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每一部好的历史文献纪录片都是对过去的一次发现或者重新发现。观赏张军锋的历史文献纪录片时，这种感受愈发强烈。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感受，不仅由于其作品中史料的丰富性，而且由于他对史料独特的剪裁、取舍方式。他对于史料的运用看似随意，甚至有些跳跃，其实却深藏匠心。他的身上既有纪录片人的敏锐与睿智，又有史学家的胸襟与器识，这种集二者于一身的特点形成了张军锋历史文献纪录片独特的创作理念与风格。

张军锋的历史文献纪录片采取了一种质朴、平实的叙述方式：细细讲述，娓娓道来，探奇而不猎奇，更不炫奇。不虚饰，不矫情，不空洞，不浮夸，没有故弄玄虚的拍摄手法和华丽的辞藻，一切都显得朴素、自然，但在这朴素、自然背后却潜藏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澎湃的激情。概而言之，他的文献纪录片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在宏阔的背景下探寻历史的脉动，自觉地体现我们民族、社会的核心价值。张军锋的历史文献纪录片主要围绕着共产党人在过去岁月中的奋斗历程展开，着力挖掘蕴含于其中的精神力量。比如《开端》追寻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足迹，表现了共产党人为国家命运矢志不渝的求索精神；《大转折》通过关键历史时期国共两党的对比，鲜明地阐释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历史性命题；《晴朗的天》围绕着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后延安的文艺创作和鲁迅艺术学院的诞生、发展，反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工作者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平山记忆》通过一个地区革命火种的传播，反映了燕赵大地人民群众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不过，在具体的呈现方式上，张军锋的历史文献纪录片与以往的同类作品又有着明显的差异。他的作品通常会选取一个独特的视角切入，用剥丝抽茧的方式还原历史真相，同时，他的作品又都有着开阔的视野，常常通过国内外大量深入、细致的采访，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然后在作品中让这些资料互相印证、互为补充，这就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史家风范，不是停留在历史的表象上面，而体现出一种从历史进程中寻找规律的努力，从而引发观众的深入思考。

第二，采取以人带史的方式，把讲述的重点放在人物身上，将一个个历史人物的活动串联起来，通过各个角度的探寻来反映历史事件，在历史的风起云涌中再现人的精神与品格。事实上，不可能有对历史准确无误的记录，纪录片创作者所能做到的，就是用不同声音对事件进行描述，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从而给观众带来强烈的亲历感。这正是张军锋所努力追求的。比如《开端》通过事件亲历者和研究者的讲述，清晰地勾勒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精神脉络，写出了他们的气魄和胸襟，特别是对陈独秀早期的活动和影响作出了公允的评价。《大转折》通过当事人的讲述，记录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工委选择西柏坡作为中央驻地的过程，传神地表现了历史进程中伟人独特的个性、气质。《辉煌与重生》通过唐山大地震幸存者的口述，再现了普通百姓历经劫难的困苦、悲伤，生死救援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无私奉献和唐山人民“凤凰涅槃”的坚韧与顽强。

第三，具有强烈的揭秘色彩，这主要体现在对于细节的深入挖掘上面。张军锋的历史文献纪录片发掘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史料，即便在表现我们熟知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时，也努力向纵深开掘，力图发现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在发现历史财富的同时，又创造了一笔新的财富。比如《开端》中寻访亢慕义斋过程中罗章龙1991年的采访录音，《晴朗的天》中毛泽东发给丁玲的《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的手稿，《大转折》中毛泽东参加重庆谈判时走下飞机的影像资料，《平山记忆》中六位老同志讲述平山第一个党支部的成立以及“平山团”历史的口述，《晴朗的天》中于蓝、力群、贺敬之、王昆等老艺术家关于鲁艺历史的口述，《重生与辉煌》中地震幸存者在被救出后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影像资料，都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正是通过张军锋的采访，我们才得以知道，原来《共产党宣言》是在义乌分水塘一间柴火房里翻译出来的，诞生于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原来是19位学生，等等，这种记述使得他的作品具有突出的史料价值。

张军锋具有诗人气质，他的纪录片中总会出现一些抒情的段落，但这无碍于其客观、真实，因为这些段落是由对历史的发现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的。他深深地扎根于燕赵大地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在“慷慨悲歌”的地域文化品格与共产党人奋斗精神的结合点上不断探索，不断前行，显示出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不追求视觉的冲击力，但其作品却有着很强的冲击力，究其原因，是源于其中所蕴含的强烈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