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长篇小说奖

李传锋（土家族）

获奖作品：《白虎寨》

我出生在旧中国，长在红旗下，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吃过草，挣过工分，我体会过“饥肠辘辘”、“身无分文”的无奈，我深深懂得贫穷对国人的伤害。所以，我对“三农”问题有着天然的敏感。改革开放以来，短短几十年，党和政府使几亿人走出了贫困，千百年来困扰中国的吃饭问题基本解决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

我65岁退休之后，回到山村老家，目睹了家乡的巨大变化，今昔对比，感慨良多。于是有了长篇小说《白虎寨》。“白虎寨”地处武陵深山，“敲梆岩”成了脱贫致富的拦路虎，它既是天然的交通阻隔，也是思想观念的因循守旧。以幺妹子为首的新一代打工青年，回到家乡，借着改革的春风，全力追赶时代的步伐。他们“抢”科学家、搞良种试验；大闹交通局，修路通电；他们当家做主，“抢班夺权”，搞土地流转；他们敢怒敢言，甚至“聚众闹事”。这些有知识有文化又见过世面的青年人回到乡村，一改父辈的做法，以全新的方式向贫困发起挑战。这从根本上动摇了白虎寨的传统生活，由此触动了农民与土地这根最敏感的神经，引出了几代人在乡村与城市、改革与传统、亲情与爱情、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挣扎与突围。

我不赞成当下一些小说把村干部写得很糟糕。我自己当过村支书，也见识过不少很优秀的乡村干部，他们拿着最低的工资，干着最艰苦的工作。我在作品中塑造了覃建国、“都无队长”这样的老一辈共产党员形象。我着力写了几个新女性，她们都曾随着潮流外出打工，但为了父母、为了儿女毅然回到故乡，她们身上有着往日的印记，有着不同的家庭环境，有着不同的人生遭遇，有着不同的爱情生活和性格特征，但都有着新的追求与梦想。当下的农村，实在需要更多青年来创业，这里大有作为啊！

我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多角度聚焦贫困山村，近距离体察鲜活农事，思考社会变革。我尽量使作品有着丰富的“三农”信息，让作品跳动着强劲的时代脉搏。我没有过多地关注写作的技术，而是将心血灌注于鲜活的物事。就像唱山歌一样，激情一来，就高兴地吼几嗓子。《白虎寨》就是我为中国扶贫事业献唱的一首山歌。

袁仁琮（侗族）

获奖作品：《破荒》

如何看待历史，如何看待现实，是没有现成答案的。需要站在一定高度，以人民的利益、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冷静地思考，辨别是与非、高与低，作出判断。我写三卷本长篇小说《破荒》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要从纷繁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找出一条路来。从新中国成立前期到改革开放这30多年，中国人民走过很不平常的一段路，既无法抹去，也不能绕过，更不能随意涂写。这30多年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包含了人民翻身解放、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等特殊的历史阶段。

经过几年的苦苦思索，翻阅我国和其他一些重要国家的历史，我发现一个基本事实：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是一帆风顺的，走弯路、出现挫折在所难免。我意识到，中国人民走到今天不容易，应该倍加珍惜。这便是我创作《破荒》的基本出发点，是我在作品中集中表达的真情实感。

事实上，在我眼前晃动着家乡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特别朴实，特别能吃苦，特别有毅力。他们经受打击、经历挫折，但没有沉沦。主人公龙文冔是山里有志气的孩子，“文革”中也犯过错误，但很快醒悟，追求梦想不动摇。龙文冔的父亲布劳兆是远近闻名的铁匠，他讲义气，识大局，不怕邪恶，敢于保护“文革”中挨整的领导干部……这些人都很普通，却又是打不垮、压不倒的中华民族脊梁。这是那片沃土给我的灵感，是那些时时浮现在我眼前的刚毅而普通的面容给我的启示，我像摸索在黑夜里猛然见到亮光那样兴奋难抑，不写这30年，不从各个侧面去表现他们，会遗憾终身。而且，说过去的不足，在于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前进。

