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部边疆的新文学——评王芳的小说《朝天吼》
如果说文学是历史的声音，那么作家无疑是一个有力的观察者。相对政治和资本对世界的管控，观察似乎是对世界的一种极其衰弱的理解。虽然文学已经消亡的声音不绝如缕，但仍有人以观察世界并将这种观察反馈成一种穿越时空的声音。观察世界和管控世界是有根本区别的，因为观察是人的本能，而对政治和资本的管控只能是一种后天习得的技能。所以，作为普通人，我们可以没有资本管控，可以没有政治网络，但唯独不能缺少的，就是对世界的观察。
大庆作家王芳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她的基本立场就是这种基于现实根据的观察。所以，我们才能在她的小说中，发现另一个北方的中国。黑龙江不缺作家，女作家也有不少，萧红、迟子建、张抗抗都是在全国范围内有相当知名度的女作家。很多高校、研究院所在评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成就和女作家时，都要对黑龙江的作家做出适当的回应。好作家的产生与一个时代的关系往往有比较复杂的关系，作家不能批量生产，只能依照他自己的规律，以不可预测的方式产生。作为与作家同时代的文学批评家，如果能在文学批评实践的过程中遇到有创作实力的作家，那是批评家的幸事，如果遇不到有相当创作实力的作家，那也是正常的时代因素使然。以大庆地处祖国边陲的地理位置而言，其经济总量和政治影响力显然已经不及石油会战时期，将来大庆的政治、经济怎样持续发展下去，可以有不同的探索。但对于大庆的文化身份问题，则要注意走一条不同于石油文学的创作思路。
诚如艺术是对世界的模仿，早期的大庆文学多以石油工人创作为主，鲜有非石油内容的文学作品。黑鹤、王芳等人的出现，已经事实上改变了这种状况。但更为关键的，研究者要将黑鹤、王芳等人的文学创作不止限定在大庆文学的讨论范畴中，而是将他们的创作放置在更为宽广的中国当代文学中，这样才能更为有效的衡量出他们所应得到的文学评价。
黑鹤是以北方的牧羊犬为写作对象的作家，他的创作即可以归入动物小说，也可以归入环保小说，这样的主题归类，可以让他的创作超越一般民族小说的范畴，将来如果有合适的翻译文本，他的小说完全可以产生国际影响。王芳与他的创作不同。王芳是立足于本民族生长史的作家，她的写作以人为核心，尤其是以大庆市林甸县的人为核心。这就像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以约克纳帕塔法县为核心的创作。他们都是地域文学的实践者。不过从王芳的小说中，我们还能看到另一种精神的影子，这就是中国人的边疆精神。边疆精神联系着边疆文学，从这些作品中，一方面可以读到参与边疆开发的历史，另一方面还可以看到在生存与时代的氛围中，所凝结成的民族精神生长史。事实上，从中国历史来看，凡是有边疆精神的时代，基本都是中国国力逐步强盛，民族自信心逐渐增长的时代。反之，在边疆文学相对闭塞，甚至等同于虚无的时代，也正是中国人的民族精神逐渐衰落，以致走向内溃的时代。举例来说，唐代的边塞诗是一种边疆文学，唐朝人出征西域的豪情壮志正是在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崔颢等诗人的笔下得以不同程度的展现的。而明清是鲜有边塞诗、边疆文学的时代，明清小说中的情感纠葛、仕途经济是要远超开疆拓土的铁血精神的，所以明清的衰落就不只是一个政经体制的问题，它还有一个民族精神内溃的问题。直到近代，中国人的新觉醒才逐渐重生，这里当然也有新文学的功绩。建国后，虽然在冷战的阴云下我们曾经有过一段沉寂期，但从文学作品来看，这种边疆精神并非完全沉寂。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例，曲波的《林海雪原》、陆柱国的《上甘岭》虽然都是军旅题材的小说，但其对边疆安全的关切和战斗性，恰恰是亟需铁血精神的中华民族在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同样的，以写新边塞诗著称的闻捷，他的《天山牧歌》《复仇的火焰》同样可以视为正在崛起的民族精神在文艺创作上的代表。