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望春风
格非新作《望春风》，书名就很难不让人想起杜甫的《春望》，而扉页上的题名更有意从右向左排列，甚至将“风”字另起一行，用意所指实难再明。小说虽没有“国破山河在”的撕裂与沉痛，但“城春草木深”式的沉郁与悲凉在书中却时时可见。在文字的腠理间，情绪层叠翻覆、暗涌波澜，哀乐参半的中年心境笼罩着这部小说，而在作者疏离冷静的笔触中，江南农村近半个世纪的波澜娓娓不惊，悲悯与痛切在文字中缓缓蘖生郁积。杜甫的长安败破、格非的江南凋零，“春望”取的是“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哀国更甚；“望春”取的是“异乡憔悴,那堪更逢”，思乡更深。
趣 味
世间事，不离“成、住、坏、空”，一切坚固之物终将云散。《望春风》中的儒里赵家村本不属坚固之物，而只是一个随着历史的脉搏而颠簸起伏的寻常南方村落，主人公赵伯渝父母决裂，母亲远走改嫁，自己年少失怙，在村中随波逐流，边缘而卑微。格非曾在《人面桃花》序中表示，他更加关心“动荡年代里挟在革命浪潮中的卑微的个人，尤其是个人被遮蔽的自我意识”。在《望春风》中，革命的狂热与凌厉成了浅浅淡淡的远景，张狂与激情也只是偶然出现的点缀，甚至劳作的艰辛在小说中也极少获得表现。日常生活中的凡庸磨难、棱角狰狞被有意打磨得平整光滑、述而不论，而天灾人祸、婚丧嫁娶、村政权谋、通奸偷情这样乡村闾里中的“大事”、“传奇”则浓墨重彩、郑重书写，其消逝亦深获哀挽。所以，《望春风》显示出了一种追逐趣味性的品格，而所谓对江南农村终至溃败消散这一宿命的感伤，其实更多是对一种古典趣味消逝的感伤。在《望春风》中，不难看到《世说新语》《容斋随笔》《花随人圣庵摭忆》的影子。小说中更有一处闲笔，提到赵伯渝与父亲的惟一一张合影被“夹在了一本名为《梵天庐丛录》的旧书中”，而《梵天庐丛录》本身就是掌故笔记的经典之作，号称“弹没弦琴，吹无孔笛，集董老之掌故，作邹子之谈天。一草一花，入苏髯之诗话；半溪半石，类米颠之画船”。《望春风》中记述赵孟舒操琴、唐文宽避祸、乡村中的权谋与偷腥，无不有这种“谈掌故、说轶事”的趣味蕴含其中。而一旦叙事者所熟悉的乡村崩离、故人星散，“掌故”失去了聆听者，“轶闻”也失去了创造者，一切通途都变成了陌野，所有的趣味也就烟消云散。
因此，《望春风》之悲，在很大程度上哀悼的是一种文人趣味的逝去，这种趣味曾经深厚地根植于志怪、笔记、掌故之中，曾经在段成式、蒲松龄、郑逸梅身上得到继承和延展，却在最近的半个世纪里走上了末路。因此，整部小说的基调就必然是“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只不过，《卷耳》中浇块磊的兕觥换成了《望春风》篇末的孤独劳作罢了。有意思的是，这种纯粹的、对文人趣味的哀悼奇特地被改写为对乡村生活的眷恋，粗粝艰辛的稼穑生活也被置换为柔软温婉的趣闻和传说，与疮痍满面、风雨苍黄的历史相对照，小说不免有些目下无尘。
非 礼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古代中国士大夫一以贯之的志向，而这暗示着在朝堂之外，乡野之风之俗始终都是“有待于淳”的。事实上，无论在古代还是在《望春风》中所书写的那个时代，江南农村的原生状态都与所谓“淳美风俗”相去甚远。据沙文汉1957年的工作笔记载：浙江松阳县“一般农村妇女不想嫁给农民，初中有30%的女生却已订婚没出嫁，对象都是干部、工人及解放军……结婚的许多都不满十八岁，有的女子一年嫁了四次可以多得钱”。这种实录显示出村社自有生长之理、运行之则。对此类现象，无论是拿儒家道德还是社会主义道德来衡量，都完全称不上淳厚。对于江南乡村中的诸多“非礼”，《望春风》中的记述平静而殷实——小说对村中功利混乱的男女关系毫无臧否，叙述不动声色，任由各种欲望如植物般蓬勃生长，落笔处却丰满而沉重，对每一桩“非礼”事迹都表现得别有韵致。赵家村虽号称“儒里”，却不乏“非礼”，甚至可以说“非礼”才是赵家村的本相与主流。正所谓“民生厚而德正”，仓廪不实、衣食不足，贫穷和欲望令“道学”在赵家村几乎毫无存在的根基。
