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障目的真相

1967年的一个雨夜，医学院废弃的德国水塔中，被批斗殴打过后的程副院长奄奄一息地躺在水泥地上，冒雨赶来的外科医生，却用他那拯救了千万个生命的灵巧双手，将一枚细长的铁钉精准地钉入了他的太阳穴……

张悦然的新作《茧》，正是围绕这桩五十年前的谜案展开。铁钉的创口被轻巧地掩藏在血污之中，被发现时为时已晚，程副院长陷入昏迷、口不能言，直到成为植物人。程家上下一片悲愤，少年程恭决心寻找真相，为爷爷和家族报仇。

如果按照这个线索展开，那么这将是一部抽丝剥茧式的侦探小说，然而张悦然却并不屑于如此，恰恰相反，正当程恭准备发明灵魂对讲机来与植物人爷爷沟通时，却在无意中听到了真相：凶手就是同在医院的李冀生医生。侦探还没出手，凶手就已亮相，“追寻真相”之旅没有启程，就已终结。

随之浮现的另一面是，程副院长不懂医术、刚愎自用，与众多医生骨干积怨已久，程家凭借“植物人”哭穷卖惨，在一次次现实利益的甜头中衰败下去，李冀生医术精湛、兢兢业业，最终晋升院士，成为医学院与李家人的骄傲。两家人的命运，在一枚铁钉之间，被悄然置换。

于是，当植物人的孙子程恭，和院士的孙女李佳栖面对面时，这部作品似乎又应该成为一部伦理大戏：荣耀、财富、权力、阶级，不可告人的罪恶与被偷走的命运，足以让他们相互撕咬、相互拷问。但是，张悦然又一次调转笔锋，把这一切身外之物抹平，将程恭和李佳栖轻轻地放到了同一个茧壳之中，他们都成为了世俗眼中的蹉跎客与不幸人。因而，“拷问真相”的伦理审判，在殊途同归中再次宣告终结。

我们常常说一叶障目，看不清真相，只能困于方寸之间，但是这一次，面对奔涌的历史巨流，小小的真相，反而成为那枚障目之叶，令人囿于爱与罪之中，不得超脱。如何处理真相与假象，个人与历史，现实与虚无，如何超越真相，获得自由，成为《茧》最深沉的底色。

历史的庶子

祖辈与父辈，构成了主人公李佳栖的双重阴影。祖辈的院士爷爷李冀生，被纪录片讲述成了一个严谨敬业、忘我无私的光辉人物，他是集体主义时代的标杆，是牺牲掉的众多小我构成的那个大我的化身。在国家权力的碾压之下交出一切，可怕，在时代浪潮的狂欢迷醉中奉献一切，也可怕，然而最可怕的其实是，他不需要强权施压，也不被氛围影响，而是经过精密的计算，决定牺牲部分，而让主体的利益最大化。夫人骨折，孙女可以放弃比赛照顾起居，儿子去世，自己也仅仅是重新安排了手术排期。循规蹈矩，一丝不苟，这是一代“无情的胜利”。

与祖辈的集体主义不同，父辈李牧原充满了八十年代个人主义的反抗与浪漫。他的一生，是终身在反抗的一生：他和农村姑娘结婚，是为了反抗父母；他和汪露寒出轨，是为了反抗命运；他支持学生北上运动，是为了反抗权威……李牧原用尽生命，演绎了一场歇斯底里的浪漫，但所有的反抗是为了坚持什么？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表面的传奇背后，是被同行孤立的跨国倒爷，在贩运假冒伪劣商品中讨口饭吃，最后死于车祸的“浪漫的溃败”。

李佳栖所身处的八〇后一代，恰恰受困于祖辈与父辈带来的恢恢阴影。她不是得不到真相，而是在集体主义偶像破碎、启蒙主义理想幻灭的时代变革之中，得到了太多太多的真相。她拒绝在爷爷的纪录片中出镜，为那座宏大的伟人像添砖加瓦，她想要重塑父亲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传统，但是却在一次次故人的回忆中碰壁。

“我爷爷没杀过人，请你以后不要再乱说了。”堂姐李沛萱顶着嘴角的伤疤，顽强地捍卫着她所笃信的这个故事的纯洁。她并非不知道真相，但是她如园丁锄掉杂草一样，维持着目之所及的整洁，以此作为信仰的安栖之所。

