作家代表，能代表当下中国“70后”文学创作的态势。研讨会用“塑形”两个字，一个作家的成长有他自己的过程，有的作家年轻时就写出代表他一生高度的作品，有的作家可能要慢慢成长和积淀。作家的塑形也是相对而言的。每个作家在不同写作阶段，都要增加文学素养，提升文学眼光，找到更好的参照体系，让写作真正达到更高水准。任何一个作家的塑形都是靠自己完成的。鲁院所谓“塑形”是希望作家在个人写作上更加成熟，自身不断的壮大，写出真正代表个人，也代表这个时代高峰的文学作品。

文学发展像一条河流，总是要奔腾向前的。不同年龄段的作家写作风格、表达方式不一样，但都写出了我们时代具有标志性的作品。现在资讯便捷，阅读方便，交流多样，中国“70后”作家文化视野比较开阔，个人写作准备也有独特优势。但是在一个碎片化、极速变化的时代，作家怎样更好抓住生活和时代的本质，对这一代作家实际上也是一个考验。研讨会以“新一代作家的锚定与塑形”为主题，这个“锚定”是一个比喻，肯定“70后”作家在中国文坛上确实已经占有重要位置。如果把中国文学放到整个世界文学格局来看，欧洲、拉美和非洲的一些“70后”作家已经成为世界性作家和诗人，他们的创作也代表不同语言、民族、地域的文学标高。“群山合唱”需要一种集体力量，需要有更多“70后”作家加入到合唱里面来，进而成为合唱中的优秀分子和领唱，那么，才能形成我们这个时代真正意义上的高峰。

邱华栋：作为今天这个研讨会的主持人，我有见证历史时刻的感受。一大批“70后”实力派作家齐聚鲁院来自我“锚定”和“塑形”，这种场景和声势一定足以让当代文学史记录这个时刻。全球性视域中，东西方“70后”作家群体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重要主体，因此我们是在世界之中发言。最近30年，中国文学，尤其是汉语文学的提升水平特别快、特别高，但是跟西方文学的差距还是存在的，比如现在活跃的西班牙语文学，我们很多中国作家也应该向他们学习。对于群山合唱的中国“70后”作家来说，“锚定”和“塑形”是为了创作出更为优秀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所有优秀作家仿佛是一个作家，大家彼此联系、彼此影响，在写作着一本有着统一文学精神的无比宏大的书，每一个作家则完成着这部巨著的一个章节。比如，从卡夫卡到福克纳，再到马尔克斯，又到莫言，甚至到最古老的诗人荷马，他们之间都有联系，直到20世纪之后，那些最好的作家都是一个家族的，他们做的是同一件事情：在写着彼此联系的一本巨著，类似《圣经》的那种集体的写作方式。很多作家之间有继承和彼此影响的关系，他们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创造性地建立了一个个自己的文学世界，并形成了新的文学的历史。这也是我们今天齐聚鲁院的初衷和目的。

于晓威： “70后”作家处于前辈“50后”、“60后”作家和后辈“80后”、“90后”作家之间，同时又前后经历了“文革”后期和改革开放两个极其重要的时代节点。所以他们精神上有独特的苦痛性，这个苦痛性增加了他们所谓“锚定”的厚重感。他们有“50后”、“60后”作家先天的社会责任感、精英意识和文学的纯粹性，又和“80后”、“90后”作家共同遭遇了市场化，日渐进入个体化写作。所以在“70后”作家当中，写作面貌非常复杂。

杨怡芬：我来自舟山，那里的岛是露出海面的一个个山头，海水填满了山谷部分，一个个山头各自独立，又遥遥相望，像我们的作家队伍。渔船锚定的时候呢，它往往不是单独一只，而是一支船队，一只挨着一只，在锚地里卸货、补给。这会儿，鲁院不就是我们的锚地吗？各行各业，“70后”渐渐已是中坚，作家这个群体也不会独立于外。“70后”的作家整体上有更广阔的视野，这是拜时代所赐。当我们对外面的世界开始有比较整体的把握时，我们才有和这世界对话的能力。这一代整体上有更强的历史感，知道我们的时代是怎样一步一步走来的，世道人心又是怎样一点一点变化的。“70后”优秀作家的小说，从细微处对时代氛围的捕捉，普遍都较自觉，魏微做得尤其好，浓浓的是那个年代的氛围，能很清楚地体会到。“70后”作家在中短篇小说的写作上，对于先锋的拓展和传统的承续，是清醒和冷静的，知道自己要什么，各取所需。因此，我们的小说是相对“立体”的，无论是小说的形式、内容、结构的营造和人物的处理等等，我们比前辈和后辈们都做得更精致和从容，更蕴藉有味。我心向往之的一种境界，就是“日常性和现代性”的完美结合。如果做到了，就能把我们的时代留在文字里了，那么我们就打赢了时间。

