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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伦理的探询与思考
来源:文艺报 | 郑润良  2016年09月23日07:14

《风乐桃花》是“70后”作家李新勇的首部长篇小说。迄今为止,“70后”作家在当代文坛的中短篇小说创作领域已经呈现出越来越强劲的势头。但是,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仍然是“50后”、“60后”作家占据优势,“长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70后”作家由于年龄、阅历、创作经验等诸多原因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结下的硕果并不多。《风乐桃花》推出以来,得到阿来、范小青、毕飞宇、叶兆言、汪政等作家评论家的好评,着实不易。

这部作品以李风乐的人生历程为线索,在时间上跨越了“文革”至今的半个多世纪、空间上涵盖了乡村到都市,是一部扎扎实实的普通中国人的当代史。这或许是它最大的意义所在。在我看来,新时期以来,经过“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历史主义小说等创作潮流,当代作家在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20世纪历史的书写方面已经取得了较为辉煌的成就,这种成就事实上已经得到了世界文坛的某种认可,比如莫言的获奖。但在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当代现实的正面强攻,我们的作家虽然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包括曾经创作出《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杰出作品的先锋派主力余华,当他将视线转向当代后创作的作品《兄弟》《第七天》等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批评声音。迄今为止,我个人认为在总体性书写当代现实方面比较成功的长篇作品除了格非的《春尽江南》、宁肯的《三个三重奏》之外寥寥可数。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当代现实及其所包含的中国问题无疑非常复杂,这是国内外不同领域学者所公认的。作家们面对现实发言的欲望空前高涨,都力图为急剧变化、转型中的中国提供自己的观察与思考。这是五四以来“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脉流的凸显,无疑是好事。但同时,作家们也面临着新的课题,正如青年评论家霍俊明所言,“吊诡的是我们看似对离我们更切近的‘现实’更有把握,也看似真理在握,但是当这种‘日常化的现实’被转化成文学现实时就会出现程度不同的问题。因为文学的现实感所要求的是作家一定程度上重新发现‘现实’的能力,要求的甚至是超拔于‘现实’的能力。” 要超拔于现实,必须找到独特的观照现实的方式。李新勇的方式是从伦理变迁的角度考察当代社会。

在此前评述李新勇小说集《丽日红尘》的《〈丽日红尘〉:民间伦理精神的流失与救赎的可能》一文中,我认为李新勇抓住了时代的核心命题,关注民间伦理的流失与救赎。同时,在《失踪的记忆》《兄弟》《黄河大合唱》等作品中,叙述结构越来越呈现一种开放式的趋向,表明李新勇在面对现实时的问题意识日益强烈,也预示了这位新锐小说家日益广阔的创作前景。李新勇用他的新作《风乐桃花》证明了这点,证明他没有停止对当代伦理问题的思考,并将这种思考的纵深度进行了极大的拓展。如果说《丽日红尘》这一小说集中的作品更多的叙述场景发生在农村,那么,到了《风乐桃花》,都市成为李新勇考察当代伦理的主场。

从情节而言,这部作品并不复杂。小说以男主人公李风乐的心路历程结构全篇。李风乐在乡村经历了童年的饥饿时代,因为父亲被下放到一个叫吉乃哈甘山寨的偏僻村落,他被村里人称为“劳改犯的儿子”而饱受白眼,但这并没有改变他快乐的天性。父亲平反后他随之回到小镇,后来又到城里工作,与原来的同事顾红桃结了婚,却摊上一个性情古怪的丈母娘。丈母娘失踪后,他先后经历了小舅子顾大鹏的意外死亡、父亲的寿终正寝和儿子李昆仑的中毒身亡。在富足、空虚、无聊的晚年,李风乐开始学别人醉生梦死、约会偷情,在儿媳妇伍朵云的帮助下终于醒悟自己行为的荒唐,并意外得知自己还有一个儿子仍在人世,决心重新开始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

小说的人物及情节架构其实无不围绕着一个问题,即当代伦理的构建问题。当传统伦理逐渐流失之时,现代人何以安身立命?对于这个问题,李新勇依据其一贯的思考,对优秀传统伦理的当代传承寄予了很大希望。传统伦理在小说中集中体现在吉乃哈甘这个小山寨,这里人情淳朴,如同世外桃源,即使在“文革”时代也不改其本色。李风乐的父亲被下放到这里,却因祸得福,领悟了传统民间伦理的真谛。因此,在他临终时,他非常坦然地接受死亡,并且要求用传统仪式把自己的葬礼变成一次喜乐的盛会。接受传统伦理的年轻一代代表是来自吉乃哈甘的女孩伍朵云。在她身上,既有传统女性的优秀美德,又因其接受现代教育,体现了一种大胆开拓创新实干的精神。伍朵云在丈夫李昆仑死后选择了热爱传统文化研究的夏听雨,也是因为二者价值倾向相同。

与之相反,李风乐的丈母娘郑黄成则是伦理观念混乱的现代人的代表。她一脚踩进都市,无法找到自己的存在价值,于是就以女婿为资本,到处大包大揽别人的请托,最终一步步滑向犯罪的边缘。郑黄成其实是当代“能人”的代表,他们失去传统伦理的护佑,又来不及建构新的价值体系,自以为手眼通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最终玩火自焚。在她影响下,李风乐的儿子李昆仑也最终遭遇不测。某种意义上,顾大鹏也是属于同一类人。他是一个双性恋者,与“扳指儿”和“手绢儿”三人一起生活,任性地沉溺在违背常伦的生活中,最终却因为与扳指儿渐生罅隙而丢了性命。

主人公李风乐在作品中的身份也是一个作家,他既是叙述者也是伦理问题的思考者,人物与作家身份的某种重合使得叙事多了几分真实感和真切感。李风乐是一个在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之间徘徊纠结的人,尤其是在富足、无聊的晚年。小说第7章专门写到一大批退休老同志热衷与异性微信聊天、约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代都市中富足的中产阶层在精神上的空虚、无聊的状况。李风乐在丧子之后一度迷惘彷徨,放浪形骸,最终在传统伦理的召唤下才迷途知返。

综观作品的人物设置可以清晰看出作者的价值预设,李风乐的选择也表明了作者的选择。李新勇认为优秀的传统伦理可以拯救当下的道德困境,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启发和说服力的叙述。当然,传统的现代化转化及其与新的现代伦理要素的融合仍然是一个严峻的课题,就像小说中李风乐的孙子被取名为伍寻觅(后改名伍寻欢),这一代人如何寻求到自己安身立命的伦理体系依然是一个未知、漫长的过程。不管如何,《风乐桃花》以生动的人物形象诠释了当代人的伦理困境,启示了某种途径,发人深思,这就是作品的成功之所在、价值之所在。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六届高研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