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图为根据王安忆同名小说改编的《长恨歌》电影剧照。(资料图片)

■编者手记

小说的逻辑是什么？如何看待故事与主题？ 日前，著名作家、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在宝岛台湾的中山大学开展数场文学讲座，聊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艾丽丝·门罗、阿加莎·克里斯蒂、苏童等中外名家，并以《百年孤独》《长恨歌》《逃离》等作品为例，娓娓道来小说创作中的经验与隐秘。

“30多年来，自己就在做一件事———写小说。我确实已经从最初的热情里，慢慢地冷静下来，向理性进取；也就是说，从一个文学爱好者，成为一个职业写作者。”王安忆说，既然成为职业写作者，就需要处理许多客观问题，理解文本与现实世界的关联。她觉得，小说家那么容易被生活的表象所吸引，同时向往传奇，如何调和这个冲突，大概就是对小说还能做什么的回答。

文艺百家获得授权，摘选刊发其中部分论述。(许旸)

马尔克斯在我看来是了不起的作家。他所虚拟的那个空间，对所有生命周期，发生和消亡，演进和异化，描绘了一幅基因图谱。

中国的寻根运动，不仅是在时间上偶合拉丁美洲文学大爆炸的发生。我也不能说寻根运动完全由拉美文学爆炸而引起，准确说是一个际会。那一个时间段里，同时发生许多事情，倘若要在乱麻中扯出一个线头，我以为就是湖南作家韩少功，是他一马当先提出寻根的概念。他写了一篇3000字左右的文章，题目叫作 《文学的根》，文章开宗明义写道：我们要寻找我们的根源，那就是文化。我很难说是这篇文章号召起寻根运动，还是归纳总结了当时文学写作的现象。当时似乎处处骚动，山西的郑义骑着自行车走黄河，沿黄河源头寻找文明遗迹；

杭州的李杭育虚拟一条葛川江，映照江南历史；韩少功写了一部小说 《爸爸爸》，意在开拓楚地空间。作家们不是田野调查就是搜索故纸堆，都在逼问自己，我们到底从哪里来，我们的民族是怎么形成的，我们的性格由什么规定，我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命运是源自何处何时……

我还得承认 《百年孤独》 对我们的影响，就像约好了似的，都以虚拟一个空间展开故事为形式，在我是“小鲍庄”，李杭育的葛川江，韩少功的 《爸爸爸》。《爸爸爸》 虚拟的是一个古老的村落，盛行巫术，有一个智障儿，仿佛藏匿着村庄的秘密，这密不可示的机关即是图腾，又是一个诅咒。还有一部重要的作品，就是山东作家张炜的长篇小说 《九月寓言》，同样是一个虚构的村庄。我以为马尔克斯给我们思想的启发，是从更广阔的

背景上寻求答案，在方法上则提供一个摹本，就是在虚拟空间中演出现实故事。我想这是我们受马尔克斯的影响，这是不能够推诿的。

马尔克斯在我看来是了不起的作家，我曾经在课堂上讲述 《百年孤独》，做案头准备，再一次分析小说的文本，更觉得 《百年孤独》 了不起。他所虚拟的那个空间，不只是映射拉美的历史和现状，还是对所有生命周期，发生和消亡，演进和异化，描绘了一幅基因图谱。他的能量比我们大，因为出发不一样，我们只是在文学阶段性发展中借鉴了他的某一个特质，而马尔克斯本人，可能有着更为强大的动因。

这个市井故事幻化成多好的小说啊! 能写这样的故事的人是短篇小说的精灵，苏童是，而我不是。

对一个决定以写小说为职业的人来讲，长篇小说一定是有诱惑的，但它是巨大的工程。一个写作者，尤其是职业写作者，如果不产出一部长篇小说的话，真的没有说服力。我觉得大约有一半是被虚荣心支撑的，但写作一部长篇小说确实需要比较大的能量。事实上，短篇小说也许更需要天赋，因为它体质轻盈，简直不是后天可以掌握，而决定于神来之笔。我不具备短篇小说的气质，我比较笨重，好处大概是有耐力，适合一块砖、一块砖砌长城那样的劳作。苏童就是一个有轻盈气质的人。我个人觉得苏童的短篇小说都是绝品，常人无法企及，但他同样也被长篇吸引，不停地尝试，所以我觉得长篇小说对每个写作者都是诱惑。