朱文颖： 90年代末“70后”女作家写作延伸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随着这一概念的延伸和拓展，已经成为和当初不同的概念。“70后”有时候会倾向于某种意识形态的自觉表达，有时候又被商业文化影响，呈现某种不太确定的特点。这种不确定和不清晰作为整体来看是一种独特性。如果一样东西的形状和纹理特别清晰，一开头就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可能会影响到最后成长为真正的庞然大物。不清晰的，可能更复杂、更多元和更宽厚，到了一定程度就是一个惊人的存在。就像山峰的形状，一个山峰在那儿，可能是清晰的。如果是群山环绕，很多山峰被另外的山峰环绕，可能很难分辨出每一个的形貌。我们彼此的创作个性都非常强烈，对于整体的概念是一种抵消或者消减，但是到最后这一代作家整体会产生强大的力量和气场。 庞然大物不可能一开始就像一根剑一样那么清晰。

谢宗玉：“70后”差不多老了，这时候还没有锚定和塑形，好像有点晚，所以鲁院提出这个主题非常及时。“70后”作家的长篇小说没有开始真正创作，中短篇小说完成度很全面了。如果单篇比较的话，这一代作家较之前代作家的创作更精确、新颖、别致、结构花样也多一些。但是文学史上经常要通过流派和作家来记录文学，而“70后”创作缺少概括性，哪座山上有哪个好汉非常模糊。“70后”作家群体就形成这么一个奇怪的现象，真正要数好像数不出来，可是又觉得有一大群实力派作家。数字时代怎样定型？以类型写作中的玄幻小说为例，玄幻小说是对数字、网络时代一种题材的看法，一部数百万字的玄幻小说可以放置崇高、理想、象征和众多宏阔重大的题材与主题，类型文学因为特征显著，写文学史往往很容易拉进去。可能今天的“锚定”和“塑形”，也需要从我们自身的文体意识、问题意识和主题意识进行努力。

沈 念：“70后”有一个共同点，多数有过正统的学院训练，有相当长的文学活动经历。他们面对着已经崛起的文学之林，持续的文学流变使他们拥有这些的同时又被笼罩在先行者的阴影之下。“70后”的写作特征：一是开放性叙事。“70后”作家多数是在经典阅读的基础上成长的。这是与前面几代作家经验系统上的明显区别，自然推动写作有了不同的志趣和选择。在叙事上显得更加多元化，对传统叙事结构有所突破和创新，比如不追求一个故事的完整性，主题的不确定性，多人称讲述等。二是表象化。身处一个强调个性化和个人立场的文学空间，创作之初就在自觉追求个人风格，书写明显带有内心的想象和表象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题材的选择，笔触多数限制在具体的、为自己熟悉的个体感知范围内，并依靠迥然有异的个体经验，个性化的生存感受，追求一种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三是修辞的减法。修辞在“70后”手中普遍单一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偏向于语词和句子之间的修辞化，注重语言精雕细琢后的意象。像莫言、马原、孙甘露、苏童等人，其文本中都有强烈的修辞痕迹。“70后”作家多数语感好，但偏向于口语化叙事，追求直白，去描写化，去修辞化。植根于中国文学的传统，又借助西方现代主义的翅翼飞翔，“70后”的绕道而行，是情不得已的必然选择，又是试图超越的自觉出发。在未来10年或更长的时间，“70后”作家应该笃定心性，端正态度，以更开阔和宏大的视野，以更精微和准确的书写，为这个时代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西方审美现代性表现为以生命与感性为主体性立法，从而达到反对理性绝对权威与传统道德的目的，以审美的原则来代替一切其他的精神与社会原则，这些是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现代物欲世界开出的“恶之花”。然而，中国文学的审美现代性在时空节点和历史向度上都不同于百年前的西方现代派。中国作家无法用游戏笔墨与及时行乐精神来解构人和人的存在，而是在内化的日常性中进入多面相的主体性写作，从而形成“各师成心，其意如面”的创作特质。这一代作家又因其现实语境的板结和精神生活的个人化倾向，呈现出文本技术上很大程度的同质性，以及价值判断和审美趣味上强烈的差异性。

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先锋的内化与现代中国人个体精神的延展

在中国国族建构历史中，在不断重述历史的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一种又一种想象中国的方法。这些想象的方法无疑将个体日常性更多融入国仇家恨、命运无常乃至生存艰难，个体性也日渐消弭在群体性的历史镜像之中。随着中国社会近30年的平稳发展，“70后”作家才有可能开始注重现代日常和个体生存经验的审美维度，而现代日常经验的文学性和审美维度的转换则是一个较为漫长的培育过程。现代日常生存经验及其文学叙事在当下中国文学情境中是一种新质的体现，“70后”写作最突出的价值和意义在于重建世俗生活精神的合法性，完成新写实所未能完成的对于世俗生活精神特质的呈现。在文学的“常”与“变”中，新一代作家寻求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意义和价值诉求。

徐则臣：“70后”的作家更多日常叙事，日常叙事是我们主动的选择还是被动的选择？为什么这么多作家逐渐呈现出这么一个状态？我想是文学和时代发展到今天必然出现的一个结果。和过去大时代相比，我们身处和平年代，而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如果要关注现实，可能就会在日常生活里面做文章，有意识地规避一种集体性写作，慢慢向内转。作家们于是写身边事，写日常的事。所谓日常叙事是这一代作家的宿命也好，是特点也罢，但是极有可能变成我们的优势，是我们区别于上一代作家的优势。重要的是，如何在这个日常叙事基础上寻找一种重大的可能性。