就大庆地区的石油文学来说，1960年代的石油会战也不失为一种边疆精神的反映，因为那时的大庆油田，仍是人与自然的边界，期间的文学自然也就成为边疆文学的种子，这也为现在大庆地区的各类文学体裁提供了借鉴。新时期以来，陆续涌现出的以王蒙、马原、扎西达娃、阿来、杨志军、姜戎等人为代表的边疆写作，更是填补了同时期汉语文学在乡土文学探索后的空白。不过，由于他们并非完全的扎根边疆，他们这种边疆文学的边界也就显而易见了。事实上，对边疆的探索，不能止于猎奇，也不能止于旅行，无论是对故事还是对人物，成熟的边疆文学都要有超过时代的贡献。从王蒙、马原等作家的现实生活来看，他们一旦取得了相应的社会认可度，离开了他们最初探索的边疆，由他们创作的边疆文学也就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只能是另一种原生态的边疆文学。比如西藏作家次仁罗布，他对西藏的描写就不是探险式的写作，更不是对文学技巧的尝试，他的小说更应该是一种以西藏地区固有习俗和信仰为依托的原住民创作。这其中如他的短篇小说《放生羊》，就是以藏区牧民普遍相信的轮回转世为理念创作的，他的长篇小说《祭语风中》，在创作中虽然仍有轮回转世的观念，但其内容已经明显丰富起来，超过了《放生羊》中的单一情感问题，而是以西藏现代史来写西藏边地的故事，这样的内容是远胜于探索型的汉人小说的。
对西藏或者说是中国西部地区的小说创作，由于与汉民族文化圈的不同而天然的具有差异性关注，相对于西部地区的东北地区，由于与关内汉民族有比较接近的民族生活，对这一地区的文学创作，评论界往往不将其视为边疆文学的讨论范畴，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东北文学的讨论视角。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文化中心城市相对聚集的情况下，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已经呈现出层级性，东北地区的经济、文化相对全国发展已经明显滞后，这在统计数字和人文景观上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黑龙江地区的作家已经成为相对边缘的文学创作群体。王芳自然也是要以相对边缘人的身份，进行独立创作的黑龙江作家。在地理空间的划分中，作家的独立和边缘并不可怕，相反，这样的相对边缘可能更有利于作家的思考和创作。王芳选择林甸县的历史为切入口，其文化身份的独一性就决定了她的位置。这就像迟子建写北方的山林，萧红写呼兰河，其文学之根必定是在此立足的。
但王芳似乎还未完全懂得她自己的意义。文学创作的生命在于真实，或者说，只有现实主义的作品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王芳现在所走的路，恰恰就是这种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道路。王芳不是一个炒作概念和追赶潮流的作家，大城市作家笔下的题材并不适合王芳，她在经历了一部都市题材小说《别忘了回家》后，调整了自己的创作方向，专心创作以林甸历史为内容的小说。现在来看，林甸的历史恰恰就是王芳的现实主义题材。她若能以小说的形式将林甸县的历史写出来，其意义就不单独是一个区域文化史的问题，它也同样也是中华民族的边疆精神拓展史，而这恰恰是要大于很多潮流中的作品的。好的小说一定要有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当然可以是小说所发生年代的历史，但同时也可以是现实生活中的事实脉络。这就像区分横断分开型的时空、还是纵深探寻性时空的问题，在这两种探寻中，都可以有好的小说。从作家的普遍创作过程来看，往往从横断分开型的小说创作开始，逐步过渡到纵深探寻性的小说创作。以迟子建为例，她最初创作的小说《北极村童话》就是典型的横断分开型的小说，其叙事内容都是她自身的经历，或者相关的身边故事。