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鲁迅对于左联从成立到解散的态度，可以发现一些非常矛盾的现象。比如，他与创造社刚刚还在激烈论争，突然就联合筹建左联；他刚刚与对手握手言和，却又在左联成立大会上批评对方；他积极支持使用“左翼”的名称，但是又说左翼容易变成右翼；他承认左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翼，自己却不去参加左联的社会活动；他与左联前期领导人关系都很好，而与后期领导人关系却越来越糟；他开始那么赞赏徐懋庸，后来却痛斥他；他对周扬很有意见，按说萧三来信要求解散左联，他应该欢迎才对，可是他却反对解散左联；左联解散了半年后，他却还予以充分肯定，并说左联还在发展；他私下埋怨左联，公开场合却极力维护它……鲁迅对左联的态度，可说是又爱又恨、又疼又骂、又顶又踩、又热又冷。而外界对鲁迅与左联的关系，有称为“盟主”“旗帜”的，也有视为“老头子”“绊脚石”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左联的发言人

自从左联成立，鲁迅是公开代表左联发言最多的人。鲁迅第一次公开谈论左联当然是《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他提出了3点意见和3点建议。之后鲁迅再次谈及左联，是1931年4月刊登在《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上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抨击当局杀害左联五烈士的。其中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这里对左联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高度评价，着实有史诗般的意味。这时候，左翼文艺运动正处于第一个低谷，有人转向、有人躲避，鲁迅却冲在了最前面，发表了这样一篇宣言式的文章，成为整个左联在低迷中最大的亮点。

差不多与此同时，鲁迅又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可说与前一篇异曲同工。鲁迅宣告：“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文章历数了当局打压左翼文艺，疯狂捕杀左翼作家，用尽各种手段，仍然毫无用处的真相，并揭露了当局的荒唐逻辑。而“左翼文艺有革命的读者大众支持，‘将来’正属于这一面”。“这样子，左翼文艺仍在滋长。但自然是好像压于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样，在曲折地滋长。”向世界昭告中国左翼作家们正在用鲜血书写中国的新文艺，与底层大众共命运，并得到将来。行文气势恢弘，荡气回肠。这是当时左联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最强烈的声音，显示了鲁迅作为左联盟主的风范。这是左联其他任何人所没有做到也无法做到的。

1931年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又专门谈到左联：“去年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的成立，是一件重要的事实。”鲁迅高度评价左联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在1932年底的《论“第三种人”》中，鲁迅旗帜鲜明地站在左翼的立场上，面对有人诬称左翼作家拿“卢布”变为拿资本家的钱，鲁迅说：“现在我来说一句真话，是左翼作家还在受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法律的压迫，禁锢，杀戮。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残”。须知，在那个缇骑遍地的白色恐怖下，鲁迅这些话都是足以让他坐牢的。

1933年，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多次提到左联。在同年6月的《又论“第三种人”》又明确为左联作家澄清：并非“愚蠢横暴”，也并未“把第三种人当做唯一敌手”，既是为左联澄清恶名，也是提醒告诫左联。在1933年春出版的《两地书·序言》里公开宣称：“我现在是左翼作家联盟中之一人”，言下不乏自豪之情。7月20日《伪自由书·后记》引《社会新闻》“披露”说杨邨人化名柳丝写的《新封神榜》受到左联警告而中止，鲁迅轻蔑地说：“左联”会这么看重一篇“讽刺”的东西，而且仍会给“叛‘左联’而写揭小资产战斗之旗的杨邨人”以“警告”，这才真是一件奇事……现在这“小资产战斗”的英雄，又因了“左联”的警告而不再“战斗”,我想，再过几时，则一切割地吞款，兵祸水灾，古物失踪，阔人生病，也要都成为“左联”之罪，尤其是鲁迅之罪了。旗帜鲜明地为左联辩诬。他还多次向人明确表明：“我是‘左翼作家联盟’中之一人，现在很受压迫……”“我自旅沪以来……仍为左翼作家联盟之一员。”虽然这么自称会把自己陷于危险境地，但他毫无惧色。在《柔石小传》中明确说：“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也为基本构成员之一，尽力于普罗文学运动。先被选为执行委员，次任常务委员编辑部主任；五月间，以左联代表的资格，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毕后，作《一个伟大的印象》一篇。”其实，当时左联已经遭到严厉打压，敢在公开场合这样宣称自己是左联成员的人并不多，又在为烈士写传记的时候，以赞扬的口气来写柔石在左联的身份，也是要有胆气的。