谢宗玉：过去时代的作家，社会上发生什么，他们就用这个题材创作，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审美对象、风格和价值。而和前一代作家相比，我们的形式感、运动感更强一些，网络时代的数字化、层次化、全球化、医疗改革、维稳、机械化、环保等等，很容易成为写作题材，问题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写这些？一方面可能是评论家有那么一点责任，他们在这方面看法太少了，这个作家鼓励一番，那个作家也鼓励一番，每个作家都好，却没有真正方向性的批评。另一方面我们好像武侠书里面练拳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情趣和审美价值，反而形成了这种状态——多元而芜杂其实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文学生态。

于晓威：文艺思潮的兴盛会让同代作家形成一种整体的声音和力量，身处其中的作家借着文艺风潮实现自己的创作理念。然而“70后”作家写作的时候，中国文艺思潮整体性式微与溃退。“70后”写作不会形成学术集结和固定的思潮流派，恰恰这可能是有利的一面。这一代完全实现了个体化书写，强化了写作的向内转，较为纯粹地书写个体精神生活。“70后”这一批作家开始回归和继承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且开拓了五四以来文学所不具备的很多东西，例如现代社会经验的呈现，以及都市情感和乡土裂变的双向痛感等等。“70后”当代的历史责任和审美贡献就体现在众多个体化的表达，文学真正回归了本来的面貌。大量“70后”作家的出现和大量文学样貌的出现，真正实现了跟西方文学的接轨和对话。

李 浩：去年对于先锋文学来说既有某种纪念又有某种宣判终结的意味。先锋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影响了我们的写作，包括现在仍然使用传统现实主义手法的很多作家。这10年里的先锋意识，除了不断的形式创新和试验，还包含了思考和审美的某些前行。与此同时，先锋精神不再是非此即彼的断裂，有了对传统的尊重也有更多的宽厚感，这也代表着“70后”作家比较普遍的对于先锋写作和先锋精神的理解。

石一枫：“70后”作家刚开始从事写作的时候，技术就比较成熟，小说结构、艺术审美等方面把握得比较好。整体上，一代人接受比较标准的院校教育和文化教育，文化素养和阅读资源积累较为丰厚。文学在技术和复杂性方面确实是可以递进的，这一代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其实已经提高了技术难度，当今作家的技术门槛已经变高了。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进行艺术、技术的磨练，才能成为一个过得去、敢管自己叫作家的作家。在花大量时间和精力经过技术方面的磨练变成一个相对职业化作家之后，可能会忽略到某些技术层面以外的问题，比如对时代精神、价值观念的敏锐捕捉和反思等等。

杨 遥：我们这一代作家的创作不断发展，达到了不亚于国外同龄作家的水平，但同质化倾向也越来越严重。在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同时，也逐渐向东方传统文化回归。个人化写作是有价值的，但太多的人这样去写，恐怕就是灾难。这一代作家也开始不再一味关注“我”的世界，主动去融入社会，了解和反映大众的生活。不是仅仅去“走”入生活，而是在感兴趣的生活中停下来，融入进去，真正去了解生活。还应该在作品中有独立思考、敏锐洞察和不同寻常的见识，从而期待在庞杂的生活中呈现出人类隐秘的生活及历史。

陈集益：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有了“新写实”以后，目前的小说基本沿着这个路子走到了今天，很多小说是“新写实”的延续或者变种。当我们读到了卡佛、门罗、耶茨等人的小说后，吸取了一些新的技巧，这个路子的小说就变得越来越精致。近10年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基本特质，虽然也是现实主义，但是更个人化，大多数是一种向内转的现实主义，是一种精致的日常的现实主义。这一时期的创作总体上比较琐碎，缺乏一种大的精神指向，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能将小说写得细腻、精致，注重个人经验和内心，摆脱既定观念的束缚，本身可以看作是一种进步。但是，当这类小说泛滥二三十年，此类小说的技巧也到达极致之后，是不是还有新的发展可能呢？这可能是需要探讨的，也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新一代作家近10年的创作显示出先锋精神的真正内化，以及中国作家现代写作技巧上的长足进展。他们真正以一个现代人的身份在精神和形式两个维度里内化中国小说创作的新质，使其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更具备一代人对于传统和历史的反思精神。由此，尽管写作面目模糊，文本多元芜杂，思想的深广度远未达到应有的标高，但是中国叙事终于在现代人的身份认同和现代国族的文学想象之间打通了一条关乎人、人性、人道主义、人文情怀和人的本真存在的通衢。

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时空褶皱中代际精神共同体

近30年的中国文学几乎汇聚了东西方文学几百年的样态，作家们一方面“参古定法”，一方面又“望今制奇”。同时，写作又表现出不同时空地域的巨大差异性，作者和读者对文学的源流和文学本质的认知也大相径庭。由此，以年龄划分写作有一定合理性，相同年龄段的写作者大多有着较为一致的文化文学选择，也会形成对于历史和现实较为同质的理解和言说。十年中会产生几代不同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的写作者，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任何一个代际都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和意义。从这种变革带来精神结构裂变的角度，代际划分有着文化身份与精神共同体的意味。由此，在文学时空褶皱中，中国“70后”作家群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代际精神共同体。

