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鲁迅是反抗席卷世界的“质化”倾向的一面旗帜。在他反抗“质化”倾向、正确处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的毕生战斗中，给我们做出了四点示范：（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反对“瞒和骗”的反虚伪精神。（二）看事情总比别人深刻一层的科学的思维方法。（三）通过科学的反思精神，获得精神的自觉和思想的独立。（四）位置和方略确定之后，注重实力，以“缓而韧”的持久精神去实现反抗“质化”倾向的目标。如果再进一步简化地概括，则是两点：理性与韧性。

21世纪新时期的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过去对鲁迅价值的估量在各个时期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但已经不完全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有必要在前人的基础上重估鲁迅的历史位置及其价值，提出既契合鲁迅本体又切合时代精神的新的口号。

重估鲁迅的价值，应该从什么视角和观点出发呢？

我认为应该从人的大历史观角度去进行估量。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历史”概念由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克里斯蒂安首次提出，意指从宏观的角度探究过去。中国学者认为，大历史研究与中国传统的“究天人之际”思想相呼应，研究前景广阔。探讨的是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地球的形成，研究人类的起源，探求与人有关的一切事物。其中心是人。

要探讨人的问题，则须从“高更三问”出发，回答三个问题：人从何处来？人是什么？人往何处去？

(一)人从何处来？

鲁迅是中国现代惟一一位从一开始就以人和科学的历史作为研究起点的作家。

鲁迅发表的第一篇文言论文就是《人之历史》，刊于1907年12月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河南》月刊第一号。原题为《人间之历史》，署名令飞，收入杂文集《坟》时，改题为《人之历史》。

在这篇论文中，鲁迅极其明确地回答了人从何处来的问题：既不“如中国古说，谓盘古辟地，女娲死而遗骸为天地，则上下未形，人类已现”，也不如“西国创造之谭，摩西最古，其《创世记》开篇，即云帝以七日作天地万有，抟埴成男，析其肋为女”，而全力阐释了达尔文、海克尔、赫胥黎等先进科学家的进化论学说，认为：“知一切生物，实肇自至简之原官，由进化而繁变，以至于人。盖人类女性之胚卵，亦与他种脊椎动物之胚卵，同为极简之细胞；男性精丝，亦复无异。二性既会，是成根干细胞，此细胞成，而个人之存在遂始。”“故进化论之成，自破神造说始。”“达尔文《物种由来》成，举世震动，盖生物学界之光明，扫群疑于一说之下者也。”

这充分说明：鲁迅从一开始就在人从何处来的问题上，排除了东西方的“神造说”，认定人是物种演化而来的达尔文的进化论，站在了人类科学的前沿。

继《人之历史》之后，鲁迅又在1908年6月出版的《河南》月刊第五号上发表了论述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论文《科学史教篇》，署名令飞。这篇论文指出了科学对于人的发展与完善所发挥的作用：“故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时泰，则为人性之光；时危，则由其灵感，生整理者如加尔诺，生强者强于拿坡仑之战将云。今试总观前例，本根之要，洞然可知。”“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

总之，早在20世纪初叶，鲁迅在南京读《天演论》时，就接受了赫胥黎的人本复归思想，脑海中深深刻下“人”的概念，弃医从文后则站在人类科学的前沿，正确地回答了人从何处来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一位中国现代作家能与鲁迅比肩。

（二）人是什么？

人究竟是什么？鲁迅在探讨人从何处来的同时，就开始更为深广地探究这个问题。在《人之历史》中就说过：“一切生物，实肇自至简之原官，由进化而繁变，以至于人。”在《科学史教篇》中，进一步说：科学是“神圣之光”，“人性之光”。“故科学者，必常恬淡，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一切无有，而能贻业绩于后世者，未之有闻。”受到科学训练的人，具有“恬淡”、“逊让”的优良品质，是不同于一般人的有理想、有神圣感的自觉的人。没有这样的品质和自觉，能够给后世留下业绩的，是从来未曾有过的。

鲁迅毅然弃医从文，正是因为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他“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