此生和文学结缘，还获得“骏马奖”，是我的莫大荣幸。我虽然已逼耄耋之年，依然心甘情愿地在文学创作长途中跋涉，因为它给了我无穷的乐趣和精神享受。

阿拉提·阿斯木（维吾尔族）

获奖作品：《时间悄悄的嘴脸》

小说《时间悄悄的嘴脸》是我在创作上的一次尝试。我不知道用这样的形式，这种陌生的语言、节奏写小说，算不算是创作的正道，因为它不像我以前的小说，那种很老实的、听话的形式和节奏。在时间的游说下，那种且听下回分解式的写法不存在了。有时候我想，是不是时间在耍什么花招？或是我手中廉价的笔在酒精的蛊惑下，开始疯癫地向荒原招手呢？我在努力地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时间悄悄的嘴脸》写的是大地和太阳、时间和人、嘴脸和嘴脸、人和石头的故事，在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也是心和心的故事。人和时间的矛盾是人类恒久思考的命题，千秋万代的人都没有能够征服时间，狂妄的时间也没有让人类颓废消亡，人和时间忽而拥抱忽而分离的历史，让人感慨良多。时间继续前进，有的时候我虔诚地跪拜，但还是看不见时间的嘴脸。于是神话显灵了，像时间的私生子，虔诚地窥视另一些时间的真相。我们继续有信心，因为我们是时间的好孩子，相信时间会继续拥抱我们，因为我们不是空手等待，我们的花篮里早已有鲜花奉献。

这篇作品出版后，我听到了一些反响。我更注意的是那些批评的意见。我至今在静夜里还在思考：我的小说要这样写下去吗？一部作品，面面俱到，事事非我不可，像小说又不像，自作聪明，议论他人的时间和嘴脸，总是要和那些隐藏的事物过不去，晒他者的私密，总是和各种可怜贪婪的嘴脸们交锋。我就觉得对不起“嘴脸”这个词，但我又多情、自信地包庇修正甚至欣赏这个词，反复地炫耀和揭露它多变的形象，揪住不放，让它抬不起头来。一个不宽容的作家，能走多远呢？

乌·宝音乌力吉（蒙古族）

获奖作品：《信仰树》（蒙古文）

我出生于内蒙古昭乌达草原上的一户牧民家庭，是父亲惟一的儿子。小学毕业后，由于家长生病而辍学，在家过起了牧民生活。虽然离开了学校，但我的心总是在课堂上。我从一些老乡家借来他们收藏的图书，如饥似渴地阅读和欣赏。故乡还有乌力格尔、好来宝说唱人和民歌手、祝赞词演说人等许多民间艺人。他们丰富的阅历和精湛的表现能力，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3年初夏一个星期六下午，语文老师扎拉干巴亚尔给我们布置了题为《我的学校》的作文。我坐在一束灌木丛下，写了一首诗歌《我的学校》。结果，老师把我的作文抄写在学校的黑板报上，让大家欣赏，并说：“乌·宝音乌力吉会成为作家的。”我听了，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之后，我坚持不断地读书和写作。

在创作长篇小说《信仰树》时，尊敬的扎老师当年的预言仍然鼓励着我。我想，把预言、梦想变为现实时，需要勤奋、信念和不断的学习。在文学创作方面，如果说蒙古族文化遗产和宗教信仰是栽培我的“信仰树”的土壤的话，不断地读书学习是使它成活和成长的人为因素。

在50多年的写作过程中，我把母语创作一直当做自己的幸福和喜悦。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通过母语创作而获得“骏马奖”，我内心充满感恩。此时，我更加热爱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学。

从文化认同的观点去观察自己，我的身份就是我的母语。时代前进了，社会发展了，科技进步了。我们需要用民族意识和母语思维去认识和表现这些变化。我们要正确认识本民族文化与先进文化之间的差距。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不断的进步，才能缩小这个差距。要把母语思维的发展与祖国的发展结合起来，这将是我在创作上的努力方向。

旦巴亚尔杰（藏族）

获奖作品：《昨天的部落》（藏文）

得知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昨天的部落》获得“骏马奖”，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既是对我的鼓励，也是对我的鞭策。此时此刻我想起了这部小说的创作经历。

那是2011年10月，我在西藏东部的偏僻村庄叶巴村工作。当时村里没有手机信号。有时候，我们需要爬到村前的一座孤山上才有信号，队友们戏称那是“发射中心”。有一天，突然手机铃声响了，是青海民族出版社图书编辑部主任索洛打来的。他说，青海民族出版社准备编辑出版藏文长篇小说丛书，今天正式向我约稿。我一口答应了。

古人云，万事开头难。我的创作习惯是，首先起个自认为满意的题目。可是，怎么也想不出一个理想的名字。最后多番琢磨，想到了《昨天的草原》这一标题。然后，一口气写了小说的中心思想和故事梗概。晚饭后，我把它发给作家吉米平阶看，希望他能指点一下。他说：“这个题材确实好，真正能反映藏北牧民的传统生产方式。”他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勇气。次日，我把关于小说的一些想法以短信发给了索洛。