在创作这类小说时，她以自己的观察为摹本，以细致而又有童心的想象为前提进行小说创作。依此类推，她的短篇小说《白雪的墓园》《原始风景》《不灭的家族》《观彗记》等作品，都属于这种横断分开型的小说，其内容也都是即可以当小说看，又可以当自传看的个人生活史。对于这种创作手法的运用，她甚至已经在潜意识中，延续到了她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当然，从她长篇小说的整体效果来看，迟子建还是以纵深探寻性的创作为主。比如她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白雪乌鸦》，就是这样注重历史的深度和细节，同时也有自己创作标记的作品。从她的创作谈和相关内容来看，迟子建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才完成了这两部长篇小说，确实，她在长篇小说创作中的思路是离不开历史的。由身边人、身边事到历史中人、历史中事，这是很多作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所呈现出来的进阶情况。相对成熟一些的作家，在创作小说时可能会对身边人、身边事关注的少一些，而更关注具有历史效果的小说创作题材，但对于多数作家来说，按照这种自身边而历史的进阶创作，也是作家们在观察世界和阅读书籍方面的变化。迟子建没有离开这个规律，这也说明，她的文学道路正是一个文学青年所可能走的道路。
王芳是比迟子建年轻的作家，她进行小说创作时，由于有了比较方便的网络资源，这让她在纸质文本创作前，省却了如迟子建般的文本小说探索期。王芳可以将她的小说探索发布在网络上，待有了一定的积累后，再进入纸质文本创作，当然，王芳也正是这样做的。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让她的两部以林甸为背景的小说，在初次发表前，就有了一个相对初学写作的普通作者高的文本起点。《血盖头》和《朝天吼》这两部小说属于纵深探寻性的小说，当然，相对更为丰富的林甸百姓的生活，它们都是历史的种子。但也正因为有了林甸百姓的生活，也才有了王芳小说创作的机缘。王芳的小说，可以说是一定程度上的林甸生活变迁史，这点又不同于迟子建以伪满洲国和哈尔滨鼠疫爆发问题而进行创作的大历史创作，王芳的小说都是小人物，最大莫过于县长一级的干部，但她注意写历史的趋势，这样即便是再小的人物，在她的小说中都可以容得下自己的位置，这又让读者想起了相近的萧红小说。王芳的《血盖头》谈的是20世纪初期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段林甸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女青年林野花，她的《朝天吼》谈的是1954年到林甸的山东垦荒团，主人公是林梦的奶奶和众多垦荒队员。这两部小说的共同之处，都是在谈林甸的基本历史，但同时也是林甸的开发史。林甸是1917年才正式设置行政县的，其历史如同东北地区的很多县城，直到清王朝后期，乃至到了民国时期才逐渐得到开发。这种短历史的建制过程，必然包含了很多外来移民的故事。这是王芳进行现实主义创作的基础，而王芳的小说可以被看作中国北部边疆的新文学，其基本依据也就在此。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去预判王芳将来再次写作有关林甸题材的小说，那也同样可能是以现实主义题材取胜的、以探索生存之道为内容的北部边疆文学。
