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悦然在一次访谈中谈到了历史意识问题，她认为，虽然“对于一部分‘80后’来说，历史可能仍旧是渺远的、和自己无关的东西”，但是“自己绝对不是什么自由独立的存在，有很多看不见的力捆绑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的选择”。她还指出历史感的缺乏，严重制约了“80后”作家的文学创作：“我们迟迟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图景，了解自己在时代和社会里的真实处境，这使我们的表达显得苍白无力”，“修辞上的狂欢似乎只是为了掩饰思想上的空洞”，事实证明“‘青春文学’的潮流过去以后，并没有留下太多真正有价值的文本”。她的最新长篇《茧》，正是在历史感驱使下的一次文学实践。《收获》主编程永新对此评价说，“青年作家不仅挑战自己，更挑战历史和记忆。这部《茧》一定会改变人们对80后作家的整体印象。”

小说的主人公李佳栖和程恭童年时一起生活在医科大的南院，虽然属于不同的家庭和阶层，却有着相似的经历——父母离异与寄居生活。李佳栖寄居在爷爷李冀生院士家，同爷爷奶奶和堂姐一起生活，但她与这个家庭总是格格不入。程恭和奶奶、姑姑住在一起，奶奶是一个大家唯恐避之不及的人，这让程恭受到了连累。作为家属院里的“底层人”，程恭与同样处于低层的大斌、子峰、陈莎莎组成了一个小团体，李佳栖为了同爷爷家作对，也加入了他们。尽管他们可以尽情地游戏玩耍，但是李佳栖和程恭并不快乐。多年以后，李佳栖重回南院，找到了童年伙伴程恭，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小说便在两人的对话中展开。李、程二人一直在为自己的不幸和痛苦寻找根源，但是这样做并不能让他们获得解脱，反而不断遇到新的不幸和痛苦。

李佳栖因缺失父爱而变得“早熟”，悲观而颓废。她想通过追溯父亲的人生来弥补情感的缺失，完整自己。她在寻找父亲李牧原的人生轨迹时，不由自主地将他与大历史相连。“文革”、“上山下乡”、“诗歌时代”、“下海经商”，李牧原在李佳栖的心中不仅是一个个历史时段的见证者，更是弄潮儿，甚至连最后的死亡都有着时代的悲剧性。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如同男友唐晖所说的那样：“你总是要把你爸爸的人生轨迹和宏大的历史捆绑在一起，好像觉得只有这样，他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李佳栖认为，只有父亲的人生具有了意义，自己的人生才会有意义。

但是李佳栖最后却发现，这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在和殷正的交谈中，她看到了一个不同于记忆中的父亲。作为父亲曾经的同学和同事，殷正认为他之所以事事都会紧跟时代步伐，是出于对现实处境的不满和逃避，他“似乎很容易产生挫败感，然后就放弃所追求的目标，从头再来”，而从头再来所做出的选择，不过是在历史的浪潮中随波逐流罢了。尴尬的处境，尴尬的身份，死亡成为父亲李牧原最好的也是唯一的解脱方式，于是他的死究竟是自杀还是意外也不再重要。就这样，李佳栖在自己或真或假的记忆中为父亲所建构起的生命与历史意义，在与父亲一次次的接近中被慢慢地解构掉。在和李佳栖最后的一次争吵中，唐晖又给出了致命的一击：“你非要挤进一段不属于你的历史里去，这只是为了逃避，为了掩饰你面对现实生活的怯懦和无能为力。你找不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就躲进你爸爸的时代，寄生在他们那代人溃烂的疮疤上，像啄食腐肉的秃鹰。”彻底否定了李佳栖一直以来为寻找自己的生命意义弥补缺失的爱所做的一切努力。随着唐晖的离去，李佳栖意识到自己失去了真正的爱。

