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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答案
 | 江苏张镭  2016年09月21日10:57

  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年轻的毛泽东在为《湘江评论》所写的创刊宣言中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毛泽东是一个革命家,是一个极具气概的人。大凡革命家,大凡具有气概的历史风云人物,较少谈吃,更鲜有人把吃饭视为世界最大问题。喜欢谈吃的都是小人物。把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定位为吃喝的,自然也都是平凡普通之人。我喜欢年轻时代的毛泽东,喜欢他对世界问题的这种认知。

  我本人虽不怎么喜欢谈吃论喝,可我知道,我一天也离不开吃,甚至缺一顿也不行。在我没有吃饱肚子的时候,我的头脑里只有吃的念想。如果问我那时有何理想?我会回答你:我想吃得饱。怎样才能吃得饱?当然是去工作,去劳动,去赚钱。只有工作、劳动,才能赚得吃饭的钱。

  当我通过工作,通过劳动,赚来了足够吃得饱饭的钱之后,我开始探寻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了。这个问题我想了许多年,也找到了许多答案。可那些充满时代烙印的具有革命情怀的人生价值与意义,又都被我一一推翻。从革命的情怀里走出来,再用哲学的思维来思考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时,得出的结论,就不那么激情了,也不那么浪漫了。历来,对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就有着不同的认知。总体上,一种是积极、乐观、向上的,充满了建设性;一种是消极、悲观、向下的,充满了毁灭性。我的认知处于二者的调和状态。在我看来,在我们对人生还不完全清楚、亦不完全清醒时,我们总是积极、乐观、向上的。但当我们对人生有了深刻的认知、理解,也就是在我们清醒了之后,这时候,我们对人生便很难再积极、乐观、向上了。这时候,我们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消极、一些悲观,至于是不是会“向下”,或毁灭自我,那倒未必。

  吃饱了饭之后,我们会思考起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来,这不是坏事,但亦不是什么好事。因为,思考的结果,可能并不令人乐观。我曾经写过,人生在世,不过就是吃饭而已!有人即刻便指责我的消极,说我看不到人生除了吃饭,还有更为重要的事要做。我也没客气,便问他“更为重要的事”是什么事?他竟张口结舌,半晌没讲得出。他对人生这种积极、乐观的心态,我其实是极为欣赏的,说明他多么年轻。张爱玲在《倾城之恋》里说:“年轻是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

  是的,过两年我们就老了。老了好,老了不是一无是处,老了最大的好处,便是对人生不再消极、不再悲观,当然也不是积极、也不是乐观,而是心平气和,无所谓无。

  人老了好,人饿的时候更好。人饿的时候,头脑里没那么乱七八糟,只想着如何吃饱饭。也就是说,在我们挨饿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去想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这种形而上问题的。而其实,我很希望人们在挨饿的时候能够想一想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我想知道,人们在挨饿时,是怎么看待人生的。幸好,我有过这样的体会,有过这样的经历。因此,我知道,此时的人是最消极的、也是最真诚的——此时的人生价值,便只有吃饭这两个字。

  如若说,人生一切事皆为吃饭,一定有人要跳起脚来反对我。人生一切事皆为吃饭,也没那么绝对。但前提依然是先要解决了吃饭这个问题。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其他一切都免谈。但我很欣赏中国的古人。庄子靠打草鞋吃饭,依然过得那么潇洒;曹雪芹“举家食粥酒常赊”,却乐此不疲写《红楼》;陶渊明辞官种田养活自己,照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些人没有钱,甚至吃得不够饱,“有上顿没下顿”,可却拥有令人神往的自由生活与精神追求。

  我一直认为,一切思想者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但事实又是怎样的呢?看过莫言专访,云:“他的初衷很简单,听说写书有稿费,就能吃饱肚子,于是他开始在破旧的煤油灯下看书写字。”