徐则臣：大部分作家都能写你想写的，写你能写的，写你能写好的，把自己的特长和优势发挥最大。但如果一代作家要区别于上一代的作家，就要考虑哪些是你应该写的，哪些是你可能写的，要拓宽写作的疆域。作品要跟时代之间产生对应关系，文学的变化和可能性要跟时代之间产生一种对应，这种对应有可能比较和谐、契合和对称，也有可能是反向对称，所谓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文学。莫言这一代作家走过的路对于后来的作家来说，是否还能重复？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故事的时代。莫言小说基本具有传奇性的前现代生活，那个时代能够保持或者说想象出一种原生态的状态，这个世界相对封闭，可以导致传奇性产生。而今天传奇性产生的土壤几乎已经消失殆尽，在某一个地方建立一个传奇性可能极小。传奇性有一个特点就是整一性，所谓整一性，就是从头到尾讲述一个逻辑上非常严密的故事，这个严密故事可以解释这个时代，可以解释整个地区的生活。曹雪芹和托尔斯泰的时代的确缓慢，而且没有那么多纷繁复杂的网络，各种无效、半有效的信息，他能够看得清楚，只要站得足够高、看得足够远，盯得足够久，他可以看清楚，把整体性建立起来。而当下的中外作家都面临更加细化、琐碎和纷繁复杂的现实，要看清这个现实需要有更多分析的能力、提出问题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相对于单纯讲一个传奇性的故事有很大差别。网络时代，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审美方式乃至表达方式。 时代发生变化了，需要在写作上做一定的调整。

范晓波：写作者常遭遇这样的尴尬：和圈外人谈文学时，发现大家指认的文学其实只是励志鸡汤文。写作者也常表达出这样的傲慢：文学并不是给看不懂文学的人准备的，我们的作品献给无限的少数人。也许是文学的变化赶不上阅读需求的变化，读者们才会无奈地指鹿为马。适合传统文学生长的农耕和前现代语境已然消失，我们正置身一个被电视机、KTV 和网络包围裹挟的世界。传统文学讲故事的功能早已被电视剧和电影抢占；而文学在抒情的便捷性与感染力方面，更是不敌流行歌曲。不少作家就是跟着进口影碟和网上社会新闻编故事的。作家们当然无需向电视机、KTV包厢缴笔投降，就像有了词之后，宋朝人仍旧要写诗；有了曲之后，元朝人依旧在写词。我们要做的或许是，进入宋代后，不再用唐朝人的架势写诗；到了元代，不再用宋朝人的腔调写词罢了。我喜欢时刻不忘对汉语之美进行维护与更新的写作，毕竟语言美是其他任何文艺形式很难掠美的强势文学基因。特别敬重对人的精神之美孜孜以求，对人的终极困境表现出宗教般拯救企图的文学，这也是娱乐性文艺商品无法企及的境界。还喜欢触觉、嗅觉、味觉等感官发达的文学，因为目前的影视剧和流行音乐，很难在技术上接通受众的这些感官。只想写有体温、有心跳、有生命和纪实感的文字，我也爱读色香味俱全的文学。人们从电视机和KTV中得不到的，正是作家要格外宠爱和珍重的。

李骏虎：“70后”作家是接触到文学理念和文学流派最多的一代，但相对时间不够长。在和平年代中，我们也是经历各种社会变革最多的一代，但相对时间还是不长。“70后”作家长期以来受二手文学思潮的影响，不能够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段之内对社会和时代有一个到位的思考、判断和把握。在剧烈变革的时代下写作，环境必然让时代跟作家产生关联。作家塑造人物，应该能够表现出来内心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可以把内心跟外界环境的矛盾、纠结和撕裂去表现出来。

李 浩：时代有时候有时代的诉求，个人趣味被某些强力拉扯着，包括这个时代作家几乎共同的书写。无论个人写作还是阅读，我喜欢那些不能被归纳的意外，更愿意去阅读那些和惯常思维完全不一样、甚至和时代某种诉求完全不一样的独特性东西。写作和这个时代的关联和关系应当是拉开的、对抗的，甚至是某种反叛。

马笑泉：到了本世纪，借助网络，通俗小说再次在市场上取得压倒性优势。网络文学作家队伍势必产生分化，大部分继续从事类型化、模式化、快餐化、具有明确市场定位的写作，而少数网络作家则日益清晰地听到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召唤，愈来愈明了从事严肃文学写作才是自己的真正志趣所在。而始终在网络上写作使他们拥有与期刊作家们不同的写作体验和思维方式，这种差异可能会给当今的严肃文学带来新的元素，注入新的活力。这就是我们这代作家和严肃文学道统共同所处的历史语境。