鲁迅这一重大的人生决定，就已经明确回答了人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仅仅具有人的体格与语言，还不能算“真的人”。真正的人，必须具备健全的自觉精神。如果精神愚弱，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不能算作人。因此，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第一要著，是在改变国民的精神。自此，鲁迅开始了改变国民精神、即改造国民性的文艺运动，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鲁迅毕其一生，始终将人与精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08年8月在《河南》月刊第七期上发表、署名迅行的《文化偏至论》，首次提出了“质化”现象，辨清了物质文明与人的精神之间的关系。文中鲁迅并不否定物质文明是人类生活的基础，肯定它是“现实生活之大本”，然而如果“崇奉逾度，倾向偏趋，外此诸端，悉弃置而不顾”，就会“失文明之神旨，先以消耗，终以灭亡，历世精神，不百年而具尽矣”。19世纪后叶以来，这种弊端果然愈益显著，所有事物，无不“质化”，精神日益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们对客观之物质利益，趋之若鹜；而对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加反省。看重外物，放弃内德，取物质，遗精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无不乘之萌动，使性灵之光，愈益黯淡：19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大概如此罢。所谓“质化”，就是人的物质化与物欲化，虽然物质文明是人类生活的根本，但如果崇奉过度，倾向偏至，忽视人的精神，就会被物质所奴化，成为物的奴隶，钱的奴隶，某种外在形态，如名誉、地位、学历、身份、牌号、标志等等的奴隶，出现物欲横流的“质化”现象，产生极坏的恶果。另外，一些规章、制度、程序等等起初制定时可能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先进性，但后来被凝固化、形式化、物质化，也可能变成“质化”的束缚人的缰索。因此，鲁迅提出了反抗这种“质化”现象的纲领：“立人”思想。斥责“竞言武事”、“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者，为“辁才小慧之徒”。主张“根柢在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而人无精神不立。总之，只有立起具有自觉精神的个人——英哲，才有望扭转“质化”的倾向。

而在1908年2月和3月《河南》月刊第二、第三号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上，就将人与精神合为一体了。在这篇论文中，鲁迅发出了对“精神界之战士”的呼唤。其实，他自己就是荒寒中国的“精神界之战士”！有刚健、沉邃之精神，才能称之为“真的人”。

而发表于1908年12月5日《河南》杂志第八期上的未完稿《破恶声论》，又讲明“精神界之战士”应该是把心声、内曜、白心作为出发点，致力形而上的精神追求的“英哲”和“明哲之士”。并提出了“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的思想，这一思想与章太炎“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之间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就是说要实现人的自觉，应该以个人为根基，只有个人有了自我，才可能促发大群的觉醒。

由此可见，鲁迅在从事文学运动的起点上，就已经是一位反抗“质化”倾向的“精神界之战士”了。但鲁迅的奋斗，又与哲学家、理论家不同，他不是通过理念化、富有科学逻辑的理论著作传达他的精神哲学，而是以文学诗化的方式潜移默化人们的精神世界，使之悄悄地逐渐悟觉，发生变化，实现人的自觉。因此，可以用“精神诗性”一词概括鲁迅一生的创作。这是鲁迅的特征，也是他的思想和作品传播广远、经久不衰、始终深触人的灵魂、不断引起波澜的重要原因。

精神不同于思想。我们说鲁迅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思想最为深刻的作家，是很对的，但远远不够，还有一些作家思想也很深刻。但如说鲁迅是位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精神诗性”的作家，就更恰当了，因为他几乎是惟一的。思想是一种思维力和洞察力，精神却是一种升华到宗教层面的境界，充满了希望与绝望的悖论，是世俗逻辑的反向同构，以黑暗为光明，以坚忍为逃亡，以苦难为欢欣，以绝望为希望。文学是通过内面即黑暗的精神同道抵达上天，这就是文学希望之路，也是中国文学获得拯救之路。但在这条路上，我们的传统资源几近无有。所以中国的所谓批评家往往攻击鲁迅的黑暗，就连鲁迅自己也认为自己的作品太黑暗，生怕贻害了青年读者。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鲁迅抵达了几乎无人可及的精神的近乎宗教的层面，成为孤绝的“精神界之战士”。

鲁迅毕生就是按照这一宗旨奋斗的。

被称为反封建第一篇宣言的《狂人日记》，也可称为继《文化偏至论》之后反抗“质化”倾向的第一篇“精神诗性”的结晶。

《狂人日记》发表一年多以后，即1919年11月，《新青年》六卷六号发表了吴虞的《吃人与礼教》。这篇文章尖锐、鲜明地把吃人与礼教这两个看来对立的概念，醒目地提取出来，并列在一起，又举出历史上种种吃人的实例，之后都归结到礼教的残酷本质上来。吴虞本人是“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的著名斗士，所以他的疾呼产生了巨大的精神震撼力，但也引起后来对《狂人日记》的误读，误以为鲁迅借狂人这一精神形象把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概括为令人惊悚的“吃人”二字，是肉体上的人吃人。其实，这无形中降低了鲁迅的精神意义。鲁迅在这里主要指的是人在精神上的相“吃”。《狂人日记》并没有否定整个中国文化传统，而只是对精神“吃人”的糟粕进行了锐利的抗击与剔除。