我记得苏童有一篇短篇小说，显然来自坊间传说。故事说年轻女工下夜班骑车回家，经过一段僻静马路时，自行车链子掉了，为难间就有一个年轻人出现，帮她修好了自行车，她很感激，把她的手绢递给年轻人擦手。从此她每天走过这里都会遇到这名男生，他会陪她走一段夜路，可是有一天男生没有出现，下一天又没出现，很多天过去，男生都没有出现。于是女孩循踪找去，不料走进一片墓地，其中一座新坟上放着她送给他的手绢。我以为苏童的小说 《樱桃》 就是来自这个故事。在小说里，骑自行车的是男孩邮递员，邮递员这个意象真的很好，有很多职业适合担任小说的职责，它具有隐喻性，像邮递员，他递邮件，就好像递送别人的秘密，有欣喜，也有哀伤，但他不能介入其中。苏童笔下的这个年轻邮递员，对待信件的态度十分认真甚至爱惜，他总是把信件叠得整整齐齐，然后按照地址去送信。他送信的路线必经过一个下坡，他就放开自行车的闸一下子溜下去，仿佛飞一般的感觉，所以他是快乐的邮递员。从坡道飞下去，是一道院墙，墙上有一扇小门，有一天门开着，站着一个女孩子。女孩子问他：“有没有我的信？”他问：“你叫什么名字？”但是没有她的信，女孩子很失望。他很希望下一天有她的信，但下一天依然没有她的信。结果有一天他走过院门的时候没有看见女孩子的身影，一连几天都没有，他心里很惦念，遗憾的是她等的信一直没有来。终于有一天他走进这扇门，打听有没有这样一个女孩。有个大伯听了他的描绘，说：“我知道，你跟我来!”结果把他带进了太平间，停尸床上睡着一个女孩。大伯说，这是个可怜的姑娘，已经去世很久了，一直没有人来领她。这个市井鬼故事，幻化成多好的小说啊，寂寞的青春，没有人给女孩来信，男孩手里有许多信，可并不是给她的! 能写这样的故事的人是短篇小说的精灵，苏童是，而我不是。

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在香港和汪曾祺老师一起游船，听汪老谈小说。汪老对于长篇小说的评价不高，他说：“短篇小说是把一个人必说的话说出来；长篇小说则是把不必说的话说出来!”他觉得长篇小说没什么值得去奋斗的。但那是对聪明人而言，假如是笨人，就只能干笨重的活儿。我觉得，也许中篇是我的强项，我不能像苏童那样轻盈地去写短篇小说，我写长篇小说对细节要求太多，看我的长篇小说会感到累，我自己也会觉得在局部是不是纠缠太久？ 但不纠缠又不行，到不了我要去的地方，也许5万字的体量，一部中篇小说，比较适合我。但是写长篇的野心总是在挑战我，所以我还是坚持写长篇小说。现在回头看，《长恨歌》 渐渐让我不那么满意，它的逻辑太清楚，而好小说的逻辑不是那么清晰，就像艾丽丝·门罗的逻辑往往是旁生枝节，在一个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开出花，结出果。

艾丽丝·门罗总是能绕过窠臼，超出规定好的逻辑，抵达意外之境界，这大约是女性作家的特质。

20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艾丽丝·门罗，早在爆得大名之前，我看到了她的短篇小说集 《逃离》，非常喜欢。短篇小说是一种走在刀刃上的艺术，它非常危险，非常容易格式化，对写了这么多短篇小说的人来说，不格式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她会不断跳进自己设定的窠臼里去。但是门罗很奇怪，她的小说总是能绕过窠臼，超出规定好的逻辑，最终抵达意外之境界。我觉得这大约是女性作家的特质，女性作家比男性作家更专注于内心生活，男性恐怕因为比较早地走上社会的中心舞台，需要关心外部的世界，外部世界往往是概念化的世界，而从内心出发的生活，那种微妙的逻辑，往往是在女性作家注意里，更确切地说，就是在女性作家本身。