  莫言是个实诚人。关于吃,他写了不少文字,这与他挨过饿有关。我读过他写的这样一节文字,他的娘对他说:“儿啊,娘在1960年里,偷生产队的马料吃,被人抓住了吊起来打。当时想,放下来就一头撞死算了。可等到放下来,还不是爬着回了家。”

  莫言的母亲不过是个平凡普通的农家女性,对她来说,人生就是吃饭。然而,对于获了诺奖的莫言,他的创作,如果也说是为了稿费,为了吃饱肚子,有人一定以为莫言的境界太低了。可我却很感动,感动莫言出名后不说假话,不虚伪。我们总把文学,也把其它艺术视为一般俗人无法登得上去的殿堂,但在莫言眼里,它不过是解决吃饭的工具。

  作为现代文学代表性作家之一,老舍一直有意当一个职业作家,但他始终下不了决心。不为别的,只因写作能否解决生计问题。为此,他专门跑了一趟上海。“我不是去逛,而是想看看,能不能不再教书而专以写作挣饭吃。我早就想不再教书。在上海住了十几天,我心中凉下去,虽然天气是那么热,为什么心凉?兜底儿一句话:专仗着写东西吃不上饭。”

  不难看出,在通往作家的途中,决定性因素不是对于文学的理想,而是最实际的收入问题,用老舍的话说,挣饭吃。

  “写作有稿费”,“写作挣饭吃”,这状若无奇的语言,却道出了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一大要点。不难解读,文学成了谋生手段。

  我们不必有悲哀感。这不是文学的错,也不是作家的错。作家是人,作家要吃饭。如果非要弄出一点悲情来,那也只能说,作家在吃饱了饭之后,他的写作便不应再为“稻粱谋”。

  我不主张饿着肚子写作,但我很感叹那些饿着肚子却还能坚持写作的人,而更令我感动的,则是这些饿着肚子写作的人,却不是为了“写作有稿费”,“写作挣饭吃”。

  原以为,只有那些不为稿费、不为挣饭吃的写作,才是真写作,可我错了。为稿费而写作,为挣饭吃而写作的人,照样写得出好作品,照样成为伟大的作家。比如莫言,比如老舍。

  写作,我似乎更倾向于不为稿费,不为挣饭吃的写作。当然,也不为出名、不为获奖的写作。中国古代的写作者,很可能不知道稿费为何物,也不知道写作还有各种各样的奖项。那时候,文学也好,艺术也罢,都是很个人的事,很心灵的事。

  人生的许多问题,其实都是可有可无的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会成为问题、会苦恼着我们,纠缠着我们,乃是我们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用我们发明的那个成语,叫“自食其果”。

  人类何以会“自食其果”呢?原因很简单:吃饱了撑的。

  一般认为人类饿极时,会铤而走险,会干出许多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我却认为,人类最可怕的时候,还是在他吃饱了之后。“饱暖思淫欲”,这淫欲还不算最可怕,只能视为人的本能。人的最可怕,还在于人的胡思乱想。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者,会想出许多小诡计——小诡计虽然令人不爽,可也终究无大碍。头脑聪明,四肢也许发达,也许不发达者,则会想出大诡计,大阴谋,大到害一个国家,害这个世界,比如希特勒,小到害一个人,比如,杀人的人。当然,也有头脑聪明的人,脑子里的所思所想,全是为人类谋福利。这种人少之又少。

  最可怕的,是一种叫哲人的人。他们原本以为,依他们的智慧,足以给人类找到一条路,通往未来的路,可结果却是:他们不仅没找到,反而自己陷了进去,爬不上来了。这种哲人,还自以为能给人生找到价值,找到意义,可最后,连他自己也否认这价值,这意义了。

  吃饱了,会撑出问题来,会撑出病来,会撑出阴谋与诡计来。即便撑出的是有关人生的形而上的终极问题,也总是莫衷一是,似是而非。

  人生的问题,除了饿出来的问题,撑出来的问题,还有弗洛伊德在其所著的《文明及其缺憾》中所指出的两个问题。

  弗洛伊德在其著作中认为,所有文明都是由两种相互对立的推进力所引领的,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推进力,分别是厄洛斯(爱和欲望的冲动)和桑纳托斯(自我毁灭与死亡的冲动)。