这样读解《狂人日记》，就会看到鲁迅一开始就从根柢上将整个旧有的精神文化系统翻转了。第一声呐喊就具有深刻的“精神诗性”，从整体上反衬出了鲁迅的超凡脱俗的伟岸形象，与一般文化人鲜明地区别开来。

《阿Q正传》则直接提出了在早期文言论文中出现的“精神”，把阿Q的思维方式概括为“精神上的胜利法”。鲁迅弃医从文时立志“改变人的精神”，经过十余年的深邃沉思，终于结出了硕果。“精神上的胜利法”这一概括，是医治中国人乃至整个人类精神弱点的一剂良药。

从精神哲学的高度，审视“精神上的胜利法”，就会发现鲁迅创造阿Q，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高略德金、歌德创造浮士德，以至莎士比亚创造哈姆雷特、塞万提斯创造堂·吉诃德、冈察洛夫创造奥勃洛摩夫等等，尽管艺术方式、手法各呈异彩，所提炼的人类精神特征多种多样，但都是深入到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幻想与现实这一哲学根柢中去，塑造出既有活生生的具体性又表现出普遍人类精神特征的典型人物，“发现人身上的人”，达到了一种深刻、透明、超越的哲学境界。然而《阿Q正传》又不是一本理论著作，而是一部形象化的文学作品，鲁迅“精神诗性”的颠峰之作。倘若鲁迅不写成《阿Q正传》，而写成论析人类的普遍弱点——“精神上的胜利法”的学术理论著作，也会成为理论经典，但却不可能传播得如此之广，影响如此之深。

文学实现其使命的重要手段是塑造典型人物。经过巨大的精神炼狱和艰深的文学“炼化”之后，鲁迅终于创造出了阿Q这个“善于改变精神”的精神典型，进入世界文学史上也寥若晨星的“鬼才”之列，成为世界级的经典作家。作为一位反抗“质化”倾向的“精神界之战士”，鲁迅为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精神改变做出了永彪史册的历史功绩！

在中期的杂文创作中，鲁迅在《忽然想到六》中提出“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但接着又在致青年朋友的《北京通信》中申明：“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意思很明确，就是虽然“物质文明，即现实生活之大本”，但绝对不能“崇奉逾度”。

然而，面对物质生活压力，不屈就、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是异常艰难的。鲁迅在《彷徨》创作中，凸现了这种困难：《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年轻时同朋友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但后来却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给人教自己当年激烈反对的旧书混口饭吃。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自己，怕会不认自己做朋友了——然而自己现在就是这样。《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曾经被人说是一个可怕的“新党”，但为经济生活所迫，为了活下去，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做了杜师长的顾问，每月的薪水就有现洋80元。最终很不妥帖地躺在棺材里，令作者耳边总有一种声音：“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鲁迅自己承认里面有自己的影子，他切身感到了精神与物质之间的两难困境。

这时候，鲁迅又提起“质化”的问题，但改称为“硬化”：“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倘不彻底地改革”，定然落后于勇于改革的国家。(《出了象牙之塔》后记)所谓“硬化”，其实就是“质化”到严重地步时出现的一种僵硬状态，格外禁锢人的精神，使精神僵化，失去生气勃勃的活力，无法冲出牢笼，自由飞扬，独立驰骋。

鲁迅始终强调人的精神的解放。把人与精神的自觉紧密联系在一起，是鲁迅贯串毕生的思想。

1921年，他在《〈狭的笼〉译者附记》盛赞“俄国式的大旷野的精神”。这种“大旷野的精神”，实质上是与蜷缩在“狭的笼”中的奴隶精神相对立的，与其他作家提倡的“大荒原精神”是一致的，同是一种独立、自由的自觉精神。鲁迅又在《华盖集·通讯》中说“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也正是认为中国缺乏俄国知识分子的那种“大旷野的精神”，多是蜷缩在“狭的笼”中的“精神奴隶”。

鲁迅痛感中国人的精神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禁锢奴役之下日益萎靡锢蔽，1924年11月，在《苦闷的象征》引言中写道：