赵 雁：当下一部分文学作品似乎沦为一面平面镜，小说成为一种复述工具，简单呈现复杂的社会现实，再穷尽想象也难敌社会现实的逼近挤压，蜷缩在小说背后的人反而是面目不清的。传世的文学作品多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但请看看它们的深度广度。思想力羸弱可能更是创作致命伤。躲在书斋，仅靠着网络报刊的社会新闻，或者茶室饭桌上的道听途说，作为积累素材的主要渠道，其实在动笔之前，便失去了新鲜，变得滞后了。

乔 叶：很久以前就想如果以“70后”为主题开一个会，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现在这个愿望实现了。真的坐到这儿，谈各种话题的时候觉得很茫然，大家说出的很多话像打出的一粒粒子弹。我认为不要太被各种理论什么的所蒙蔽，真正走在路上的时候还要自己一步步走。这样会议上大家群山合唱，然后每个声部有自己的声音。大家每个人都有子弹，每个人都让子弹多飞一会儿，我愿意中弹。

李燕蓉：或许没有哪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城市已达到密不可分的地步。多数艺术家的作品都会从他的记忆入手，他会找一个记忆的截点，那个截点在他看来或者说对他而言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而随后的创作会根据这个点逐渐扩大描绘、雕刻成一件可以表达他想法的作品。小说家架构的从来都是一个虚无的世界，但是它是可信的，可信从来不是照搬也不可能照搬些什么。“可信”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简单模糊的词汇，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比可信更重要。

周瑄璞：写作就是坚守自己的理念和创作道路及风格。因为时代变化太快，如果写作的要求与内容不断地调试、刷新，需要跟上风潮，否则就无法坚持自己，这样反而会丢失自己最鲜明的特征与风格。事实上作家也无法很快地调整自己，紧跟时代，以赢得更多认可与读者，那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写作就是以己为牺，以头撞墙，不是头破，就是墙倒。

卢一萍：我一直在学习怎样虚构一个故事，每个作家都在寻找能真实反映现实的虚构之路。事实的真实当然很重要，小说是创造一种假设的生活，这种假设的生活是在真实的条件下发生，派生出故事和细节，真实是虚构的源泉。小说虚构的品质主要来自于作家的经历、才华，来自于他对世界、生活和人生的看法，所以说“虚构是小说最真实的成分”。

赵 瑜：和我们身边的“70后”作家一样，欧洲的“70后”作家的小说叙事经验大都得益于阅读。比如葡萄牙作家冈纳鲁·M.塔瓦尔斯的《六故事》便有着塞林格的影子，黑山作家奥格年·斯帕希奇的小说标题《我们失去了雷蒙德——卡佛死了》，几乎是一篇为了纪念卡佛而创作的作品。欧洲“70后”的小说家所表现出的天赋和叙述经验，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甚至有些小说让我觉得失望，这也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共同的失落。叙术技巧同质化使得欧洲“70后”与中国“70后”的作家们的差异越来越少了，真希望我们的差异越来越多，因为美好是因为不同才丰富。

中国“70后”作家群体的成长期适逢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年，宏大叙事和西方价值观念表达都和这一代作家没有天然的对应关系。他们的文学表达既带有对于传统深深的眷念，又带着对于历史无尽的探究，更纠缠于当下芜杂纷乱的现实，同时还要面对新媒体带来的视听阅读的划时代变迁。在现代个体的维度上，新一代作家无疑对以上诸多问题采取瞻前顾后的写作姿态，他们对历史真实或者说对于历史本质的言说在巨大的困惑与坚韧的叩问中前行。

因情立体，即体成势——涵养中国文化自信力，抒发所来之地的历史

对于新一代中国作家来说，随着新世纪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的转变，重新理解中西方文明成为一种必要，而对于中国文化自身的重读和体悟则是中国青年作家进入全球文化语境的身份签证。这无疑恰恰印证了刘勰“因情立体，即体成势”的观点。“70后”一代作家在中西方文化平台上从事写作，他们切入历史的方式更具备现代个体的主体性和反思性。现代资本在吞噬中国传统伦理风俗的同时，现代文明的基本常识依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阙如。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裂变，仅仅对于过去传统净化式的追忆无法抵达当下社会最为幽深的区域。新一代作家更多将视域从纯粹的乡土、传统和伦理叙述，扩展到对于中国文化自身的探究和考量。

