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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振杰:“末法时代”中的喧哗与骚动

来源:中国作家网 | 赵振杰  2016年10月10日15:05

《人类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7月版)是赵德发继“农村三部曲”(《缱绻与决绝》《君子梦》《青烟或白雾》)和“宗教姊妹篇”(《双手合十》《乾道坤道》)之后又一部全新力作。该小说构思奇巧、内容驳杂、结构恢宏、形式多变,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作者采用移步换景、散点透视的叙事策略来讲述故事,情节亦庄亦谐,人物有讽有颂,融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表现技法于一炉,将当代现实生活、中西方神话传说与地质学意义上的“时间简史”有机结合,使作品兼具现实关怀、历史胸怀和宗教情怀。

一、主题:“生态”警世钟

无论从小说的主题内容上还是从结构形式上看,《人类世》都称得上是一部“大”书。小说获启于地质学上的一个前沿性学术概念,但又不止于地质学范畴,赵德发凭借着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文学想象力,将小说扩容到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生态学、宗教、哲学、艺术等多个领域。文本信息量之大,叙事浓度之高,覆盖面之广,是当下许多长篇小说创作者所无法企及的。从宏观叙事上讲,《人类世》的主干线索大致有两条:一条是地产大亨孙参的罪恶发迹史,及其商业帝国从繁盛走向覆灭的全过程;另一条是地质学教授焦石孤独而艰辛的学术之路,及其对真理和良知的执着捍卫与坚守。然而,在这两条主干叙事线之外,作者又巧妙地运用“花开数朵、节外生枝”的结构技巧,穿插讲述了孙母王兰叶的“拾荒人生”、郭晓莲的商业转型、王思萱的“填坑救赎”、三教寺的“教主之争”、关亚静一家所面临的“三峡移民”问题等等,这些故事情节既自成一体,又彼此交织渗透,为读者绘制出一幅囊括古今中外、官民僧俗的当代浮世绘,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得窥测到现代社会中存在的诸多“生态”危机。

小说表现最为突出的当属自然生态危机。赵德发从“人类世”这个地质历史学前沿学术理论出发,借助小说家的如椽巨笔,通过移山填海、滥施农药、污染水源、竭泽而渔、残害野生动植物、制造核武器等诸多触目惊心的情节设置,尖锐而形象地指出人类的肆意妄为、暴殄天物。其中,孙参丧失生育能力、焦石长期忍受腰间盘突出困扰、孙母突患肺癌、真真反复发作过敏症、盈盈惨遭飞来横祸……则隐喻着人类如此肆无忌惮地破坏自然环境终将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人类世》另一个关注的重点是人类的精神危机。赵德发在小说中多次借人物之口提到“末法时代”一词。佛教徒普遍认为,末法时代是佛法日渐式微直至灭亡的时代,在此期间,它的表现形式就是正法面目全非,邪教甚嚣尘上,正所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作者借此隐喻当前时代出现的信仰缺失、道德滑坡、价值混乱、物欲膨胀、金钱至上、娱乐至死等种种精神症候。例如,孙参所鼓吹、兜售的“成功神学”,腐儒田德明与卫道士冀成鹤之间的“主教之争”,旧年同窗对船运寡头郭晓莲如蚁附膻般的吹捧与谄媚……都从不同角度折射出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大面积精神生态危机。

此外,《人类世》还对整个时代的政治生态、商业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知识生态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呈现,例如,官场中存在的权力寻租、面子工程、官本位思想,商场上存在的诚信缺失、恶性竞争、虚假宣传,社会结构上存在的贫富悬殊、阶层固化,学术教育界出现的行政干涉、思想禁锢、学术阉割……对于上述种种“生态危机”的深刻揭示充分体现出作家的知识分子入世精神与人道主义情怀。

二、修辞:视角与方法

近年来,反映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这一主题的作品层出不穷,然而,能够像《人类世》一样将现实与虚构、内容与形式、思想与修辞之间的艺术平衡拿捏得如此恰到好处的小说却并不多见。窃以为,这与作家多年来在创作实践所形成的文学经验与艺术自觉密不可分。赵德发在《人类世》创作谈中指出:“现实发生着变化,文学的表现内容与形式也必须变化。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不仅要将人类精神层面引起的惊涛骇浪或微波细澜尽可能的表现出来,还要在写作视角、写作手段上寻求突破和创新。”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讲,《人类世》之所以能从众多“生态”文学中脱颖而出,作家所采取的新视角、新方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人类世》采用了一种多视点聚焦的方式来展开叙事。这种叙事策略不仅可以增加故事情节的复杂性和人物形象的立体感,更重要的在于,它为小说文本提供了多种“折叠/打开方式”。例如,从情节叙事上看,小说主要讲述的是地产大亨孙参的商场浮沉,以及由他的“移山填海”行径所引发的一系多米诺骨牌效应;而从主题表现上,小说是以第十五章“人类世”为原子核,以地质学家焦石教授与其研究生关亚静之间的学术对话为催化剂,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核裂变”式的主旨辐射效应——整部小说的情节安排与人物设置亦可以说是对“人类世”理论的拓展与深化。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叙事话语具有鲜明的互文性特征。由于小说的叙事视点变动不居,人物身份又差别各异,从而使得小说文本中呈现出多重话语并置的奇特现象,其中包括宗教语言、科学术语、网络话语、书信用语、新闻报道、商业广告等等,这种跨领域、多声部的“杂语共生、混合共鸣”,能够鲜活而准确地呈现出整个时代的喧哗与骚动。其中,最具象征性意味的一组互文关系就是孙参“成功神学”话语体系与与焦石的地质历史学话语系统。前者以宗教为外衣,以欲望为推动力,深刻反映出“末法时代”中人类普遍存在的精神症候;后者则是以学术研究框架,以地球演进史为背景,细致描述了“人类世”里人类充满病态的生存景观。两者互为表里,相互映射,形成了一组彼此观照的镜像结构,从中我们可以清晰窥测到整个人类的人格贬值轨迹与精神异化程度。