严格的说，民国前，我国北部边疆的开发基本处于相对落后的状况。清政府多次以“龙兴之地”的名义，严禁百姓开发，在清政府后期国力衰落的情况下，只能在俄国人和日本人的胁迫下被迫开放边禁，1903年7月24日，由俄国人主持修建的中东铁路正式通车，这带来了东北交通的大变化。1904年，东三省正式全面开禁，1908年，清政府甚至开始在汉口、上海、天津、烟台、长春等地设置招待处，引领百姓移民关外。这些措施更促使了关外，尤其是山东地区的百姓大量移民东北。清末民初的关外百姓向东北地区的迁移，是近代以来东北地区经历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事件。东北人口的充实和东北文化的出现，也就在这个时期得到了相应的积淀，可以说，东北大部地区的文化史，基本都是在这100余年的时间内完成的。由于移民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开垦土地的辛劳，这也必然注定了初来东北地区的移民，只能以相对原始的边疆人身份谋求基本的生存空间。这一状况，应当是王芳创作《血盖头》的基础。巧合的是，尽管小说的主人公不同，但她的《朝天吼》也是依赖这样的社会基础发展起来的。这也说明了东北边地生活的人，相对于关内百姓不同的社会环境。
《朝天吼》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此时正是结束国内战争，开始和平建设的时期。当时为了解决城镇青年就业，同时也为了解决国家边远地区的建设问题，动员关内的城乡青年到祖国各地去，不失为一项有效的政策。王芳以小说写基层百姓在面对国家变动时的复杂情感和人生故事，其实就是这样一种现实主义的创作。如果从周作人在1919年发表的《平民文学》中的某些观点来看，《朝天吼》的出现，其实也正是一种基于平民精神、底层精神的文学作品。小说中的人物关系都比较紧凑，社会阶层都不太高，基本没有超过林甸县的范围。但文学的重点，就在于这种民间的历史。王芳能与更多的作家形成一种叙事序列，其价值也就在此。相比王安忆、迟子建等50后、60后女作家在写作小说时的历史性，她们的写作都离不开大的历史性事件，而大的历史性事件又不得不牵扯到大的历史人物。王安忆的《长恨歌》写的是王琦瑶，但仍不忘记王琦瑶所接触的上海市的高层人物，迟子建的《伪满洲国》虽然从普通子民开始，但仍不忘记的是伪满皇宫中的溥仪。她们的写作，也许是在追求一种更为宏大的历史观，以文字的形式描绘整个时代的精神史。其写作姿态，犹如上帝一样的全知视角，不分种族、阶层的观察一切人。而王芳笔下的山东垦荒青年，更像是沉默的大多数，虽然呼号于天地，却又默然于光阴。比较王安忆、迟子建的历史叙事，无名者的身份可能更切合《朝天吼》中的基层建设者。在一切正史中，他们注定是要被遗忘的数字，也只有在文学中，他们才会成为有血肉的人。王芳的视角，其实就倾向于这种民主化的文学观念。也许此时，不写大人物，只写小人物，而且又要写出小人物的热忱和精神，才更有理由被称为“为人民”的文学。
《朝天吼》以家族史的形式写林甸的开发，就有了这种从历史深处打捞家族记忆的意味。家族史系列小说在现代文学初始期就已出现，巴金、老舍都有过作品。其它典型的作品如美国作家阿历克斯·哈利的小说《根》，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还有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系列，都是这样以祖辈、父辈的自叙传形式来写作的小说。不过王芳的小说没有走1980年代颇为流行的魔幻现实主义路线，她的小说，基本呈现出一种带有回环效果的线性叙事模式。这是一种比较保守的小说叙事方式，看似笨招，但其实可能更有效。读者按照文本的顺序正常阅读，就等于按照时空线索了解了这些山东移民的故事。
作为女作家，王芳的两部长篇小说《血盖头》和《朝天吼》的主人公都是女性，也许是为了保持一种身体的圣洁，《血盖头》中的主人公林野花被设置成处子之身。到了《朝天吼》中，王芳采取了另一种历史人物的叙事策略，其中的“我奶奶”有过三次婚史，这点颇像莫言《丰乳肥臀》中的“我母亲”。当然，女性的婚恋次数，不能等同于女性的贞洁问题，相反，这种变动似乎更能体现出某种残酷的历史际遇。《朝天吼》中“我奶奶”黄九菊的三次婚恋，其实也正暗合了这个问题。黄九菊的初婚对象是同村的贾狗，这是一个连正式姓名都没有留下来的人，足以证明他的社会角色之低，同时，这也暗示了他的悲剧性结局。贾狗的形象比较接近农村小说中的中间人物，这点像赵树理农村题材小说中的中间人物。