吉狄马加：中国作家协会不断深化改革，深化改革方案很重要一点，就是要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这些讲话要求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整个文学界和作家队伍要不断增强四个自信，文化自信对于今天特别重要。我们这一代作家既有优势，也有劣势。这一代的阅读范围广阔，对世界的了解便捷。与此同时，我们又进入一个消费和物质的时代，生活节奏快，呈碎片化状态，作家的心灵和灵魂怎样和这样一个时代对接，并且在对接过程中，尽量减少错位，这很值得我们去认真总结，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中国文化自身的重新回望。文化自信对于今天在座的“70后”作家特别重要。当下国际文化交流广泛，在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对话中，国家真正意义上增强软实力，还是要靠文化建设，要靠文学艺术，这样才能提升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希望“70后”一代作家自身要树立文化自信，另外确实要不断提升文学修养，进一步提高写作能力。在座很多作家都写出了非常好的作品，有些作品已经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我想未来中国文学的发展总是寄希望于年轻的作家，寄希望于具有创造力、思想开阔、具有丰富想象力的作家。希望整个中国文学发展能真正出现一些高峰的作品，出现一些跨时代的大作家，为中华民族全面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黄咏梅：感谢鲁院今天做的这么一件事情，将“70后”作家召集在一起，谈谈自身的写作。我们开始在写作中有了年龄感，表现在写作上，是对这个世界不断增加的参与、表达的愿望，恰恰在安静中谨慎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也是一个中年写作者的姿态。“70后”这一代作家，总是被人说写得太小，写得太日常，写得太没有责任感。似乎只会写当下，写自己，写人性。事实上那些看似重复、经验、模式化的日常生活，以及在作家笔下那些浓密的日常生活场景中，都显现着其不可剥离的文化属性，而文化就是历史的另一种存在，这些历史与当下的生活一直发生联系，并通过作家的主体感受和表达被赋予了新的价值和意义。我们用自己的话语讲述那些看不见的留存、割不断的传承以及如影相随的命运，写出那个不曾看到过的历史，从日常生活中聆听到的历史的回声。

哲 贵：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温州的文化格局是不够大的。我作为一个出生和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作家，无论在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必定会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和束缚。但是，作为我来讲，首先是领受了温州和温州文化对我的恩惠，也是现实生活和文学土壤对一个作家的作用，让我拥有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角度。大概有三年左右时间，我一直困惑于“格局”这个词，更困惑于如何突破温州文化对我的反作用。有一天，读《史记·太史公自序》时，突然似有所悟。温州其实只是一个支撑点，是体察这段历史和社会生活的支撑点，有这个支撑点，整个人就不会飘浮在空中。对一个中国作家来讲，可以吸收西方文化的各种营养，可我觉得真正的文学土壤还应该是先秦以来的道和儒，还有在西汉时期传入中国的释。

黄孝阳：传统小说的美学原有过辉煌，当下更臻成熟丰腴。它是对唐诗宋词里古典中国的传承及叙事，汉字的象形、会意之美是对人类文明的极大贡献。传统文本所承载的诸子、儒释道等，至今也在塑造着中国人最根本的性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承与发扬，是一个持续近百年的过程，是古老中国对世界的吃力打开。近30余年间，中国的小说家把西方同行几百年里做的事，用汉语及只属于他们的中国经验再做了一遍，涌现了一批值得后来者脱帽敬礼的文学经典。所以我总是不无偏执地认为，谁说当代中国小说是垃圾，那叫哗众取宠。或者只能说他被那些“集权的婢女”与“市场的妓女”弄花眼了。但问题是，传统虽好，已然匮乏。

李 浩：中国作家眼光更加开放，更加尊重知识智慧，不再简单依靠自身的经验。讲述中国故事成为相对普遍的自觉，作家更多注意到日常发声，对民族文化差异强调，对陌生化和独特的成长经验的强调。中国作家更加重视审美，小说必须是一件经得起拆解的艺术品同时又不显得做作。

阿 舍：写什么比怎么写要重要许多，我的作品背景越来越多地移向自己少年成长的西部戈壁，作品所呈现的文学主题逐渐集中于亲情与血缘、故土与记忆、家园与远方、身份与命运的原因。这种改变是基于我对自己能力的认知，是通过阅读和创作实践得到的认知。文本的话题也越来越集中于亲情、梦想、信念、身份认同，以及人的褪变与异化。对于这个转变与调整，因为它拥有过于突出的地域和时代特征，所以，力图突破地域和时代局限，让它们携带的情感，更朴素、纯正和真挚。

弋 舟：创作依然表明一个小说家的职业感和尚未消减的写作能力与虚构热情。写作令我进入了应有的工作状态——得以从纷扰的世相之中抽身，心怀莫名的伤感，沉浸在一个小说家应有的情绪里。如果说这种情绪异于常态，也并非在否定常态的合理，而是深感写作者岂能深陷在“常态”的泥潭里。谁都知道，“常态”会如何地消磨人。在这个意义上，写作便是对“常态”的抵抗。它让我的眼睛不只是盯着微信上的朋友圈，盯着貌似孤立的一桩桩社会事件，而是极目远眺，凝望那无论白昼还是黑夜都发着光的雪山。

黄孝阳：我们在进入一个现代性的社会。一个开放、多元、充满悖论，极其复杂的，且日趋复杂的社会；一个世俗趣味高涨、工具理性蔓延、拜物教横行的社会；一个不再询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而是询问“国家能为我做什么”的，个人即最高价值的社会。但我们的文学实践远远落后于这个现实。很多作家处理的还只是一个伪现实，很难理解这个当下，理解它为什么发生，为什么是这种悬崖瀑布式的发生，这种发生还将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波澜壮阔的现实；这种发生与中国人固有的性灵或者说文化基因又有一个怎样的关系，又将在何种层面上重新塑造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密码？作家应该关注社会的公共话题，探究人类共识的基本价值观，了解各学科所取得的最新成果，人类社会当下的形态及可能趋向……它也对作家的思辨能力、逻辑能力等提出更多的要求。作家不能再沉溺于书桌前的美学，沾沾自喜于那些乏味的叙事圈套。对公共话题的思维方式及语言系统，会让小说更丰富，会让作家有一种哲人的目光，起码思想与道德不落后于普通人。作家应该从每天都在野蛮生长的现实中汲取力量，这需要更多的智慧、理性和真诚的勇气。