外界之所以把鲁迅视为左联的盟主，除了鲁迅笔力超强，也跟鲁迅总是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力挺左联有关。

左联的啄木鸟

但是，另一方面鲁迅却从头就对左联一些毛病颇有微词。在成立大会上，他就很有针对性地批评了创造社、太阳社，并告诫不要现在从左面上来，将来从右面下去。私下还对人说，在成立大会上所见到的左联作家，“皆茄花色”。

1931年的《上海文艺之一瞥》已经指出：“左联……受到世界上古今所少有的压迫和摧残，因为有了这样的压迫和摧残，就使那时以为左翼文学将大出风头，作家就要吃劳动者供献上来的黄油面包了的所谓革命文学家立刻现出原形，有的写悔过书，有的是反转来攻击左联，以显出他今年的见识又进了一步。这虽然并非左联直接的自动，然而也是一种扫荡，这些作者，是无论变与不变，总写不出好的作品来的。”此前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中就痛斥那些“当左翼文艺运动开始，未受迫害，为革命的青年所拥护的时候，自称左翼，而现在爬到他们的刀下，转头来害左翼作家的几个人。”这正是鲁迅当初告诫过的“从左边上来，从右边下去”的人。鲁迅同时看到：“但现存的左翼作家，能写出好的无产阶级文学来么？我想，也很难。这是因为现在的左翼作家还都是读书人——智识阶级，他们要写出革命的实际来，是很不容易的缘故。”因为“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鲁迅并不因为站在左联的立场，就无原则地维护左联。鲁迅也看到了其危机，他指出：要创作革命的文学作品，“不但应该知道革命的实际，也必须深知敌人的情形，现在的各方面的状况，再去断定革命的前途。惟有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我们的文学的发展才有希望。”鲁迅的告诫，对于左翼作家来说，可说字字珠玑。可惜当时真正能够认真体认鲁迅的论述，去改变自己写作的人并不多。

鲁迅坦率而不无自豪地说：“自从有了左翼文坛以来，理论家曾经犯过错误，作家之中，也不但如苏汶先生所说，有‘左而不作’的，并且还有由左而右，甚至于化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小卒，书坊的老板，敌党的探子的，然而这些讨厌左翼文坛的文学家所遗下的左翼文坛，却依然存在，不但存在，还在发展，克服自己的坏处，向文艺这神圣之地进军。”承认左翼犯过错误，更坦率承认内部还出现了“由左而右”的转向者，但这些都并不妨碍左翼文坛的发展，理直气壮地为左联壮了声威。

从一开始，鲁迅对左联一直是倍加爱护，绝不肯在公开场合伤其皮毛。例如《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但是那善意是十分明显的。直到1936年8月（左联解散后大半年）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才第一次公开说出对左联的不满。但鲁迅在对左联的态度上，非常鲜明地体现了“内外有别”的态度。在内部，在私下，鲁迅的态度就复杂得多了。一方面，还是常常肯定左联的可贵。即使在1936年“文艺家协会”筹备期间，鲁迅仍然怀念左联：“我看作家协会一定小产，不会像左联，虽镇压，却还有些人剩在地底下的。”另一方面，其实他一开始就不太满意左联。他曾在给友人信中说：“……加入左翼作家连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在鲁迅看来，当时十分活跃的“革命文学作家”，只是二三流作家，但是又自视甚高，连借助鲁迅以提高自己水平的能力都有问题。鲁迅说这话的时候，左联刚刚成立不到1个月。

鲁迅对左联成员的摇摆性，从一开始就非常警惕，再三告诫：不要把革命看得太容易，太美好，以防压迫一来就转向。后来，鲁迅多次谈到左联中的开始很“左”的人后来变化为黑暗的帮凶的例子，觉得非常痛心。1934年，他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说：“其实，左联开始的基础就不大好，因为那时没有现在似的压迫，所以有些人以为一经加入，就可以称为前进，而又并无大危险的，不料压迫来了，就逃走了一批。这还不算坏，有的竟至于反而卖消息去了。”