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但中国现在的精神又何其萎靡锢蔽呢？

是的。没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也就没有大艺术、大学术。没有思想的自由，精神的独立，蜷缩在思想的牢笼中，精神状态萎靡锢蔽，哪里能够创造什么真正的艺术和学术呢？而鲁迅在《野草》中的《过客》里所大力张扬的大荒原上的“过客”精神，恰恰就是这种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是精神解放的最高标志。

《过客》也鲜明地表现了鲁迅对反抗“质化”倾向艰巨性的充分估计：连女孩给的一小片破布这样的微薄物质也不要，生怕成为自己精神的负担，只是听从来自内心的“前面的声音”的呼唤，“明知前面是坟，却偏要走。”告别众人，独自远行，向野地跄踉地闯过去，夜色跟在他后面。“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在走，不停地走……

在现实生活的物质夹缝中，反抗“质化”倾向，坚守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是多么难啊！的确是“反抗绝望”！

鲁迅后期转向左翼，其内因其实是反抗“质化”的倾向所推动的。

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正是资本主义大规模进入中国的时期。在这个时候，兴起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有其历史的必要性的。

资产阶级起，必有无产阶级与之对抗；资本主义兴，也必有社会主义与之抗衡。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世界上的事情无不充满了悖论。肯定某一方，而否决另一方，使世界成为单一、静止的，是不可能的。因而，鲁迅倾向左翼，不仅不应予以否定，而且应该看作是他反抗“质化”倾向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进一步行动。实际上，鲁迅上世纪初叶在《文化偏至论》中所批判的“19世纪末叶文明”，恰恰是资本主义潮流。从中可窥见到鲁迅后期倾向左翼的内在动因，也会明白鲁迅此时是在告诫中国文化人不要跟着潮流跑，做资本主义的“走狗”和奴隶，而应保持自我的独立性，抵制资本主义腐朽的一面。如果完全在资本逻辑支配下、听任资本疯狂掠夺财富，使商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关系全面商品化、“质化”，导致精神的颓丧与信仰的缺失，我们这个星球便没有希望了。鲁迅晚年喜欢看电影，当作最方便的娱乐，也当作补充的精神食粮。在谈话中，也在通信中，常常提到。但他极其憎恶美国影片中庸俗的、资本主义的堕落的东西，如“获美”、“得宝”和在“野蛮”人中猎奇以及“怪诞”、“色欲”之类，而喜欢看根据普希金小说改编的《杜勃洛夫斯基》，赞扬其中的反抗精神。

鲁迅写于晚年的《故事新编》中的《采薇》《出关》《起死》三篇透视出了“精神逃亡”的寓言式结构。其“荒诞感”越来越浓烈，其实正是“精神诗性”越来越强烈、深刻的表现，折射出了鲁迅晚年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最深刻的逼视、反省和拷问。《起死》最为深刻，通过哲学家庄子与被起死的汉子之间的对话反映了一个极深的道理：汉子复活过来之后，首先做的事就是向庄子要衣服穿，要饭吃，庄子只好狼狈逃走。这是鲁迅在精神与物质之间关系的一种更深的反省：到底应该怎样处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呢？呐喊与彷徨、希望与绝望、确信与质疑的矛盾一直贯穿了鲁迅一生，促使他的思想越来越深化。《起死》就是鲁迅思想深化时，对其一生从事的启蒙的思想追求的一种自我反省，又是对所谓民众的怀疑。精神与物质的两难困境是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的。人是要以精神为主导，但要活着就必须有物质保障；而在有了物质基础之后，又不能忘了只有具备精神的主导，有了灵魂，才能算是人。只要人类存在，这个难题就始终摆在面前，应该怎样处理？鲁迅愈到晚年，对这个难题思考得愈深刻，具有一种令人战栗的穿透力。

鲁迅后期否定了尼采的“超人”学说，认为“他发了疯”。(《拿来主义》)但他始终对尼采蔑视的“末人”同样持批判的态度，在《由聋而哑》中说那些反对绍介国外思潮、翻译世界名作、堵塞运输精神的粮食的航路的人，是“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聋而哑，枯涸渺小，成为‘末人’”。而所谓“末人”，就是意指一种无希望﹑无创造﹑平庸畏葸﹑浅陋渺小、信奉奴隶道德的病态的人。也就是毫无精神追求、一心贪恋物欲、猥琐鄙陋、卑劣浅薄的鼠辈“小人”。对于这种“末人”，鲁迅自始至终是鄙薄的。

那么，鲁迅后期理想的人又是什么样的呢？

他在《门外文谈》中说：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在《拿来主义》中说：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已经不用早期的“英哲”、“明哲之士”表达，但与《科学史教篇》中称“科学者，必常恬淡，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是相通的。