东 君：我们的写作正越来越趋同，这与期刊作品之间的相互影响不无关系。中国文学期刊之发达，有赖于庞大的作家群体。但反过来说，期刊也在“支配”着作品。在这样一个新媒体时代，我们的文学格局、写作方式和发表途径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结果是，我们很可能会写得多，思考得少。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想试着从期刊所培养的文学趣味与固有习气中慢慢脱离出来，沉潜几年，写出几篇真正经得起掂量的作品。我感到焦虑的是写作中存在的瓶颈问题：一是我还能写多久；一是我是否还能写得更好。前者让我感觉到自身的局限性，后者让我看到写作这条路子的一种可能性。

计文君：文学资源对于作家创造的影响至关重要。某种意义上，小说创作本身就是一种对话，和此前处理此类问题的全部小说家的对话。这使得我们的写作免于一种无效的写作。这种要求生效的写作，对于小说家的文学资源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开始审视自己的文学资源构成，尤其对自己相当长时间十分依赖的中国传统文学资源进行了再次厘清，很多作品进行重读。此外，对于中外思想史上的经典作品进行了重读。另外增加的一部分阅读是新型经济著作，也增加对类型文学的关注。必须认识到，窗外的世界已经改变了。

东 紫：每一个时代出生的作家都注定将自身的文化气质与时代的文化基因相结合，进而通过直接的或间接的经验方式来呈现社会生活。“70后”作家身处社会快速的变革之中，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和数字化科技的应用，对人际关系、社会分工、城市和乡村的改变等等，产生着史无前例的影响。时代的大潮在我们眼前滚滚而行，尤其是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冲突、融合，及与之相关的抗拒、接受、反思，都与我们息息相关，既让我们感知到乡村经验的流逝和更新，也体会到城市经验的膨胀和自我消化；既体会到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带来的便利，也感知到在膨胀的物欲里被挤压被丢失某些精神元素的悲哀、疼痛和渴求。信息化的高度发达，既养成了作家的惰性，也使“天下无奇不有、天下无新鲜事”。这既使得全体国民的“人生经验”雷同性增加——不管是发生在城市还是乡村抑或异国他乡，只要网络能覆盖的地域，几乎都能同步获知，原本的所谓城市经验、乡村经验、地域经验、民族经验、性别经验或某些独特的领域经验等，被广泛传播的同时也被混合、淡化。这一代人的创作被所谓的“经验”围困之时，鲁院提出这个议题，让我们对自己的写作进行一次反思和反省。

新一代作家更加关注现代日常性经验所透露出的隐秘社会生活史，在对地域、文化、身份和传统的认同过程中，更新自己的文学资源，从知识结构、知性思考、人性深度和文学独特性等方面重溯经典，涵养中国文化自信力，抒发所来之地的历史。

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中国叙事”与“现代人格”的双向建构

中国启蒙话语可以上溯到清末民初的“新民”，经历“五四新文化”天真激进的话语阐释，“1980年代思想解放潮流”的反思内省等等，这些启蒙行为的实质和内涵今天看起来，有更多精英文化的理想主义色彩，带着强烈的概念化和思想先行的特征。但是启蒙国民、启迪国人心智的精神建构无疑一直有着明确的问题指向性和现实意义。正所谓“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新一代作家通过“中国叙事”，在文学文本中呈现和照亮转型时期中国人精神的成长，建构中国人的现代人格。同时，在更大范围内为世界呈现中国经验的独特性和普适性，从而凸显中国“70后”作家群体对于世界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韩春燕：到这里来，见识到“70后”作家阵容非常强大。文学史在时间长河中不断叙写，文学评论是一种文学史经典化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把优秀作家不断纳入到中国文学史当中，我们责无旁贷。《当代作家评论》面向当代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我们要设一个“寻找经典”栏目，提出经典化，讨论经典标准、经典化方式以及经典化存在问题等等。一些老作家，比如“50后”，已经迈入经典的行列，但是否是经典还是打引号的，没有经过漫长历史的考验，所有的当代评价最起码只是一个文学史的草稿。“60后”有一部分已经被锚定和塑形了，成为文学史的草稿了。“70后”作家群依然正在进行着筛选、锚定和塑形的过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将优秀的“70后”作家筛选出来，进入文学史的草稿。要更多关注新一代作家的创作，大家一起把“70后”作家群体的真实面目呈现出来。中国文学的大旗到了“70后”手里，一定能够发扬光大。大家共同携手，把中国当代文学史写好。

沈 念：写作与态度是密切联系的，如果一定有一样东西决定一个作家的文化影响力和受尊重的程度的话，那就只有“态度”。作家的态度像水中之盐，隐藏在作品之中。只有那些在写作中态度真诚、善良、勇敢和正直的作家，才能获得人们由衷而持久的尊敬。

