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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逝世3个月，纪念文章1000余篇。此后直至抗战结束，数量也不稍减，且多有大家巨子之声。

蔡元培《记鲁迅先生轶事》寥寥900字，将小说翻译、古籍整理、美术研究几项说得清清楚楚。特别指出收集整理“汉碑图案的拓本”，“于中国艺术史上，很有关系”，后来提倡木刻、编选北平笺谱乃一脉相承，眼光独到而犀利。鲁研这一领域至今不够理想，就因为缺少蔡元培这样懂美术的大家参与。1938年《鲁迅全集》蔡序较《轶事》更全面，补充了《轶事》略过的“新文学开山”的定谳，关于创作则提出“字句之正确”之说，虽向来被忽略，实则把握了鲁迅文学的精髓。

蔡元培是代表，其他如陈独秀、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等旧同事和亲近者的文章也都“无取乎复述”，不溢美、不夸张，要言不烦，皆有洞察。许寿裳、周作人回忆录相互辉映，至今还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最权威的材料。

1936年7月，捷克青年汉学家普实克请鲁迅为他选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作序，并推荐一篇谈鲁迅在文学史上地位的论文。鲁迅本想用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但瞿文太长，又专论杂感，不大合适，就嘱冯雪峰写一篇，于是有了冯的短论《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其中有言，“中国旧有的好的文学传统及丰富的中国历史演变的教训，也深刻地影响着鲁迅的文学与思想。他的文学事业，有着明显的深刻的中国特色，特别是他的散文的形式与气质。其次，在文学者的人格与人事关系的一点上，鲁迅是和中国文学史上的壮烈不朽的屈原、陶潜、杜甫等，连成一个精神上的系统。”鲁迅笑曰“未免过誉了”，但“没有将这一点涂去”，而让许广平誊抄一遍，与自己的序言一同寄给普实克。第二年许广平寄还原稿，冯看到墨笔修改，大受感动，遂正式发表，“附记”里还进一步发文：“谁能够否认鲁迅比屈原、杜甫更伟大！”这不啻提前批驳了“断裂说”“激烈反传统论”，也开启了研究鲁迅与中国文学传统之关系的学术传统。

这一阶段，郭沫若写过鲁迅与《庄子》、李贺的文章，周作人、齐燕铭、陈子展等写过鲁迅与章太炎及晚清文坛的文章，蔡元培提出鲁迅与乾嘉学派的渊源，其他上至远古神话和诗骚传统，下至现代文坛乃至中国文学将来者与鲁迅的关系，都有人谈过。可惜这一文学史宏大视野后来缩小了，鲁迅被锁在“现代”的笼子里，前不能与古代沟通，后不能与当代接轨。这是鲁研最大的悲剧，而冯雪峰此文也就益显其可贵。

鲁迅逝世，伏处日本的郭沫若立即发表《民族的杰作——纪念鲁迅先生》，“吐出”他“直觉的见解”：“鲁迅先生是我们中国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几天后又以日文作《吊鲁迅》，称鲁迅是“精神上的大哥”，忏悔过去“做后辈的小弟，对于大哥的诧斥，也不时执拗而有所辩答”，以至引出世间关于创造社与鲁迅的“流言”。郭承认流言非空穴来风，乃是“我们不德所致”，而鲁迅一死，不能“负荆请罪”矣！郭氏作文虽夸张，但上述两篇真情扑面而来，不能不令人动容。

“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这是郁达夫《怀鲁迅》的名言，代表了所有热爱鲁迅的读者的心声。郁达夫还有一篇《鲁迅的伟大》：“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鲁迅全集》还未出版，郁达夫心中已有一部！郁氏论鲁迅实与冯雪峰相通。类似的话，今日“古典文学研究者”大概不敢也不愿说了吧？

再看茅盾，他说“正在成长途上的文艺青年固然从鲁迅的文学遗产中得到教益，即使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长的既成作家，也正在从鲁迅的文学遗产中继续得到教益。比他小16岁的我，不消说，是从他那里吸取了精神食粮。我常常想，每读一次鲁迅的作品，便欣然有得。再读，三读乃至数读以后，依然感到一次比一次有更多更大的收获。”卧病乌镇，未能参与鲁迅葬礼，但茅盾的怀念、敬仰与研究，尤其现身说法，阐明现代作家与鲁迅的精神联系，足以弥补遗憾。

茅盾还写过《“奴隶总管”介》，透露《答徐懋庸》信中“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的“奴隶总管”典出电影《亡命者》，并敦促其人快快“觉悟”。众所周知，这是说周扬。和徐懋庸一样，鲁迅死后周扬压力也很大，周扬及其亲近者一直无法消除不被理解的委屈，稀少的纪念文章仍可看出弦外之音。直到1939年，周扬才发表《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限于理论说明，总觉隔膜。1941年《精神界之战士——论鲁迅初期的思想和文学观，为纪念他诞生六十周年而作》则非常精辟，是《坟》出版之后最早给予综合考察的高质量论文。周扬本人很看重，晚年与赵浩生对话，还坚持认为鲁迅早期论文已显出天才特点。周扬谈鲁迅，也有个性。

“怨敌”们并未沉默。叶公超《鲁迅》一发表就遭李何林痛击，其实并无不恭，只是心平气和说了个人见解，景仰之情溢于言表。施蛰存以精神分析法探索单四嫂子性心理，严肃细密加以反驳的竟是陈西滢！在鲁迅单篇作品“细读”史上，陈西滢分析《明天》的文章堪称典范。

1938年《七月》发表毛泽东《鲁迅论》，向来推为鲁研史一件大事。但“封圣”并不自毛始，一年前苏雪林就说左翼已将鲁迅塑造为“空前绝后的圣人”。毛的推崇是政治家雄图大略，也代表了普遍意见。竹内好观察到“文坛的统一”因鲁迅之死而实现，“这是‘文学革命’以来第一次没有争论的文坛。”“没有论争”是暂时的，暂时的一致推崇也并非完全因伟大死者瞬间发出道德感召力所致，其中仍有大家巨子们平心静气的思考。

“鲁迅研究”已逾百年，而1936年鲁迅逝世到抗战结束的文章今天仍值得一看。那时候“强有力者”开始发声，但毕竟不想也不能定于一尊。那时候专家学者很多，但纯学院派很少，都在文学潮流中，并非在潮流之外发不痛不痒的议论。也有怀疑和否定的声音，但比起大量真诚深邃的崇仰与研究，显得多么不值一驳！如今是行礼如仪的推崇，嘁嘁喳喳的噪音不能畅所欲言，难以显出真相，不知情者反而觉得似乎还有几分货色，这就如病灶一直“捂”着，危害更久更深。那时候“现代文学”大家巨子们正处在各自生涯的巅峰，看他们谈鲁迅的文字，不仅可知后来一些观点如何定型，还可以看出另一些渐渐被遗忘的真知灼见，其实为今天所不可企及。

这是鲁研史上“大家批评”之一页。是“大家”批评，而非一家或几家，并具有大家风范。那时候，小家子气还没有什么位置。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