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鲁迅——鲁迅研究的新动态
2016年是鲁迅先生逝世80周年。半年多时间里，发表的各类文章数以千计。以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为例，搜索“鲁迅”主题，2016年1月至8月份，有858篇论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达561篇。搜索“鲁迅研究”主题，2016年1月至8月，有70篇论文。而同时期，“郭沫若”主题搜索结果为161篇论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为193篇。“郭沫若研究”主题搜索结果是24篇论文。“茅盾”主题搜索结果为113篇论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有89篇。“茅盾研究”主题搜索结果为1篇论文。从上述数据对比中，可以看到，“鲁学”之盛，不只是说说而已。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没有哪一个作家研究能够像鲁迅研究那样吸引大批研究者，投入巨大的时间、精力，进行研究。也没有哪一个作家研究，能够像鲁迅研究那样，获得如此多的学术资源的投入。2016年，围绕纪念鲁迅诞辰135周年暨逝世80周年而展开的学术研讨活动，上海有复旦大学中文系与《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组织的“拿来主义与文化主体性:从鲁迅传统看中国与世界”——纪念鲁迅诞辰135周年暨逝世80周年高峰论坛；北京有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鲁迅研究青年论坛，围绕“作为方法的鲁迅及学院派研究的未来”论题，展开了学术研讨。国内一些重要的学术期刊，像《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学术月刊》《探索与争鸣》《北京大学学报》《鲁迅研究月刊》《文艺争鸣》等，刊发了专题研究论文。与这些研讨活动相呼应的，还有张梦阳的三卷本《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的出版，李静创作的话剧《大先生》在北京首演，中国美术馆与鲁迅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纪念鲁迅的美术展览，上海组织有关鲁迅主题的中学生作文竞赛等。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鲁迅并没有远去，鲁迅的影响依然强大。
在这股强大的“鲁学”潮流中，学院中人表现强势。以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双重组合所构成的方阵，牢牢占据着鲁迅研究的话语权。像朱正、钱理群、王富仁、陈漱渝、孙郁、汪晖等，都有关于鲁迅的论文和学术发言面世。诸多研究者在鲁迅研究领域的发声、亮相，显示着研究者的价值导向。鲁迅研究引人注目，但并不意味着集体认同程度的增强。以《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6-7期刊发的13位研究者对鲁迅研究的论述看，很难说有一种共同的价值认同，反倒是因对鲁迅研究的着眼点不同，更加清晰地凸显出研究者各自的价值立场和学术取向。有的研究者喜欢借鲁迅来说事儿。这种借机说话的方式，在中国文学研究传统中，并不少见。但问题在于学术研究的学术性不能被很多时下的流行话题所遮蔽，否则，在研究中会喧宾夺主，失去了鲁迅研究的学术价值。以鲁迅研究为例，当我们今天纪念鲁迅，侧重点在什么地方呢？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有什么新的进展呢？史料和研究视野毫无疑问应该受到重视。在鲁迅研究方面，这半年多的研究成果中，重要的新史料的发现，几乎难见，但在史料辨析方面的真伪意识，有所加强。像朱正先生著文，提到与鲁迅相关的一些史料，需要重新认识，尤其是第三国际解密档案中的相关材料，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鲁迅30年代的思想。事实上，已经有研究者指出，台湾国民党党史馆的特种档案以及“国史馆”解密的戴笠档案等材料中，有关内容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和研究包括鲁迅在内的现代作家的思想和处境。如果说学术研究的生命在于真，那么，材料的真实是重中之重。对比之下，鲁迅研究在这方面还是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2012年列入国家社科重大研究项目的“《鲁迅手稿全集》文献整理与研究”，由原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王锡荣负责，其出发点是希望在史料梳理方面，能够进入到一种系统状态。
对于当下中国人文学术研究课题化的病症，鲁迅研究者有不少尖锐的批评。在2016年4月中国传媒大学举行的鲁迅青年论坛上，钱理群教授发表《鲁迅的当代意义与超越性价值》的讲话，他认为鲁迅是一个将自己的思想与社会实践结合得非常紧密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研究鲁迅不仅是研究，同时也是“生命共同燃烧”。当下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中，以课题形式出现的非学术干预现象，表现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反思研究的代际问题以及民间—学院研究问题，具有现实针对性。
上述研究总体上是学者面对面，即作者和读者对象大都是同一群体。有关鲁迅的传记，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一直延续至今，数目已突破50部，这50多部鲁迅传，侧重点不同，取得的成绩也不同。但如果说有什么不足，文学性的不充分大概是共同的毛病。在普通读者的记忆中，那些优秀的传记作品都有过人的精彩之笔。这里所说的传记作品的文学性，可能与文学作品的传神效果有关。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