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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美学与理论的新建树 ——评安葵新著《戏曲理论与美学》
来源:文艺报 | 蓝戈  2016年09月23日07:00

印象中安葵向以戏曲批评称誉,但《戏曲理论与美学》改变了我这个印象。这个10年文章的结集表明,年逾古稀的安葵正在挑战自己的学术疆域,批评家安葵正向戏曲理论家和美学家蜕变。这部书共分四辑。第一辑,是古代、当代戏曲理论史的梳理;第二辑是戏曲研究者的理论成果辨析;第三辑是重大理论问题的争鸣;第四辑是戏曲美学范畴的研究。其中第四辑最有看头,它不仅是安葵戏曲研究的突破,也是中国戏曲美学的最新建树。

戏曲美学是戏曲理论的硬骨头,在安葵之前,已有多部专著面世。但安葵的著作仍具异峰突起之势。它不是戏曲艺术哲学角度的鸟瞰,也不是从世界戏剧的高度概略戏曲的特质,更不是传统美学概念的考据和个别范畴的专论,安葵紧贴中国当代戏曲创作和舞台实践,探讨戏曲活的美学精神,而且通篇都是行家语。看一篇文章是不是行家言论,首先要看文章的格局和问题提出的方式。安葵从众多传统的美学范畴中精选了四对最具当代品性的枢纽性范畴,通过对它们源流、沿革、发展、变异过程的梳理辨析,连接起众多的相关范畴,既高屋建瓴,又深入肌理。而他提出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尤其与众不同:从始至终贯穿着古代周易阴阳互动的辩证精神。我们知道,周易的阴阳两极思维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安葵将这种思维贯穿到戏曲本质、精神和技术诸层面的研究中,等于给戏曲美学注入了灵魂,这种具有强烈实践品格的研究使戏曲理论有了权威的指导性。除了这些,安葵戏曲美学还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搜罗广泛,考证详尽。安葵的研究视野开阔,他敢于打破学术门墙跨界飞行。举凡书论、画论、文论、哲学、小说、名人笔记尽在视野之内。他像个古董商一样贪婪地搜罗着每条戏曲箴言,并对每件“藏品”的价值道尽其妙。比如在讨论传神理论时,最早从孔子观帝王像说起,到顾恺之的传神说,到五代以后的气韵、神韵说,到苏轼的形似神似书画论,到沈括郑板桥等人离形得似说,一直到王国维的意境说的流变,无一遗漏。对于同一范畴的不同说法,安葵也多方征引,不作孤论,为很多似是而非的范畴找到明晰的演变踪迹,为戏曲美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其二,在与外国艺术的对峙中填补戏曲美学的缺项。安葵敢于在东西方对峙的语境中提出新范畴。比如,内与外这对范畴,在中国传统戏曲美学中鲜有人提及。安葵从戏曲的发展实践中,特别是与斯坦尼体系的对峙中大胆地将此范畴拈出并提到核心位置来聚焦,显示了他的学术勇气和眼力。然而,这个范畴虽是连接东西方戏剧美学的玄关,但论述起来困难很大(因为从宋元到明清它还没有出现在戏曲学家的视野中)。安葵的做法是,他绕开戏曲理论另辟蹊径,他竟然从古老的《乐记》,到孔子仁者、知者的理论,到刘向的《杂言》以及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梳理出一条中国文艺关于内与外的美学线索,并将其与戏曲的舞台实践相比照,终于找到了中国戏曲和外国戏剧对接的径口,为借鉴吸收外来理论发展戏曲美学提供了新的成功范例。此外,安葵对于西方文论的核心范畴(如典型理论)也有回应。比如他通过对李渔戏论的重新阐释,找到了古典戏曲中的典型思想的萌芽。这种独特地解读和阐释方式在戏曲研究领域是很前卫的。

其三,总结自己民族创作和舞台的经验,形成新的戏曲理论。安葵的眼睛一直密切关注戏曲创作和舞台的变化,并随时将其成果升华为新的戏曲美学理论。比如论形神的时候,他谈到如何运用行当与程式传神,竟然能从众多的川剧、昆曲、京剧演员的舞台实践中总结出变化多种戏曲行当来塑造人物不同性格侧面的方法,他还能在梅兰芳演出中找到兼用文武手段塑造人物,以达到“神合”的例子。这样的研究,把传神论这种高深的美学理论变成看得见、抓得住的具体舞台手段,不仅可以直接运用于演员的舞台实践和学院的戏曲教学,对于戏曲美学的建设更是意义深远。

当然,安葵的建树还不止这些。纵览安葵的著述会发现,他每作单篇文章或专论的时候,心中都有一个大格局,最后这些成果集合起来,足以达到“聚细流以成江河”的效果,形成新的建树。比如他对明、清乃至宋元戏曲理论史作过系统梳理;对王国维、吴梅、张庚、阿甲、欧阳予倩、梅兰芳等戏曲名家曲论都有系统的研究;出版过《戏曲理论建设论集》《戏曲理论与戏曲思维》《戏曲拉奥孔》《张庚评传》等理论专著,内行都明白,这些成果只需假以时日整合起来,就构成了完整的《中国戏曲理论史》和《戏曲研究史》。再如,他的《当代戏曲作家论》对十七年前后代表性作家(包括陈仁鉴、翁偶虹、范钧宏、杨兰春、王肯)都作过全面评价,《新时期戏曲创作论》,既有对新中国成立后各个阶段戏曲历史的梳理和述评,也有对不同地区戏曲的横向比较和各种戏剧现象的解析。而《海边剧评》和《中国当代百种曲》,则大有“把天下英雄尽入我觳中”的气势,包罗了新中国成立到新时期以来的所有重要作家作品。安葵对中国戏曲体系建设也有贡献。他曾提出建设戏曲体系的构想,并对“有属于自己的又能通行的词语”的倡导作了很好的尝试。比如他对“关目”内涵的分析及其意义研究就非常有创见。关目及同一文章中的“局式”,都是中国戏曲体系大厦的结构性基石。

对于任何人,建树都不是容易取得的。安葵的铭言,“经积累而求建树”,道出了安葵成功的奥秘。以戏曲批评起家的安葵,做过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中国戏曲学会和现代戏研究会副会长、兼任《中华戏曲》主编和昆曲研究会顾问等职,还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安葵完整地亲炙过张庚等前辈的治学功夫和戏曲学院的民族化研究学统,是当今屈指可数的能够传承戏曲研究薪火的人,在戏曲界发挥了举足轻重的承前启后作用。半个世纪以来,安葵密切关注中国戏曲的动向,在戏曲发展的每个关头和节点,都有自己的判断和立场(如新时期之后的补天说,天柱说)。他还是戏曲领域很多重要事件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如昆曲“申遗”)。他是当代戏曲麦田的守望者。说到“积累”,他是用自己的一生来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