(三)人往何处去？

人往何处去的问题，鲁迅早期是模糊的。他在《文化偏至论》中只说：“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但究竟怎样才能建立“人国”呢？他并没有具体的回答，甚至存在错误的想法。如林非先生在上世纪出版的《鲁迅和中国文化》中所分析的：在充分肯定鲁迅“尊个性”的主张的同时，又必须指出他“排众数”的命题局限了思想的扩展，以至发展为“绝义务”的无政府主义观点，由此说明“鲁迅从正确的起点出发，却裂变出了某些谬误的结论，正是他当时思想不成熟的一种表现。”这一分析是符合实际的。鲁迅当时才27岁，怎么可能像有些人所说的已经形成什么成熟的思想系统呢？他不可能脱离当时的时代环境，不可能不受到当时一些错误思潮的影响。然而像鲁迅那样始终沿着自己注视“人”的精神契机的轨迹往前走去，锲而不舍地深入进某个侧面的深层，就已极为了不起了！

到了中期，鲁迅对人往何处去的问题有了较为具体的答案：1919年11月，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提出的“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把生存作为“合理的做人”的基本标准。他的生存、温饱、发展观，也就是幸福、合理观。要想获得真正的幸福，“单有‘我’，单想‘取彼’”地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是不行的，必须“合理的做人”。做到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并且正确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于自他两利。这应该视为鲁迅的本原思想，是他对人往何处去的问题所做出的最朴实也最精准的回答。

而1925年在《灯下漫笔》中，则大呼“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他呼吁青年为了创造没有奴隶、也没有奴隶主的“第三样时代”而奋斗！

具有这种理想是很对的。但是怎样实现“第三样时代”呢？

《灯下漫笔》结尾说道：“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这就未免情绪化了。进步、合理、文明的社会，是不可能通过“扫荡”、“掀掉”、“毁坏”得来的。鲁迅不是政治家，不能要求他提出人向何处去的具体方案，能提出问题并把“改变人的精神”的宗旨在毕生的文学活动中贯彻到底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人不同于动物，不能放纵己欲，而须有法律的管制，道德的约束，精神的主导，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人必须有人的灵魂。倘若没有灵魂，又无管束，为所欲为，任性纵欲，就会成为失去精神的禽兽不如的东西，便不是人了。

一心追求金钱利润、“票房价值”，是肯定产生不出好作品的。当下之所以少有好的文艺作品出现，主要是因为缺少精神和灵魂的内核。作者如此，观众和读者也如此。不解决精神和灵魂的问题，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好作品。真正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是精神的执著追求者。既为作家，就该淡泊一些，甘于寂寞，只有把个人对于物质以及虚名的欲望压制到最低标准，精神之花才得以最完美的开放。

即使有钱后，也应该静下心，用沉静的心去创造一切，而非完全是物质的欲求。对于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则应该加以精神的引导，提高价值取向，不要沉醉在色情和暴力的游戏里。只有如此，才可能创造出杰出的精神文化作品，并达到为群众所接受的目的。

一位日本的鲁迅研究家也在呼吁：在刚开始模仿欧美的20世纪初，鲁迅学习欧洲浪漫主义诗人的尊重个性与抵抗的精神，呼吁抵制欧美在近代的扩张，强调接受欧美文化过程中保持主体性的重要性，并积极践行。苏联解体、东欧发生经济危机以后，以美国作为标准的全球化席卷东欧。东欧国家的人民也与他们的先辈一样进行抗击。这时候，如何才能既不丧失自己的主体性，又能进行思考与行动呢？我的回答就是：鲁迅文学可以解答我们的疑问。

鲁迅是反抗席卷世界的“质化”倾向的一面旗帜。在他反抗“质化”倾向、正确处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的毕生战斗中，给我们做出了四点示范：（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反对“瞒和骗”的反虚伪精神。（二）看事情总比别人深刻一层的科学的思维方法。（三）通过科学的反思精神，获得精神的自觉和思想的独立。（四）位置和方略确定之后，注重实力，以“缓而韧”的持久精神去实现反抗“质化”倾向的目标。如果再进一步简化地概括，则是两点：理性与韧性。

在这个时刻，重估鲁迅的历史位置及其价值，提出鲁迅是反抗“质化”倾向的“精神界之战士”的口号，既契合鲁迅本体又切合时代精神。以鲁迅那“反抗绝望”的悲壮精神反抗“质化”倾向，力挽人类精神的颓势，在当下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