他们往往长相滑稽，或者猥琐不堪，在政治和生产上都不突出，不能代表意识形态的方向，其价值更倾向于做有待改造的落后农民，以其自身的改造经历来证明历史的目的。《朝天吼》中没有完全的反面人物，更多的是人性的反复，而且主导这种反复的，仍是积淀在每个人心中自发的英雄情结。即便是逃跑的梁胜子，最终也是以英雄的方式辞世的。这其实也正是小说中所隐喻的边疆精神，它没有被明确的说明，但已经在每个垦荒队员的身上自发的存在了。这大概就是《朝天吼》中没有完全的反面人物的原因。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时代的英雄。小说中出现的几对婚恋故事，也能相应的证明这种英雄情结和恋爱、婚姻的关系。
十八岁的“我奶奶”黄九菊为来东北，答应母亲临行前找个婆家，邻居青花嫂只用一天时间就帮忙找到了贾家围子的贾狗。贾狗像农民小说中的喜剧角色，家庭贫困，长得不起眼，遇到危机好打退堂鼓，像底线人物一样衬托着垦荒队员，但他为人善良，对妻子黄九菊也很忠诚，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仍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可贵爱情。贾狗不是高大上的英雄，但在野狼袭击的时候，他仍能英雄般的引开野狼，保护妻子。也许是一种补偿，贾狗死后，奶奶生下了贾狗的女儿贾雪，奶奶回到山东，将贾雪送给贾狗的父母抚养。贾雪是带动这部小说发生的缘起性人物，只是没有过多的出现。她的位置类似一个普通读者，又像打破第四堵墙的戏剧角色，在出现与隐遁的情节中，又有点类似西西小说《飞毡》中，只在小说末尾出现的旁听者花阿眉。“我奶奶”黄九菊的第二次婚姻是和宋金柱，这也是一个实诚人，可惜被野狼袭击感染重病，很快就辞世了。黄九菊的第三次婚姻是和林宽，也就是叙述者林梦的爷爷。林宽和黄九菊有了完整的婚姻关系，两人生育了儿子林安生，并且相伴到老。奶奶的故事贯穿始终，也是《朝天吼》的主要线索。
东北的边疆性除体现为国土的边界性外，还体现为人与自然的边界。小说中提到的在林甸县经常出没的野生动物有野狼、野猪和黄羊，其中最具威胁性的当然是野狼。在十九号垦荒队，被野狼咬死或袭击的就有贾狗、宋金柱、七火，这些人物都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他们都是围绕“我奶奶”黄九菊而出现的人物，这样他们的生死也就和黄九菊有了某种神秘的联系。贾狗的父母见到从东北垦荒回来的黄九菊，说她是“扫把星”，这也给角色的设定增添了一抹悲剧色彩。不过从这些写悲、写惨的故事中，死亡并不等同于一个命定的结果，它成为一种垦荒精神的升华，以此不断的延伸出黄九菊和垦荒队员颇有悲苦的英雄情结。这大概也是王芳的边疆小说在人物关系设置中的基本特征。她的《血盖头》也有类似的死亡叙事，以某个人物的死，来推动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发展。当然，边疆生活的悲剧性不只是因为野兽袭击，还有其它可能遇到的灾患。比如火灾、饥寒、重大疾病、传染病，就像小说中出现的克山病，和因克山病而死的25人，这些恶劣的自然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毁灭着正在垦荒中的队员们。灾祸的发生，在人与自然的边界上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正是一万三千多名年轻的垦荒队员们以“朝天吼”的拼搏和抗争，才换来了后世的安宁。小说的结尾，特意写到“我娘”、贾雪和“我”在听到于承兰去世，只剩下五十五名老垦荒队员后的悲戚，也再次表达出，当后人们面对那些拓展边疆的初民在历尽青春后的残胜，已不亚于一场壮烈的人与自然之战的感佩心情。他们正如凋零的老兵，以这种近似悲剧的结局，展现在拓展边疆的文本阅读中。这大概也正是这部小说，在整体上充满了悲情的英雄主义情结的原因。因为所有的开拓，最终都是人的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