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知识分子观的价值重估和当下意义
1908 年，鲁迅在《破恶声论》中提出了“伪士”这一概念，什么是“伪士”？ “伪士”身份是民国前后的“士人”、“新党”，他们往往留学西洋东瀛，将口号、名词、言论、学说、主义等挂在嘴上，但只是“外在于己身”的“半生不熟的名词”，同他们的实际道德操守相违背，“只偷一些新名目，以自夸耀，而其实毫无实际”，鲁迅痛斥之为“假此面具以钓名声于天下”的“伪士”。而对于那些留学英美、自称为“特殊知识阶级”的正人君子和文人雅士，鲁迅是将他们排除在知识分子之外的,他们的西装革履包裹的不过是旧中国士大夫的灵魂，充当的是帮忙帮闲的旧文人角色。1927年，鲁迅在一篇《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中，对这些知识阶级进行了批判：“我看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这里的“知识分子“事实上不是鲁迅所肯定的真的“知识阶级”，而是假的“知识阶级”。从鲁迅的上述定义来看，鲁迅所批判的假的“智识阶级”或“伪士”，其典型特征是并没有把追求知识和真理本身作为目的，而是把口号学说主义等作为工具来钓名，缺乏独立不倚的品格，在行动和思想上无一定的坚持、原则与操守，左右摇摆，随机应变，表里不一，抱着骑墙的犹疑态度，其目的只是为了一己的生存或实际性的利益需要。那什么是真的“知识阶级”呢？鲁迅认为，“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
鲁迅的“知识分子观”的时代价值显而易见，但却需要重新估定，更充分地认识它的价值和意义。鲁迅的“知识分子观”不仅仅具有现实针对意义，即不仅仅针对的是鲁迅所生活的时代的“知识分子”，更具有强大的穿透力、辐射性和普遍性意义，对当下的知识分子同样具有参照作用和批判性价值。在当今社会中，鲁迅所批判的那些无原则、无坚持、无操守、无担当、只图一己私利、缺乏公共关怀精神的知识分子更是大量的存在，甚至比鲁迅的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高度技术化的当下社会，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正在削弱甚至消失，拉塞尔·雅克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认为，美国社会真正的危机是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正在消失，它被专业化程度过高、狭隘的学院专家们取代。拉塞尔·雅克所提及的这一危机现象也体现在当下中国，除个别人外，知识分子在公共事务面前普遍保持沉默，陷入了可怕的整体“失语”状态，背后乃是“种种利害”的精明考虑。
如果说当下“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正在走向沉沦，那么“学院派”知识分子会怎样呢？他们学术研究的目的，到底是如陈寅恪那样“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还是如鲁迅所说的那样——“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以自夸耀”、“假此面具以钓名声于天下”，把追求私利作为最终的目标？学术研究已经沦为谋利的手段、钓名的工具、夸耀的资本，而纯然忘记对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追求。由此我不得不想起鲁迅当年对“伪士”、对假的“知识阶级”的批判，不得不折服于鲁迅批判的犀利性、深刻性和前瞻性，不得不承认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批判仍具有鲜明的现实当下意义。
（作者系泉州师范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