最后，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终于把这个观点亮出来了：“在左联结成的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衣钵流传不绝。……这其实正是恶劣的倾向，用谣言来分散文艺界的力量，近于‘内奸’的行为的。然而也正是破落文学家最末的道路。”这是终于把左联的家底晒了出来，把他一直没有说明白的“开始的基础就不大好”，究竟指什么，向社会公开亮明了。

鲁迅在与“第三种人”论争中说：“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这话其实也是说给左联人听，告诫他们不要搞关门主义，可惜左联非但没有听进，而且把鲁迅也“关在门外”了 。

有人说鲁迅有“首领”情结，其实，鲁迅一向对于自己在团体中的角色非常清楚：“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他从来不会以领袖自居，甚至不喜欢出头露面，连会议也不大参加。因此，鲁迅在左联中不可能指手画脚，他也不会去当什么“常务书记”之类的职务。但他会当一只啄木鸟，不断地敲打，叮嘱，期望左联好起来。

左联的老“白象”

林语堂曾经把鲁迅在厦门大学的处境，比喻为一头白象，取其英语的出典：“既是珍贵的礼物，也是沉重的包袱”。鲁迅后来就以白象自称。对于左联一些人，鲁迅也可说是一头白象。鲁迅对外撑起了左联的大旗，是左联的顶梁柱；但同时，鲁迅批评人毫不客气，对一些年轻人的孟浪行为不依不饶，例如他对《汉奸的供状》的公开批评，弄得几颗冉冉升起的文坛新星下不来台，大煞风景。

鲁迅与左联后期领导人之争，根本上是不同思想作风的缠斗。左联后期领导人的错误，主要并不在于对鲁迅不够尊重，而是以党的化身自居，认为党组织就代表着正确，党组织负责人就代表着党，自以为一贯正确，容不得任何不同于自己的已经化为“组织”的意见，归根到底，还是左派幼稚病。后期甚至有一种把鲁迅当做“包袱”和阻力甩开或者绕开的倾向，让鲁迅感觉完全被边缘化了。在鲁迅看来，筹备文艺家协会，事前全不商量，而让何家槐来动员他签名，是一种故意：坐实他不理解、不参加统一战线组织，甚至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这样，双方关系走进了死胡同。鲁迅宣布“一个都不宽恕”，这后来在某种程度上对鲁迅自身声誉也造成一定伤害、让人得到“不宽容”、“不大度”、“斗争哲学”的印象，其实也是逼出来的。“不宽恕”一般指敌人，但如果仅仅是指敌人，何必要说“一个也不”？鲁迅正是把他眼中的“所谓战友”也包含进去了，这才要强调“一个也不”，他实在是被气伤心了。

左联的鲁迅

鲁迅对左联怀有一种特别深沉的感情，在鲁迅创立、参与发起或参加的众多社团中，没有一个像左联那样在鲁迅心目中具有如此重要地位：他投入情感和精力以至于金钱都最多，谈论最多，评价最高，最在意其命运，最着力维护其声誉；但同时，身心受伤也最深，彼此矛盾最尖锐，留下的争议也最大。同样，对于左联来说，鲁迅是其一面大旗，鲁迅对左联的贡献、产生的历史影响也最大。他不但使左联的社会文化影响力发挥到了极致，而且使中国左翼文化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大潮的一个高峰。没有鲁迅，左联是不可想象的。鲁迅的存在，使左联成为时代文化发展的方向标，是使右翼文化溃不成军，也是社会文化氛围左倾化主潮势不可挡的重要原因之一。相反，由于当时左翼文化阵营内部大部分人的思想理论水平所限，在左联内部，对于鲁迅的认同度，反而不及外部社会。

最令人不解的是：鲁迅虽然对左联及其后期领导人有着种种不满，甚至发狠说“一个都不宽恕”，但是，直到左联解散半年多后，所有人都开始淡忘左联的时候，鲁迅却还发表声明说：“‘左翼作家联盟’五六年来领导和战斗过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运动。这文学和运动一直发展着；到现在更具体底地，更实际斗争底地发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从这里，我们看到鲁迅心中的左联还生龙活虎地存在着。其实，与其说鲁迅真的认为左联还存在，不如说流露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左联情结。

鲁迅是左联的什么人？用什么称呼都难以概括。如果要冠以“左联的”，只能称之为“左联的鲁迅”。

（作者系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访问特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