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与“文化自信”
一
我们说新时期以来建构出了一种多元化的文艺批评生态，这大抵是符合实际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这种“多元化”的背后其实掩盖着另一个问题，即一些文艺批评越来越缺少鲜明的立场，许多批评成为了一种“不及物写作”，他们中间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和思维方式还停留在20甚至30多年前，对变动不居的世界和中国本土的现实丧失了基本的认知能力，只是驾轻就熟地操持着一种表面华丽机智，内里含混暧昧的批评话语，一方面竭力迎合知识精英和大众的流行趣味，另一方面却对那些勇于揭示时代境遇的作家和作品视若无睹乃至刻意贬斥。正是因为批评这种“犬儒化”的现象，才助长了文艺创作的娱乐化、消费化和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倾向，导致了批评的价值和立场双重缺位，从而也拉低了文艺批评的整体思想水准。
文艺批评的价值和立场的双重缺位，带来的后果就是当下的文艺创作成为一种失血的文学，呈现出“不能承受之轻”，文艺也丧失了对当代社会的介入能力。在这种情形下，要求文艺进入公共视野，参与到文化建设进程中去，就成了一种奢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把希望转向青年批评家群体身上。从五四、抗战，新中国成立初期直至80年代，每当历史处在关键的节点时，青年都是最具有敏感性的群体，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对紧迫的时代课题，对广大人民的冷暖和呼声最先做出敏锐的反应。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涌现了一批非常好的青年批评家，这些批评家的身份构成可能比较复杂，有的跻身于学院内，有的只是一种准民间或者业余身份，有的很少在主流报刊和各种会议上露面，更多的则活跃于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上。但他们的批评立场及话语方式充满了活力，具有一股不可遏制的勃勃生机。他们很少闪烁其词，王顾左右而言他，也较少受到利益的羁绊，对文艺现象和作品的判断精准、凌厉、有力，具有一剑封喉的“杀伤力”，显现出青年人所特有的锐气和勇气。
近年来，网络文学和新媒体的出现，对传统的文艺创作和批评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许多批评家可能还不太适应，但青年批评家恰恰在这方面具有自己的优势，他们除了立场之外，还有一套与传统文艺批评不一样的话语，而且更擅长运用网络新媒体发声，并创造出了一种以面向网民为主要活动空间和城市文化青年、草根文艺大众为主的喜闻乐见的批评样式和批评话语。
这当然是青年批评家得天独厚的优势，但需要警惕的是，一部分青年批评家也身居于学术体制内，批评活动很容易受制于其评价体系，比如说报选题和项目，有的项目可能不是主动选择的，甚至与其兴趣和立场是相悖的，但出于特定利益的考量，还得去做，因为对于大多数体制中人来说，批评活动不仅是一种审美和价值判断，还是一种利益和话语权的占有与获取，批评家处于各种各样的利益链条当中，很难真正摆脱，这是个事实。所以，新一代的批评家首先应该努力摆脱专业主义的桎梏，从学院和学术体制走向公共文化空间，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寻找激发批评活力的源泉；要善于将学术话语转化成公共议题，为体制化、专业化和模式化的文艺批评开拓出新的空间。
二
60年代出生的作家和批评家，是新时期文学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但在接受西方知识和经验方面其实跟“70后”、“80后”没有多大的区别，那时候我们在大学学的也全是西方的东西，什么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符号学等等，都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那一套话语，可以说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写作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一些先锋派作家的早期创作跟翻译作品差不多，像是从卡夫卡、博尔赫斯作品那儿移植过来的。到了90年代以后，一些人开始逐渐把目光转回到中国的现实和文化传统。9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学在市场经济启动以后，曾经有一个短暂的不适期。后来出现的新写实、新状态等等，都可以看作是对80年代文学爆炸和90年代现实的反思，体现了一种企图回归中国经验和传统的努力。但这种努力十分有限，表面上形成了众生喧哗、多元共生的文化局面，但这种“多元”只有方法论的意义，价值观上其实只有“一元”。也就是说，表面上我们好像经历了一个从西方回到中国自身经验的过程，但在价值立场上仍然没有摆脱西方的影响，很多人是用西方人的眼光看世界、看中国、写中国和评中国，而不是用中国人的眼光，对中国自身的认识还不如100年前罗素的思考。这的确有些匪夷所思。我读过罗素的《中国问题》，这本20世纪初叶出版的书，其中有些观点对我们今天如何认识西方以及中国自身的传统，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启示意义。
三
前两年我在新西兰认识了一个叫道格拉斯的退休老头，交流过程中，我问他对中国了解多少，他脱口就说到Mao，他年轻时对中国的认识，首先就是毛泽东，那个年代不少国家，都在通过各种途径接受中国价值观的熏陶和影响。像法国巴黎，60年代的欧洲政治和文化中心，以萨特、福柯为代表的一批西方知识分子，都曾经是“毛主义”的追随者。不久前，法国一批作家到武汉，我们在一起座谈，其中有个作家，1939年出生的，经历过巴黎的“五月风暴”，属于萨特和福柯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方式与众不同，他很关心中国的文学，特别问到中国是否存在一种介入和批判现实的文学？（这里的“批判”含有建设的含义）他显然是带着一种批判知识分子的立场提出这个问题的，我们不难感觉到一种左拉和福柯式的思想家气质。
我谈这些是想说明一个事实：中国曾经在文化政治上与西方平等相待，哪怕是争吵或对峙，都是一种平等的姿态。我并非主张重回冷战时期那种剑拔弩张或你死我活的政治对决。但缺乏历史感的自信是脆弱和虚妄的。今天的中国要想在全球化背景下建立“三种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还得从我们曾经拥有过的历史传统中寻找和汲取力量。不是简单地返回，而是在新的起点上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