三、人物:末法时代中的“反浮士德”形象

不知是何缘故,我在阅读《人类世》的过程中,总是会时常联想到歌德的经典巨著《浮士德》。在《人类世》开篇处,主人公孙参的宏图大志是要“立虹为记、填海造陆”,而这恰好也是歌德为临终前的浮士德所安排的最后一个愿望,即在海上建造一座人间乐园。巧合也好,有意也罢,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可以将《人类世》看做是对《浮士德》的跨时空“续写”。

按照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对“人类世”时间节点的划分:人类世应该肇始于18世纪晚期的工业革命。有意思的是,这恰好是歌德创作《浮士德》的时间(初稿始于1768年,第一部问世于1808年,第二部问世于1832年,前后共计60余年),从《浮士德》到《人类世》,前后相隔不过两个世纪。借此,我不禁产生了一个荒诞而又残忍的想法:如果浮士德先生穿越时空隧道来到200年后的“人类世”当会怎样,他是否也会成为另一个“孙参”呢?这个问题不亚于莎士比亚所提出的“哈姆雷特之问”。窃以为,《人类世》的创作价值即在于此。某种意义上讲,赵德发从文学史的角度建构了一个与《浮士德》遥相呼应的价值参照系,从中我们可以勾勒出一条“人”格下滑线,即一条“人”从“神”降格为“非人”的运行轨迹。

熟悉《浮士德》的读者都知道,这部恢宏的诗剧讲述的是深居学术象牙塔中的垂垂老者浮士德为了重获新生,而把灵魂抵押给魔鬼墨菲斯特的故事——墨菲斯特承诺满足浮士德提出的一切要求,但是当浮士德一旦说出那句“我满足了,请时间停下来吧”,他的灵魂将为魔鬼所有。借此机会,浮士德尝尽了人世间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先后经历了爱情生活、政治生活、古典艺术生活和“改造自然”生活四个阶段。就在沉醉于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中时,他不由自主得释放出满足的信号,然而,就在魔鬼即将收走他的灵魂时,天使降临,浮士德获得拯救。从中,我们可以深切感知到新兴资产阶级“人”格力量之强大,能量之充沛。在那个经历过中世纪暗夜和文艺复兴后的“狂飙突进”年代,“人”已从“神”的附庸中解放出来,成为“我思故我在”的大写的人,在浮士德对于“新生”的渴望中,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当时人们对感性体验和现世享受的肯定与重视。然而,“浮士德精神”并非仅仅局限于对形而下欲望的满足上,而是更多的体现在对形而上意义上的真、善、美的执着追求中。

反观《人类世》中的孙参形象,我们会发现,虽然他与浮士德都称得上是各自时代中具备强力意志的”大”人物,但又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个人物已经从“大写的人”异化为一个唯“物质主义”马首是瞻的“非人”,亦或是“物”(钱)的奴仆。在孙参那里,形而上的(宗教的、道德的、文化的)追求已经被彻底搁置,所谓的宗教信仰也不过是用来商业营销的幌子罢了;野蛮生长着的只剩下对于“性”与“物”的原始欲求与冲动。正如真真离他而去时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孙参你出身低贱,却期望过高;有些蛮力,但又过分自负,牧师讲的七宗罪,你占了好几条……你口口声声信奉的‘成功神学’其实是离经叛道,上帝保佑你,你就信它,上帝不保佑你,你就不会信它了。”如果说,浮士德还在“理智与情感”之间挣扎苦恼,并最终用强大的理性力量遏制了欲望的膨胀与泛滥的话,那么,孙参无疑是彻底打开了那个充满诱惑的“潘多拉魔盒”,并在“爱欲”的驱遣下,与人类的理性“文明”渐行渐远,最终彻底沦为发达资本主义时代中的“单向度的人”。

在此,重申一下我的观点:笔者并非是要将赵德发的《人类世》与歌德的《浮士德》简单地做写作水平上的臧否,而是旨在借助作家笔下的人物揭示出文学史中“人”的价值贬损现象,进而说明《人类世》在当代文学史中的重要镜鉴作用和警世意义。此外,需要强调的是,孙参这个人物虽然是一个“单向度的人”,但在赵德发的塑造中并非是”扁平人物”,而是一个集奸商、“西门庆”、孝子、父亲于一身的活生生的现代人,一个极富立体感与复杂性的“反浮士德”形象。甚至可以说,《浮士德》与《人类世》分别反映了不同时代中“人”的真实存在状态,浮士德与孙参都称得上是世界文学人物长廊中极具独特性与典型性的“这一个”。为了确保上述论证观点的集中性,笔者对此未做过多交代,在这里补缀几笔,聊做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