于晓威：这一代作家历史责任重大，“70后”作家未来10年的写作是非常有意味的写作，作家是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人群，“70后”作家的创作应该呈现出更为自觉的状态。我们进入一个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确，这个社会分工从体制运作角度来讲，越来越细致的社会分工导致每一个工人对他最终生产的产品是没有荣誉感的，从而导致整个时代中，我们似乎找不到一个社会罪恶的分担者，同时也找不到一个社会荣誉的分担者。而现在，只有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拒绝了越来越明细的分工法则，以个人化的写作来呈现某种时代精神的完整性。

刘玉栋：这一代作家要想有这个突破的话，尤其是有大突破和大作为的话，长篇小说的创作是一个关键。长篇小说的宽度、厚度和复杂性是其他文体无法比拟的，对思想、社会、人性深度的呈现也是最为深刻的，期待这一代作家拿出更多优秀的长篇作品，以自身厚重的长篇写作走向世界。

石一枫：作家担负着知识分子的责任、批判以及精神反思的责任。伴随作家海明威出现的身份是游击队长，是满世界乱窜的文化人，甚至就是一条硬汉。对于同时代的作家来说，雨果和托尔斯泰几乎是两个圣徒。在提起鲁迅、茅盾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他们职业作家的身份，而是思想家，甚至就是革命家。作家还是应该有一种对自我身份的反思，不要被技术困住自己的思路，更不要被作家这种身份困住思路。作家应该兴趣广泛一点，关心的东西多一点，包括对时代、生活有更多的热情和反思。一个人要想从时代里溜走是很容易的，然而作家不应该让时代从眼前溜走，应该是有热情、有激情且有责任感投入到对时代的反思批判之中。

鬼 金：当下长篇小说写作繁盛，这些长篇创作提供了多种可能性的写作路径，这些都是时代的一个个胎记，可能是红色的，也可能是黑色的胎记。当下长篇小说创作到达了一个高度，但还不是理想中的高度。我更加坚定个人生命体验的写作，我写我，写个人的，也是写众人的，这是人类的某种生命体验。作家应该用自身的书写照亮自己，呈现个体在时代中的情绪。我试图用情绪而不是故事留下这个时代的痕迹。任何故事都是可能编出来的，但真实的情绪不能编出来，只能通过真诚的写作在文本中自然流露。

郭海燕：作为一名“70后”写作者，在迈向而立时，我深深感受到世纪之交，几乎就在国企改革阵痛期的同时，严肃文学也在遭遇着难以言喻的困窘、困惑，这让无数个体在遍尝社会转型期的特色苦乐时，历经着时代赋予的别样沧桑——这种沧桑，给了我最初的文学底色，打开并锻造了观察世象的文学眼光。在数字化、信息化、自媒体化的今天，我们写作者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裴指海：这10年来文学最迷人之处就在于众声喧哗。资讯发达，文化多元，价值观多样，自媒体火爆，每个人都急于表达。作家是用作品说话的，这也是表达。“70后”作家逐渐走上了舞台， “70后”代表作家多，代表作品少。这个判断简单粗暴，却也和流行的段子一样，有时也有道理。这可能与作家身处的现实及表达的现实有关。“70后”作家是最热衷于描述现实的，但很不幸，现实根本就不买他们的账。表面上看，这似乎理所当然，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社会文化观念，去年的社会观念可能和今年就不一样，相应的，文学作品也立即会“过时”。前几年还很优秀的作品，很可能很快就会被社会文化思潮从根本性上否定，没有了作为文学作品存在的合法性。作家面目各异，各写各的，说不定忽然有一天，伟大的作品就在伟大的时代出现了，我对熟悉的“70后”军旅作家充满信心。文学像服装、家具一样，使用久了都会生厌。一代作家引以自豪的东西在下一代的手里可能成为背景而失去其让人注目的地位。文学通过背离已经被广泛接受的正统而实现革新。作家是这样，有知识有文化的读者未尝不也是这样，他们也喜欢新奇的事物。我们必定会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一代的文学。

黄孝阳：小说只有摆脱说书人的脸庞，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艺术中的一种，才能向死而生。今天许多小说文本的思想深度甚至要落后于普通公众，除了自以为是的道德感，连起码的逻辑与常识都不具备，这怎么可能让读者对他们的大作有兴趣？小说家要在路上，要有对世界广阔性的追求，在这个奇异旅程中，不断地发现自我与另一个维度的事实，这是“广度”；“深度”是小说家终其一生要与之搏斗的事物。

小说是人类的精神产品，根源于人类对世界的不断认识，以及基于这个认识基础上的“对激情的赞颂，对美的迷恋，对神秘性的渴望”等。人类正在进化，文学亦不例外。写作者需要有其他的职业身份，否则他就是个拍惊堂木的说书人。这个职业身份提供着一群人理解世界的观念、视角与经验（他是对他们的概括），一个可以信赖、值得尊重的知识结构。说书人不是不好，但是犹如“读者体”与“知音体”，他们说的每个故事，与真正的智性与德性毫无关系。在这个蜂巢结构的信息社会里，文学，不仅是中国的文学，都在迎来一场根本性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