《逃离》 中有一篇名叫 《法力》，特别地迷惑我。———被小说所迷惑的状态是很难得的，好的小说真的就是有魅力的，它会引诱你进到一个奇异的空间。故事说的是，一个有超能的女性邂逅一个梦想创造奇迹的男性，他们很合拍，这个男性希望能够在这个有法力的女性身上，实践他的科学大发现。不幸的是，法力在许多取证的实验中，渐渐减弱，甚至消失，爱情和生活都变得不堪，男性为摆脱女性，将她送进一所精神病院。最后的部分颇有意味，是以法力女性的闺密的视角呈现，仿佛她被传染到法力，也有了超时空的视觉，她看见法力女友被丈夫送去精神病院的场景。这男友在未告知女友送她去精神病院之前，已经签署好了文件，就放在他的上衣口袋里。女友看见临去医院时两人拥抱的场景，男友心想如果她还有法力，她应该能够看见隔着衣袋的文件———她隔空看物的能力常常用来帮助人寻找失物，他俩初次认识的时候，她就说出他衣袋里放着钱包，以及钱包里的东西———如果她能看见他口袋里的文件，那么就取消计划，不送她到精神病院，继续生活，继续研究，等待奇迹来临。结果女友没有表示抗拒，听从他编的疗养什么的瞎话，进了精神病院。那么，在闺密还原的情景中，就出现一个悬疑：难道她的法力真的消失了？ 假如法力还在，她怎么能够如此顺从男友的安排———她曾经去医院看望过女友，她平静从容地生活在囚禁中，这又像是具有法力，如果法力尚存，能够看见男友衣袋里的文件，识破圈套，她难道还会顺从吗？ 无论她知还是不知男友对她残酷的安排，事实上她都是接受命运，也许解释就是一个字：爱。当他要她的时候就去，不要的时候，她就离开。于是，爱变成了永不消逝的法力。

其实生活是有着许多未知的合理性，每一个写作者和生活之间各有通道，一个秘密通道，这个秘密通道进入生活的部分各不相同，可能这就决定了我们各是什么样的写作者。当我谈到小说逻辑的时候，常常处在矛盾的情形当中：我一方面想告诉大家要认识逻辑，另外一方面又觉得生活另有不可捉摸的逻辑，它很模糊，很暧昧，不知道藏在哪里，我们很可能会错过它。这是小说很具挑战性的地方，令人欣喜又令人折磨。或者这就是小说的乐趣。

小说的严格性不能以损失生活的具体性为代价，所以我特别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

我很迷恋推理小说的结构，它特别严格，我喜欢这个严格性。但小说的严格性又不能以损失生活的具体性为代价，所以我特别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

她有一部小说名叫 《ABC谋杀案》，非常奇妙。写一个连环案，这个连环案的设计颇具匠心。第一起案子的人名和地名都是A字打头，第二起B字打头，接下来发生了C字打头的。杀人犯根据顺序，把真正的谋杀对象纳入到字母系列里面，让人们忽略犯罪动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杀人犯。我欣赏波洛，但更欣赏那些高明的杀人者。他们设计的犯罪方案实在是太精确，也很精致，需要有超级头脑。但这一切不都是在作者的掌控下吗？ 我们当然知道事情不可能像在假想的推理小说里那样发生。现实生活有着计划外的逻辑，我还有比推理小说更高的期待，期待某种潜在于机械的“因为所以”之下的逻辑，生活里面的“因为所以”也许不像类型小说的“因为所以”那么严格，但是在涣散的表面下有着更紧张的内部关系。

有时候我们可以参照一下历史。我们觉得它的逻辑里有着太大的必然性，遮蔽了生活的具体生动，其实历史的发生充满了偶然性，因为它已经是那么一个不能够否认的事实存在，我们只能承认它的必然性。我个人觉得小说是从生活中产生，远远超过人工能够设计，而类型小说是人工设计的作品，而我们的野心却是，希望创造像历史一样随偶然性发生、最终又走向必然结局的故事，这样的逻辑很难寻找踪迹。

李安的电影 《饮食男女》 挺有意思的。大家都以为这个老头 (朱老)是要和那个女孩子的母亲 (梁伯母)相好，可结果却是和梁伯母的女儿锦凤好了。这时候回头去看，所有的细节都是征兆。我非常欣赏一个细节：锦凤的小女儿上学带便当，朱老总是拿他自己做的便当把她的便当换下来，锦凤的女儿每次吃得干干净净，然后锦凤也发现了，她说：“你肯定有做饭给她吃，因为我的女儿从来不会吃完我做的便当。”有一个镜头就是朱老在吃锦凤做的便当，他用筷子拨了一下里面的菜，一看就是不怎么能引起食欲，可是一个男人能够把一个女人做得那么难吃的东西全部吃下去，除了爱情，还能有别的解释吗？ 我很喜欢这种逻辑，这种逻辑是发生在你想象不到的细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