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如以贾平凹和他的批评史为个案，可以更为准确地说明在当下语境中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所可能面临的机遇与难题。早在1980年代初，贾平凹即明确表示，有志于“以中国传统的美的表现方法，真实地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此后，又从中国绘画技法中悟得文章作法，始有《浮躁》序言中所申明之以中国古典传统为参照，超越奠基于西方理性主义思想的“现实主义”的限制的努力。其“中年变法”之作《废都》，便是以返本开新的文化姿态，重新自我整理并开出新境界的重要标志。而后20余年间，在思想范式、精神品格、美学追求上，贾平凹均延续《废都》以降所承传之文章流脉，为当代文学史提供了多部足以体现中国古典文脉当代形态的重要作品。

以文章“作法”论，《秦腔》在《废都》的基础上将由“水之性”悟得之“文法”推向极致。此种“文法”，颇近于“意识流”，行文风格看似与普鲁斯特、乔伊斯相类，实则差异甚大。如汪曾祺从废名的“意识流”中，发现颇近于晚唐温飞卿、李商隐的笔法。李商隐文思天马行空，几乎无迹可求，《秦腔》之笔法庶几近之。新作《极花》则再以“水墨画法”入“文法”，于“虚”、“实”互现中表征时代的社会及精神困境。其间所隐含的锥心之痛和批判的锋芒，如不注意其“笔法”，则容易为人忽略。是为《怀念狼》以实写虚、体无证有之作法提升的结果。而以“境界”论，相较于《废都》以《红楼梦》因空见色、由色生情，再传情入色，终至于自色悟空的入世之喻表征当代人的精神困境的努力，以及与明清世情小说传统的世界想象的复杂关联,《老生》则又有新变，其以中华文化的始源性文献《山海经》为参照，于一个世纪的叙述中，描绘“人”的退化——从元气充沛的初民气象到阴沉怯懦的卑琐人格。而从古典思想“天、地、人”意义上思考社会及人的问题，亦可解作《红楼梦》所持存之“天地境界”或“宇宙境界”之“再生”。不仅如此，如《浮躁》末尾处以“子时”隐喻新气象之生发，《老生》深得《周易》“循环往复”思想之妙处，以“老”与“生”隐喻一个小循环，而四个小循环则构成一个世纪的大循环，此一大循环与《山海经》所持存之精神世界对照，乃是一个更大的循环。凡此种种，无不说明贾平凹的作品之于中国古典文脉当代赓续的独特价值。

但考察贾平凹的批评史，却不难发现，自《废都》以降，围绕其作品的“争议”，大多与其作品中古典因素的评价问题相关。即以《废都》论，有论者以“拟古”与“反现代性”等概念、术语为关键词，几乎全面否定该作品之价值。而对《秦腔》的“仿日子结构”及密实流年式的叙写，以及《古炉》“大面积的团块渲染，看似塞满，其实有层次脉络，渲染中有西方的色彩，又隐着中国的线条”，“看似写实，其实写意，看似没秩序，没工整，胡摊乱堆，整体上却清明透彻”的“作法”，批评的意见亦为数不少。更值得注意的是，诸家文学史在贾平凹文学史意义的定位问题上的“两难”，亦从另一侧面强化了以上批评意见。此种现象已经充分说明当代文学史观念的局限以及文学评价视域的“褊狭”。此种褊狭由来已久，如不从根本上克服，不惟以贾平凹为代表的有心接续中国古典传统思想及中华美学精神的作家作品难以获得文学史的妥帖评价，在当下语境下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亦将面临同样的难题。

多年前，汪曾祺便不赞同中华文化“断裂”之说，以为言之过甚。在论及废名的意义时，汪曾祺特意点出，废名作品的不被重视，除“难懂”外，与某些执掌文学史话语权者担忧对废名的文学史重评，会危及其文学史地位不无关系。此说无疑已触及文学史的评价视域的“褊狭”问题。惜乎受制于文学史观的局限，此说虽流播20余年，却极少引起注意。贾平凹、废名的遭遇，也是汪曾祺以及与其属同一文章流脉的沈从文、孙犁的共同际遇。他们在文学史中的“寂寞”，恰正说明了百年来文学史观念的局限。

克服此种文学史观念及评价视域的局限的方式有二：其一、建构一种融通中国文学“大传统”（中国古代文学）与“小传统”（五四以降之现当代文学）的“大文学史观”，即不把五四以降之“小传统”视为是在“大传统”外别开一路，而是将其视为古代文学在20世纪流变之一种；其二、在“大文学史观”的基础上重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以中国古代文论为基础，吸纳西方文论的有益经验，建构文论的中国话语，以从根本上突破离开西方文论“不能思乃至无思的无能境地”，也是克服文学评价视域局限的必要前提。

对于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打通问题，汪曾祺亦早有意识。他曾撰文建议治现当代文学的学者，不妨多读些古典作品，而当代作家更应做文学上的“通人”，不拘古典、西方、民间，应摒弃门户之见，转益多师，文章始有阔大境界。因为“中国的当代文学中含蕴着传统的文化，这才成为当代的中国文学”。正如“如果只有现代化，没有古代中国，那么中国就不成其为中国”。张志扬将“中国人问题”与“犹太人问题”对举，即在说明自晚清开启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及其所形塑之今胜于古、西优于中的思路，如何会将中国人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凸显出来。其用意与汪曾祺不乏相通之处，亦说明此问题的重要性以及解决此问题的迫切性。

质言之，历经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化“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后，如何重启中国传统文化，并以之为基础会通中西，建构文化的中国立场，已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重要使命。而以“大文学史观”克服既有文学史观念的褊狭，并以此为基础重启中国古代文论，建构文论的中国话语，是当代文学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