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人的呼唤永远响彻在我们耳边
鲁迅先生已经离开我们整整80年了。
但是他对人的呼唤永远响彻在我们耳边，永远促使我们牢牢记住“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不能放弃“立人”！
鲁迅的真正价值究竟在哪里呢？就在“人”字上。
“立人”是鲁迅自己独立思想的核心，对鲁迅“立人”思想的阐释与发挥是新时期鲁迅研究最重要的收获。鲁迅的“立人”主张与严、梁有历史承续性：从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到梁启超的“新民”，直至鲁迅的“立人”，实质上都是侧重于从提高“人”的思想文化素质这个视角得出的结论。而鲁迅在这方面的建树具有难以估量的巨大意义，是思想螺旋形前进过程中一个新的顶端。他们之间又存在着差异：严、梁是从社会群体的角度出发思考促使民族的觉醒这一问题，对怎样促使这种社会群体从封建专制主义的重重桎梏中解放出来的问题未作出明确具体的回答。这个杰出的答案是由鲁迅完成的：“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只有尊重和发扬人的个性，走个性解放的道路，像这样不断扩大和汇合，才能够使“国民”的社会群体真正完成觉醒的过程。所以鲁迅表述的“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是千真万确的道理。因此，严、梁在进一步探讨如何“使民开化”和“新民”这些问题时，就没有像鲁迅那样作出精确和细致的答案，对于文学规律的理解与掌握也远远赶不上鲁迅。
鲁迅更为直接地师承章太炎，鲁迅“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与章太炎“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之间有着渊源关系，章太炎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开拓之功，而他还带上不少古奥的色彩，缺乏像鲁迅“尊个性而张精神”那种口号的鲜明的近代含义，展开的思想逻辑也不如鲁迅那样清晰明了，至于其立论的态度就更不如鲁迅那样坚定和昂扬了。因此，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张扬个性解放的主张，确实是从鲁迅开始才比较全面地提出来的。
鲁迅与同时代人相比，同样显示出了超越：胡适提出了提高国人思想能力的主张，但他的侧重点与鲁迅不同，他不像鲁迅那样强调“人”的整个精神领域的彻底解放，也没有像鲁迅那样深切地感到，在封建专制制度束缚底下的“人”，是完全处于“寂寞为政，天地闭矣”的惨酷状况之中，当务之急是必须冲破那样的桎梏和罗网。因而胡适也就缺乏鲁迅那种敏锐和深刻的体验，失去了开拓的气魄与革新的精神。陈独秀、李大钊对社会政治非常注重，但他们对精神独立和个性解放命题的探讨不如鲁迅那样专注、广泛和深沉。但鲁迅也有其局限性，放弃了对于“群之大觉”的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将个性解放的追求转向人本主义途径，又陷入了抽象、空洞和渺茫的境地，不及陈、李切实。
放眼历史，明中叶以后从李贽直至黄宗曦的将近100年之间，要求精神解放和追求科学知识的文化现象，十分相近于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潮，其产生的物质和精神动因与文艺复兴也大致相似。对于明中叶以后精神解放的巨大思潮未予应有的注意，是鲁迅这位伟大思想家的一个重要疏忽。
以历史主义的观点指出鲁迅的局限性，绝不是什么贬损鲁迅，恰恰相反，正是鲁迅研究走向成熟的科学境界的重要标志，是使鲁迅具有了更为稳固、科学的历史定位。
我们应该以鲁迅精神正视鲁迅自身的矛盾，把鲁迅放到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进行全面的辨证的具体分析，一切都要经过科学的检验，以二律背反的思维逻辑全面阐释鲁迅本身客观存在的种种悖论，并深入、准确地揭示出其内在的矛盾运动，使人们看到了一个真实、复杂而深刻的鲁迅，感悟到人类精神现象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例如我们在批评鲁迅否定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偏激态度的同时，又应该充分肯定鲁迅对“人”以及科学启蒙的根本问题的全力思考，称之为“失之东隅而收之桑榆”，于得失之间才能得出出完整而准确的结论。在充分肯定鲁迅“尊个性”的主张的同时，又应该指出他“排众数”的命题局限了思想的扩展，以至发展为“绝义务”的无政府主义观点，由此说明鲁迅从正确的起点出发，却裂变出了某些谬误的结论，正是他当时思想不成熟的一种表现。鲁迅当时才27岁，怎么可能像有些人所说的已经形成什么成熟的系统思想呢？他不可能脱离当时的时代环境，不可能不受到当时一些错误思潮的影响，也不可能离开小农经济的基地，这决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具有深刻的历史与时代的原因。像鲁迅那样始终沿着自己注视“人”的精神契机的轨迹往前走去，锲而不舍地深入进某个侧面的深层，就已极为了不起了！所以，鲁迅是一位异常犀利和深刻的思想家，像他这样对于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和深刻剖析，在中国文化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世上从来没有天生完美、百分之百正确的神灵，也没有全知全能、一切擅长的所谓全才，鲁迅既不可能先知先觉，不出现矛盾和失误，也不可能如专业学术家那样对所有的问题作出条分缕细的学术上的阐释。他的杰出之处在于宏观性地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端不合理性的一面，启迪和鼓舞人们对它进行澄清。他只能从自己对于它进行犀利观察和深邃感受的角度，作出了不少富有宏观性和启迪性的见解。
鲁迅激烈反对正统儒家尊卑观念、贵贱原则的同时、也吸取了儒家学说中重实际、求进取等健康、合理的因素。而“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这一名言，是过于夸大了，道教在中国思想文化史和民间风俗习惯中确实有较大的影响，不过它对于整个民族所引起的思想禁锢和箝制的作用，事实上是远逊于儒家学说的。
鲁迅对中国国民性弱点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归纳起来其中的内在联系是：它的最初的根源是：(1)专制主义等级特权社会结构所必然会产生的“专制者”和“奴才”精神的复合物，从而派生出：(2)“怯弱”和“贪婪”这些自私自利的习性，而在这个自私自利的精神王国中间，又必然会流行：(3)“瞒和骗”，于是必然会形成：(4)“面子”和“做戏”，这又必然会最终导致：(5)“无特操”，实际上可以无所不为，其表现的形式却是调和折衷的“中庸”之道，而在精神上最大的抚慰又是：(6)“精神上的胜利法”。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说：对物质文明“崇奉逾度，倾向偏趋，外此诸端，悉弃置而不顾”，“缘偏颇之恶因，失文明之神旨，先以消耗，终以灭亡，历世精神，不百年而具尽矣”。拿当前的世界与100多年前鲁迅所描述的现象相比，一方面赞叹鲁迅的预见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当今世界的“质化”现象真不知比百年前严重多少倍了！物欲横流的“质化”现象远比唯精神论严重得多！如果放任“质化”现象泛滥，没有先进的文化来重塑我们的精神世界，不以文化和法治让众生重返道德世界，守住法律的底线，我们拼命创造的高度物质文明可能会毁于一旦。飞速发达、日新月异的高科技，倘若没有法律的制约，精神的引导，“质化”现象只会越演越烈，加速环境的破坏，战争的升级，地球的毁灭，人类的灭亡！这可谓是加缪所说的“人类的危机”。
人不同于动物，不能放纵己欲，而须有法律的管制，道德的约束，精神的主导，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人必须有人的灵魂。倘若没有灵魂，又无管束，为所欲为，任性纵欲，就会成为失去精神的禽兽不如的东西，便不是人了。
为了避免整个人类社会的大悲剧，消除其祸源，我们应该让鲁迅对人的呼唤永远响彻在我们耳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原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