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窑洞是黄土高原上的深邃眼睛。在陕北，在那片盛产红枣小米和英雄传奇的古老土地上，与土黄色的山、梁、沟、峁一样常见的，是窑洞；与戴着白羊肚头巾、叼着旱烟管的陕北老汉一样质朴的，是窑洞；与信天游一样充满神奇和生命活力的，是窑洞；与飞舞的红旗一样彪炳史册的，是窑洞。

我最初是在课本里认识窑洞的。印象里的窑洞带着五彩光环，在离我很远的地方离现在很远的地方熠熠闪光，但我又分明感受到了它的热量和光芒。这是怎样的一种情结啊！许多年里，我在南中国都市敞亮的教室或图书馆里，一遍又一遍地读解窑洞，读解陕北窑洞与中国革命、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而在一个金色秋天里，我终于如愿走进窑洞。

与课本里一样，延河依旧，宝塔依旧，窑洞依旧，窑洞里史诗般的壮丽故事依旧。在风起云涌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因了一大批革命者，陕北及陕北窑洞名扬天下，成为一个时代和精神的象征。

窑洞是不会忘记那些峥嵘岁月的，就像我们不会忘记那些人。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一个秋天，黄土原上来了一支以红旗为先导的部队。他们来自一些温暖湿润、植物葱绿的省份，荷着中国革命的万钧重托与希望，一路跋山涉水，一路喋血恶战，走了整整两万五千里。他们惊奇地打量着路边的一孔孔窑洞。窑洞也以惊奇的目光打量着他们。他们不践踏庄稼，不抢掠百姓财物，甚至在已经转冷的秋天的夜晚，他们也有秩序地露宿在外……

没过几天，另一支相似装束的部队过来了，领头的是刘志丹，两支部队兄弟般地融合在一起。窑洞由此知道了，这些打着红旗的部队叫红军。窑洞的门欣然为红军打开，来自遥远南方的红军战士被请到了热炕上，热腾腾的米酒摆上了炕桌。

摇把子电话装起来了，高粱秆似的电台天线架起来了，窑洞以前所未有的新鲜眼光注视着这支特别的部队。士兵们打着红旗唱着歌儿一批批地从窑洞面前走过，不久，电台传来他们打了胜仗的消息。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夏季。黄土高坡的夏天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绿色铺满了大地，连土窑的顶上都长出了绿草。这时，一个外国青年走近了窑洞。在白家坪的一孔窑洞前，这位外国人听见有人在用英语跟他打招呼，他有点吃惊地循声望去，看见一位胡子又长又黑的红军军官正用又大又深的眼睛热情地注视着他。红军里竟然有人懂英语！这位外国人喜出望外地与大胡子交谈，并得出了这个大胡子“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的结论。窑洞认识大胡子，知道他叫周恩来；过不久，窑洞也认识了这个外国人，知道他叫斯诺，一个正义感极强的美国记者。

斯诺极自在地在窑洞的视野里穿梭。他被邀请到毛泽东居住的依崖凿出的窑洞里，开始长达近三个月的对毛泽东的间歇采访。在斯诺眼里，毛泽东是个“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有一张“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把天真质朴的奇特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家和政治战略家”。令斯诺佩服的是，尽管在穷乡僻壤，对当时的世界政治，毛泽东却惊人的熟悉。他对于世界形势和中国抗战的预测，数年后大都变成了现实。在其后那些火红的岁月里，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窑洞里，写下了许多不朽的政治军事著作，指挥着日渐壮大的人民武装。小小窑洞，竟也容得下大大的乾坤。

斯诺给整个世界传达了一个震撼的信息，中共领袖和红军战士们在陕北窑洞里顽强地生存和发展着，“红星照耀着中国”！

于是，更多的外国人不远万里，走进了窑洞的记忆。史沫特莱、斯特朗、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路易·艾黎走进了窑洞，卡尔逊、方禹镛、阿洛夫、米勒、海伦、爱泼斯坦走进了窑洞……他们不仅给艰苦奋斗着的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各种支持，更从这里感受着一种在困苦的环境里乐观向上的精神。这是窑洞赋予的精神。

更多涌向延安、涌向窑洞的是散布在神州大地的知识青年。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们选择了延安，选择了窑洞。窑洞里没有好的生活待遇，却有高尚的精神、伟大的事业。沉睡千百年的黄土地被激越的歌声唤醒了，简陋的窑洞因报国热情和青春激情而变得美丽。

窑洞里，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窑洞里，办起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窑洞里，开设了鲁迅艺术学院；窑洞里，建成了兵工厂、被服厂、农具厂；窑洞里，开设了生产合作社和商店……窑洞包容了一个崭新社会所需要的一切。数以万计的人走进窑洞，迅速成长为革命战士；数以万计的人从窑洞走出，奔赴民族解放的前线。延河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人们，窑洞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人们。在窑洞的记忆里，这些革命者是永生的人，尽管他们中的好些人走出窑洞后，再也没有回来，永远也不能回来了。

而今，延安还保存着许多具有纪念意义的窑洞。在杨家岭，在枣园，在抗大旧址，窑洞向人们诉说着火红年代的火红故事。窑洞通常是一孔一孔连着排列的，土黄色的立面，门较小，开在洞面右侧，左侧往往是用毛纸糊着的窗户，门面上方的半圆中心，细木条勾出五角星的图案。中央首长们的窑洞与一般战士的窑洞并无多大差别，无非多个电话机、多张大床或多顶蚊帐而已。

在窑洞里，最常见的还是纺车和镢头。老延安告诉我，这是大生产运动的见证。在40年代那些物资极端匮乏的日子里，纺车和镢头保证了一个革命政党和一支浴血抗战军队的最基本的物质需求。站在窑洞门口，我想象着七八十年前的延安窑洞的夜晚。当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在延河两岸闪烁着灯光的土窑洞里，纺车声此起彼伏，伴着滚滚的延河水声，演奏了一曲曲战斗的歌，一曲曲充满希望的歌。而镢头则在忙完白天的农活之后，静静地倚在窑洞的壁上，聆听着纺车的吟唱。如果说大生产运动是一支高亢的交响乐，那么，窑洞里的纺车和昼出夜歇的镢头便是其中的最强音符。

中国现代史告诉我们，在长征结束之前的那些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人曾几起几落，历经了千难万险但不能自由把握自己的命运；自从中国共产党人走进窑洞，中国革命便显现了自己的勃勃生机，开始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征程。许多历史学家都很惊叹这样的奇迹。当然，窑洞并无奇迹可言，创造奇迹的是人。窑洞有幸，目睹着中国现代历史的根本转折；窑洞有幸，领略了伟人们指点江山的奕奕神采；窑洞有幸，锻造出一代鲜活正气的新中国人。

我们心情激荡地走向延安，走向窑洞。走进窑洞，其实是走进一段永不褪色的岁月；走进窑洞，其实是走进一片神圣的召唤；走进窑洞，其实是走进一种始自窑洞至今仍熠熠闪光的精神境界。窑洞，是最朴素但也是最恒久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