当然，同样的故事，换一种言说方式就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话语景观。如果不是以文人趣味为出发点，儒里赵家村的故事也可以如地方志一般写得可旌可表。但是，“文人趣味”与“非圣蔑法”本身就是同卵双生，以“雪夜闭门读禁书”为乐的文人也只有在突破禁忌、玩弄礼法的时候，才能更多地享受到纪实与虚构的愉悦。无论从创作动机还是故事本身，“非礼”对于《望春风》都是一种必须之物。因此，小说以禁忌始亦以禁忌终，始于主人公觊觎父亲情人的女儿春琴，续于春琴嫁入村中成为他的嫂子，终于两人暮年的灵肉结合，“非礼”在《望春风》中被呈现得欣然而自然。这种“禁忌之味”颇得世情小说的旨趣，格非自陈“追求《金瓶梅》式的叙事高度”，显然，不仅在文本的意义上，在美学品格上，《望春风》也充满着对前贤的追慕。
亲 邻
对复杂庞大的亲邻关系的描绘和利用，是《望春风》的又一重大特点。在小说里总计出现了50余个有名有姓的人物，这对一部体量仅为23万多字的作品堪称惊人，同时这也意味着《望春风》面临着写作技术上的巨大障碍——如何在不大的篇幅中组织庞大繁多的人物关系？如何在纷杂的故事中汇聚小说叙事的主线？如何在乱序的人物书写中维持读者的阅读动力？从小说本身来看，格非成功地化解了这一系列难题。对于这些人物的组织、安排和使用，《望春风》也称得上别有特色。小说基本以主人公赵伯渝为圆心，将故事的发展限制在单一视角之内，并以一种堪称平实朴素的态度和笔法将赵伯渝所遇所闻尽录书中，人物的倏忽来去也基本以赵伯渝视线的转移为转移，同时频繁利用插叙和倒叙来组织文本，以弥补单一叙述视角的缺漏。这样，在总体上使小说达到均衡严整。
但是，众多的面孔仍然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倍感坎坷，由于出场人物实在太多，而格非对人物的大名与小名、名字与绰号、正式称谓与日常昵称、职业身份与生活称呼的诸种对应完全不加任何解释说明，致使读者在阅读的进程中不得不频频回溯和反复思量，以使“人物”和“行动”形成对应。这实际上打断了读者的阅读连续性，导致缺乏代入感的读者频频陷入“不知何人所云”、“不知何人所为”的困境。而《望春风》本身的抒情质地又决定了小说通常会避免情节的连续性和故事的完整性，这又进一步加剧了阅读障碍。但格非依然坚定地选择了这种叙事方式，在《望春风》中，作者显示出了对“亲邻们”近乎偏执的迷恋，即便对小说阅读造成障碍亦在所不惜，这意味着以此种方式书写“亲邻”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读者阅读感受的重要性，或者说，格非试图通过这种书写方式来传达某种读者们业已陌生的经验和感受。
随着中国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和对劳动力的渴求，农民们一直被严厉管制的进城欲望得以解缚，于是乡村的败落已成定局。最有迁徙能力和最富冒险精神的青年、壮年和少年们毫不犹豫地迈向城市，只留下“386061部队”固执或无奈、暂时或非暂时地留守乡村。进城的农民努力成为“礼貌而隔阂”的城里人，原有的亲邻关系自然不复存在，相应地，附殖于亲邻关系上的种种乡村情感也就成了镜花水月，只待一首挽歌。而《望春风》则显示了一种复原“乡村情感”的固执企图：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熟人中间并知晓自己的地位，每一个人都能估算出苦难的重量并选择应对之策，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找到或该不该去寻找信任、依赖与同情。显然，这就是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所讨论的“安全而不自由”的“传统社会”。《望春风》在表现亲邻关系上的执拗，恰如其分地显露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症候，也只有这种具有古典精神的书写，才适合缅怀乡村中诸种不可再来的亲密。格非就像见证了维多利亚社会的狄更斯一般见证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变迁，并多少带着一点狄更斯叙写大卫·科波菲尔传奇的心态来叙写赵伯渝的故事，只是多了些“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的中国况味。
