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朝花”的一段文字缘
霞染莲浦（国画） 陈其荣
2002年，我译了《理解、友谊、和平——池田大作诗选》，当年八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窃以为其中写得最出色的是《樱花缘·赠邓颖超女士》和《“心的金桥”——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光彩·赠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各位》。《樱花缘》写于1987年4月3日。下面引用两段：
“春光弥漫天与地/创价大学校园里①/缘深樱树怒放日”，“潇潇细雨洗万绿/淡红花朵愈鲜丽/清风徐来沁心脾/炎凉世态不介意/树名 ‘周邓伉俪樱’/满怀敬爱思念情/日中青年亲手栽/祝愿万代保和平/艳阳天里赏樱花/缅怀往事意绵绵/心中千花色缤纷”。
《心的金桥》写于1999年4月4日。池田大作先生在这首长诗中说明，当年三O五医院的医疗小组反对让他会见周恩来总理。然而，周总理高瞻远瞩。他知道，与池田大作面谈一次，对促进中日友好会有深远的影响。下面，引用两段以飨读者：“1975年11月初冬/来自贵国的第一期留学生/和创价大学的日本同窗/携手把樱树种/刚好一年前/北京适值严寒/我跟周总理交谈/是平生仅有的一次会见/由于心心相印/一分钟犹如一天/一句话不啻万言”，“总理支撑着病躯/与比自己小三十岁的我坦诚相见/‘因为您年轻/所以我非常重视同您交往’/语重心长/感慨无量”。
紧接着，周总理推心置腹地告诉池田大作，他年轻时曾赴日本留学，在樱花盛开的季节回到祖国。尽管有重访的愿望，恐怕很难实现了。
池田大作博士把周总理的愿望倾注在种植“周樱”上。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溘然长逝。池田博士化悲痛为力量，在《心的金桥》一诗的最后一段写道：“全青联的诸位重担在肩/光荣属于中国的青年/将二十一世纪/照耀得光明一片”。
我本人去过三次日本。第一次是1934年7月至1936年7月。1936年7月，当父亲在吃饭时向六个子女宣布，本月底回北平时，我们四个小的（四姐檀新十岁，我九岁，大弟学朴七岁，小弟学概五岁）高兴得放下筷子，满屋子转着圈儿跑。因为日本顽童总是脸上流露出蔑视的神情朝着我们喊：“支那人②！支那人！”
此事说明了，人在不满十岁时就有了民族自尊心。
1985年6月16日至转年6月16日，我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特别研究员，赴东京，在东洋大学研究一年日本近、现代文学。这时中国已走上了发展的康庄大道，任何不愉快的事我也没遇到。
第三次赴日是2012年。由于上了岁数，是与我的忘年交——柳琴女士一道去的。我们于10月11日动身，17日回到北京。
10月12日，我在弘前学院大学讲演，题目是《现代中国作家的挫折与信念——萧乾文学及其时代》，由该校教授顾伟良先生译成日文，15日参观了松本清张纪念馆，与阔别26年的馆长藤井康荣女士合影。1986年，她曾与我一道去拜访了松本清张先生。
令人难忘的是最后的一天：10月16日，在创价大学校园里，中国研究会的学生们举起写着“热烈欢迎”字样的横幅，摇着五星红旗，欢迎中国来宾们。
来宾有弘前学院大学研究科教授顾伟良与日本大学法学部中国语讲师、文学博士郑晓青（她是顾夫人），《光明日报》书画院秘书长柳琴，创价学会国际局外事部译员高于婷和我。我们和学生们在校园里合影。
我站在“周樱”旁说：“自从十年前翻译了池田先生的诗，我一直巴望将来访问创价大学，看一看‘周樱’。尽管这个季节樱花没开，各位同学快乐、开朗的笑脸简直像是盛开的樱花！”
我曾写过一篇桂冠诗人池田大作怀念周恩来总理的短文，刊载在2007年1月22日的朝花副刊上。池田先生多年来致力于促进中日友好，现任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
今年是《解放日报》“朝花”创刊60周年。沈扬先生的《他们、你们、我们，都和“朝花”有缘》一文，说得上是妙笔生花。可不是嘛，我同“朝花”的不解之缘，始于1956年。不过，我仅仅是个忠实的读者。改革开放后，才试着写上几篇勉强能发表的散文。我将坚持写下去。
2016年9月25日
①创价大学是池田大作博士创办，坐落于日本东京都八王子市
②据说是“秦”的转音，最初见于佛经。对中国的称。一般用于江户中期以后，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现已改用“中国”。ちやんころ（强可罗）才是对中国人的侮蔑称呼。据说是“清国奴”或“中国人”的转音，现已不用。那些顽童的家长不知道还有“强可罗”一词，否则顽童就会喊：“强可罗！强可罗”了。
——本文作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