“你总是要把你爸爸的人生轨迹和宏大的历史捆绑在一起，好像觉得只有这样，他生命才是有意义的……你就不能把他从历史上解下来一会儿？给他一点自由不好吗？”相较于堂姐李沛萱的强悍与笃定，恋人唐晖则是一种柔软的回避。这个世界不需要那么多的意义、坚守、甚至真相，只要能够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这不就够了吗？

然而李佳栖却对历史怀有一种莫名的责任感，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填补缝隙、抚平褶皱，保存一份“完本”，然而却又一次次不可避免地掉落入这些缝隙和褶皱之中。李佳栖也好，程恭也罢，他们希望成为真相的守护者，成为历史洪流的中流砥柱，但却又没有足够的能量来驾驭真相、导引历史。历史的重担仿佛意外被交与了一两个软弱的个体。更加残酷的是，当众人纷纷如沛萱和唐晖那样，将历史的丰沛搁置一旁，以实用主义的姿态来过好个人或家族的生活，潮流竟然也开始顺着这条浅浅的河道继续前行。李沛萱和唐晖成了历史的嫡子，李佳栖和程恭反而沦为历史的庶子——他们被需要，但永远不被重视。

犹在茧中

对于张悦然来说，她所面临的不仅是纵向的历史之茧，更有横向的文学之茧。作为新概念出道的青年作家，张悦然背后是期刊文学传统的涓涓细流——教授家庭出身的阅读经验、《萌芽》杂志走红的培养园地，但是面前却是青春文学商业化的汪洋大海——将“青春”“叛逆”“美女”制成标签，将作品包装成商品推向大众。历史中祖辈与父辈叠加的阴影，此刻被拍平成为相互缠绕拉扯的两极。

知名的一批八〇后作家，不同于传统作家培养体系中先庙堂后江湖的路径，大多是先进入市场，而后通过巨大的商业影响力倒逼文坛获得承认的。张悦然出道之初，就顶着市场给定的诸种标签，书写着略带忧伤的少女经验。张悦然的写作既属于以叛逆为主色的青春文学，又能扬长避短、用清丽细腻的文笔弥补个人经验的匮乏。从《樱桃之远》到《水仙已乘鲤鱼去》，至哀至美，都是女孩子们的人生片段，甚至无法从“女性”的高度解读。直到《誓鸟》，南洋九死一生的冒险之旅，让张悦然开始有意识地将走出个人的小屋，叩问外面的世界。在阅历这座桥梁的勾连下，商业市场的广度和文学传统的深度，成为张悦然都想争取的对象。

然而从2006年的《誓鸟》，到2016年的《茧》，十年之间，中国的文坛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期刊为阵营的传统文学，正在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已经没有足够的人才、资源与信心，来维持这个系统继续自主运转下去。而青春文学里被商业化、标签化了的“叛逆”，如同李牧原那种无所坚守的反抗，最终不免沦为年轻人荷尔蒙的宣泄口。网络文学成为草根封神的新领域，也成为资本逐鹿的新战场。曾经被青春文学标记、被文坛传统招安的八〇后写作者，又该怎样在这样的文学场中继续前行？

同一批出道的那些知名的八〇后作家里，公知心、电影梦，都曾是韩寒的招牌，是他用来安放一代人青春与情怀的花园，而郭敬明则实用许多，从写作者转型出版商、电影人，锦衣华服少女梦，明星粉丝四冬情，哪张牌好打就打出哪张。然而对于张悦然，那种对文学传统的追慕和责任，让她注定无法走得轻快恣意。更何况，张悦然的长篇小说，已经是出版社准备出一部，杂志社就准备发一部，期刊对张悦然的认可，亦是一种变相的自我拯救。她脱离不了商业，也脱离不了传统，唯有勉力前行，拉起这两驾马车。

张悦然与李佳栖，在《茧》之中，通过一次次对历史的触摸，各自寻找着她们的方向。能否破茧而出，其实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这枚小小的茧壳，究竟是会成为被历史淹没的旧所，还是在洪流中漂行的小舟。

但此时此刻，她们都犹在茧中。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