历 史
《望春风》全书四章，以第二章结束为界，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前两章以赵伯渝的边缘处境为基点，写儒里赵家村贫苦而平静的日月；后两章则直写主人公1976年离村后在南京的动荡人生，其间不断插叙赵家村各路人物的人生轨迹。在第二章的结尾处写道：女主人公春琴试图追上赵伯渝离村乘坐的汽车，但“汽车很快就拐了一个急弯”，“一段写有‘八字宪法’标语的红砖矮墙，遮住了她的身影”。
所谓“八字宪法”，又称“农业八字宪法”，见诸于1958年底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即“水、肥、土、种、密、保、工、管”，以图“一九五九年粮食、棉花和其他农作物大量增产”。诗人张永枚曾在1959年创作歌曲《毛主席是咱社里人》中唱道：“千山万水连着天安门，毛主席是咱社里人，春耕夏锄全想到，防旱排涝挂在心，‘八字宪法’亲手定，生产的道路细指引”，一时风靡全国。而在“文革”时期，“以粮为纲”的方针使“八字宪法”得到更加广泛的推崇，直接上升为“最高指示”并被纳入“两条路线的斗争”当中。可以说，“八字宪法”几乎就是新中国成立前30年的主旋律之一。
《望春风》选择在1976年让主人公离开村庄前往城市并将“八字宪法”弃于身后，显然喻示着某种世界连续性的断裂和个体生命的转折。作者还颇有意味地将小说第三章命名为《余闻》，可见，1976年以后的故事在作者看来不仅称不上新的开始，反而是一个时代的尾声。而小说主人公此后的际遇也是厄运连连——妻子出轨而离婚、自己下岗而失业、非法运营而遭遇车祸、担负赔偿而失去房产。赵伯渝融入城市的所有企图最终都是失败的，除了一个惊鸿乍现、去影无踪的沈祖英是他城市生活中的一抹亮色，他其余所有的遭遇都是挫折。与此同时，故乡赵家村也遭到名副其实的灭顶之灾，“浓稠的黑水……很快就将整个村庄变成了一片汪洋泽国。水退之后，地上淤积了一层厚厚的柏油似的胶状物……到处臭气熏天。”“不到一个月，村庄里已经是空无一人了。”
这样，赵伯渝就被悬置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格非甚至有意把赵伯渝车祸失业后的工作安排在距离老家18华里的“青龙山采石场传达室”，以展示这种悬置的处境。但必须指出，赵伯渝的人生经历与历史的潮流并不吻合，在现实中，城市扮演着一个榨取者和掠夺者的角色，通过给予乡村极少量的“跃出龙门”的机会，源源不断地廉价吸收乡村的智力资源。而很多以升学为手段跳出农门的乡村精英在城市里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后，他们对于乡村的怀恋和惋惜之情也就不免会多少绞合了些自矜与窃幸。而赵伯渝却是因为母子之情的阻隔与萦绕才来到城市，城市反倒担任了一个反哺的角色。也就是在城市里，赵伯渝得以在图书馆上班，得以读到几百本书，其阅读的品质也实现了从《书剑恩仇录》到《奥德赛》的转变。他之所以越来越有文人的趣味与品格，甚至能够在老年时开始动笔写小说，与城市的反哺是分不开的。
因此，《望春风》中呈现出某种奇特的、但也是真实的历史阐释：只有在城市中吸纳了足够的思想资源后，离开乡村的人才能够懂得何以以及如何怀恋乡村，那些缺乏这一机缘的人则“每个人做梦都想办个厂子，做点生意，一夜发家”。而且逆工业化的怀想也只能悬置于空中，“你把石头埋在田地里，不能指望它能长出庄稼来。你把尸首种在花园里，不能指望它能开出花来”。城市的病态制造了乡村乌托邦，而乡村却并非疗病之药。现实使乡村溃败以至死亡，城市病态而不断茁壮，而对于乡村的追忆与想象反倒因之不断蘖生，形成了新的神话。
可以看到，《望春风》叙写的依然是乡村的乌托邦，在写尽了“江南三部曲”之后，《望春风》依然与这三部曲存在着神话传承式的延续关系。城市的每一次扩大，都在为乡村乌托邦添砖加瓦，而这个乌托邦只能在文字里、在空中悬垂和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