程恭的痛苦则源于家族仇恨。他的母亲曾经十分疼爱他，却因忍受不了程恭父亲的暴虐而丢下儿子跟一个售货员走了。程恭被送到了奶奶家，奶奶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泼妇，时刻同周围人处于“战斗”状态，稍有不如意便会大加报复。姑姑则胆小软弱，一生不敢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程恭在南院被大家孤立起来，人们都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他，认为他心里有脏东西。父亲的暴虐、奶奶的胡闹、姑姑的胆怯，都是由爷爷脑中的那枚钉子造成的。战争时期爷爷是名神枪手，解放后爷爷成为医科大的副院长，因滥用职权而树敌无数。“文革”时，爷爷在挨完批斗后，脑中被人钉入一枚钉子，成为植物人。程恭知道这个秘密之后意识到，如果爷爷是个正常人，那他现在的处境将截然不同，于是“复仇”成为他唯一的目标。心中的仇恨让他变的越来越像父亲，他将李佳栖的堂姐困在死人塔的高墙上使其摔伤下巴留下终身的疤痕，将无助的流浪狗活活埋死在大雪里，任由哮喘发作的陈莎莎躺在地上挣扎也不施救。对他人进行施虐并不能使程恭的内心获得平静，反倒使其在自责中更加痛苦。

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让程恭变得暴虐的家族仇恨真的存在吗？程恭爷爷的脑中为何会被钉入一枚钉子？汪露寒的父亲是否无辜？中科院院士李冀生又真的是那个逍遥法外的元凶？与此有关的历史亲历者们因各自的担忧而无法给出肯定的答复。那个远离“文革”的年轻人，只能独自艰难地寻找答案，所获得的也不过是一种貌似真相的历史可能——一种由记忆编制而成的历史可能。

而所谓的记忆，就像李佳栖说的那样，“太过渴望的事，就会变成一种从未发生过的回忆”，时刻受到情绪和意愿的左右。例如程恭和李佳栖对两人童年时期书信联系的记忆就很不一样。程恭回忆说，“写好的信放在楼东侧灌木丛中的一截废弃水泥管里”，因为雨水很多，“有好几回我从水泥管里取出的两张湿嗒嗒的纸，钢笔字洇散成模糊一片，无法辨识”。在李佳栖的记忆中，信则是放在一棵很大的无花果树树洞里，发绿的信纸散发着青草的味道，即使是暴雨也没有将它们打湿。两人对同一件事的不同记忆源于他们对彼此关系的认识不同：在程恭看来，李佳栖就是一个永远无法辨识的迷；对李佳栖而言，程恭的陪伴则为她不幸的童年增添了一丝光彩。记忆受到了主观意愿的控制，我们已无法判断由记忆承担的历史同客观存在的历史重合了多少又偏离了多少。程恭和李佳栖所追溯的那段家族史，也并非是真实的历史，而是一种由家族记忆所产生的情绪的传递。

李佳栖和程恭将自己一层层地包裹在自己吐出的苦丝中“作茧自缚”，既没有成为历史的一员，又被现实拒之门外，成为了真正的边缘人。历史依旧是一个无法触碰的存在，他们只能碰触谜面，却永远无法接近谜底。张悦然在努力地将历史与现实打通，而小说最终所呈现出的历史，却是那样的遥不可及。李、程二人忙于追寻那触碰不到历史的印记，却将现实的幸福丢失。封闭在自我世界中的记忆，只会将真实的历史扭曲变形，一遍又一遍地刻着苦难的痕迹。所以小说用不可靠的记忆来追溯历史的同时，也是在消解历史，这也许是张悦然所料未及的。沉重的记忆会将人压垮，厚厚的茧会让人窒息。若想让茧中之人继续活下去，必须为他们凿开一个能照进阳光、透进空气的口子。这个口子就是回归现实，就是小说结尾处那“炒熟的肉末的香味，浓稠的甜面酱在锅里冒着泡”，“和细细的黄瓜丝一起，倒入洁白剔透的碗中”的惬意与安心。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