  如果所有文明都是由以上两种相互对立的推进力所引领的,那在我的理解里,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推进力,也完全适用于我们对人生,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与理解。也就是说,在我们对人生的种种认知与理解里,既有饿出来的答案,也有撑出来的结论,更有爱和欲望的冲动,以及自我毁灭与死亡的冲动所带来的种种思索。事实上,爱与欲望,自我毁灭与死亡,既是人的本能,也是人必然的结局。在这两种冲动下所产生的人类对于文明,对于自我的思考,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人生经验与人生理解。只是,这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让我们对人生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或者,这只是认识人生,理解人生的一个途径,但显然不是惟一的途径。

  生命看上去简单,人不过就是个吃饭的动物,但生命又是复杂的,人是不可思议的。即便是把我们撑死,也未必解释了人的问题。我对人这种动物,既不绝望、悲观,也不希望、乐观。我总以为,人是简单的,人也应该是简单的,可人却在以他们的行动告诉我,人一点也不简单,他们复杂得很。如果要说悲观,我现在的悲观,不再是我对于人性的悲观,而是我对于人的不能理解。也就是说,我理解不了人。想一想,作为人,连人都不能理解,都不能认识,这难道还不够悲观的吗?至于人的价值、人的意义,即便把我撑死,我也想不出,我也想不好。

  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头脑,他们吃得比我好,他们都没能撑出好思想,我就不要为难自己了。既然那些大作家们所写的书都是为了赚稿费,挣饭吃,我也没必要为自己写不出他们那样彪炳千秋的文字而心怀不安。我所欣慰的,也可能是我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我的写作,既不为赚稿费,也不为挣饭吃,更不为发表和拿奖。我比不了庄子,我缺乏他那样的气定神闲;我比不了曹雪芹,我缺乏他的才气和忍饥挨饿的勇气;我也比不了陶渊明,我缺乏他辞官的气魄,我一旦辞了职,我就会像老舍一样害怕挨饿。即便我辞了职,我连老家也回不去了——故乡被拆迁,被从中国的版图上抹去了。我即便回得去,我也无地可种。

  所以,我自己并不看重我现在所写的这些小玩意。尽管如此,我永远都不会亵渎文字。之所以不卖文,不以它来挣饭吃,就是因为,文学在我的心目中,一直占据着崇高的地位。当然,文学也有我自己的心灵在其中。我若卖了它,就仿佛卖我的心灵,这是万万不可的。

  我解释不了人生价值与意义这种终极意义的重大问题,但我完全应该有能力解决自己心灵的问题——我的写作,所写的就是我的心灵。所谓解决自己心灵的问题,就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玷污自己的心灵,都不要出卖自己的心灵。因为,这是人赖以为人的唯一的真价值。

  一直很喜欢俄罗斯伟大作家契诃夫在他创作的《三姐妹》中的一段台词。契诃夫借作品中人物玛莎所说的关于大雁的这段台词,已经涉及他对于人生的思索,充满了哲理——

  “抬头看看,在我们头上,大雁飞过去了,千百年来,每一个春秋,不停地飞。它们并不知道究竟为什么要飞,但是它们要这样飞,飞上数万年,直到最后上帝给它们一个答案……”

  把这段台词稍稍动一下,其实就能回答人生的价值与意义这类终极意义的问题。

  “抬头看看,在我们四周,车水马龙,熙来攘往,千百年来,每一个春秋,每一个冬夏,每一个清晨与夜晚,他们都如此地操劳与奔波。他们并不知道究竟为什么要这样操劳,这样奔波,但他们却不能停止操劳,停止奔波,就这样操劳着奔波着数万年,直到最后上帝给他们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