从此，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我一有空，就把在脑海里酝酿已久的小说，敲到电脑里。思想高度集中于形形色色的人物、纷纭复杂的部落之战的刀光剑影，以及传统游牧生产方式和古寺凄凉的法号声。另外，耳边不时响起古老的民谣和英雄史诗《格萨尔》说唱的美妙的旋律。我看到，夏季晶莹剔透的雪峰下撒满珍珠的绿毯和冬季茫茫雪原上，灵感像喷泉般喷涌时，创作的过程完全是一种享受。

翌年8月，小说的第一稿出炉了。正着手准备修改时，接到单位的通知，让我9月份去中国人民大学特培一年。年前，我对小说进行了全面修改，然后发给索洛。寒假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接到索洛的电话，说看了我的小说，但没有细读，整体感觉很好，小说的名称《昨天的草原》最好改成《昨天的部落》，因为草原的范围太大，部落是草原的一个组成部分。

通过编辑老师的辛勤工作，长篇小说丛书于2014年12月正式出版发行。而能够获得“骏马奖”，我要感谢一路帮助过我的同仁。

二、中短篇小说奖

马金莲（回族）

获奖作品：《长河》

我很喜欢耽溺。常常没来由地就耽溺于一些物事。事件一件件发生，最后都一一变作记忆，不管当时多么大喜大悲、大痛大怒，最后都会淡化，刻在心里的痕迹会慢慢愈合。只有时间，时间是永恒的，所以更多的时候，我将更多的时间耽溺在了时间之上。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同宗的二奶奶去世，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身边熟悉的亲人去世。她的葬礼上，濯水洗埋体的时候，看守门帘的女人疏忽了，她双手紧紧扯起来护着门口的门帘下面有一个小女孩扯着脖子，透过帘子的缝隙目睹了整个过程。多少年后我还常常回味那个洗浴的过程。我不知道这样的回味有什么意义，可是我甘愿耽溺在这样的想象里。

时间过去很多年了，村庄里每年都有人离开世界，每年又会有新的媳妇被娶进来，有新生儿从小媳妇的肚子里生出来。几十年过去，村庄里的人口量似乎变化不大，可是细细去想，那么多熟悉的面孔消失了，永远都不会回来了。新生悄然替代了亡故。这其中只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它从来都不曾减损过，它就是时间这把利剑。在时间的长河里，我们生命的个体就是一粒粒微小的尘埃。我想做的是，通过书写，挖掘出这些尘埃在消失瞬间闪现出的光泽。《长河》这样尝试了，《老人与窑》《赛麦的院子》《暗伤》《口唤》等一系列作品里我也在做着这样的努力。

从18岁开始写作，在不耽误婚姻和家庭生活的同时，我固执地将文学这个业余爱好坚持了16年。16年，红颜少女的鬓边皱纹暗暗生了一圈又一圈。只有时间在远处一直静静微笑，它像一位大智的贤者，始终在无声地注视。这个过程里，它悄悄将许多的恩赐奖赏给了埋头赶路的我，比如这沉甸甸的“骏马奖”。摩挲16年的时光，打量16年来写下的200多万字作品，我觉得惟有感恩才能不辜负这样的恩赐。心会老，身会老，惟时间不老，面对时间的考验和恩赐，我深情写下此刻的心情，心怀感恩。

和晓梅（纳西族）

获奖作品：《呼喊到达的距离》

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是一个能够书写的人。我相信，每一个能够书写的人，都是上天派来的文字使者，穿着世俗的外衣，带着不同的使命，混迹在尘世烟火之中，悄悄地掌管着文字的灵魂，传达迷之深邃的内涵。这种想法总是左右着我，它们掩盖了书写的艰辛和孤独，让这件乏味的事情变得像探险那样有趣，像魔术那样神奇，像歌剧那样响彻心扉。

《呼喊到达的距离》中的7部中短篇小说创作于2009年至2012年之间，我承认这是我创作生涯中比较艰难的时期，因为我一直在思考少数民族文学在当下文学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在努力探索纳西族文学现代表达的渠道和方式。这个过程中，无法回避在同时书写现代性和民族性的时候，从心理到文字之间存在的距离。但命运之神再次青睐，我发现，这个距离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一声呼喊就可以到达。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写《有牌出错》，写纳西女性如何对待人生的困境；写《我和我的病人》，透视现代女性的生存危机。这之间看起来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足够的诚实和虔笃能让你看到特殊境遇下女性的个人体验与觉悟，就如同萧红曾经的感叹：“女性的天空是低矮的。”

纳西族文学是有根基的文学。在过去的800年里，几乎每一个朝代、每一个重要历史阶段，都会出现前沿作家。虽然她地处偏远，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都还处于非常封闭的状态，但不可否认的是她的文化背景深厚，底蕴丰饶，是云南最早和西方世界接轨的民族之一，对文学有格外的尊崇和敬意。当我站在纳西族女性的角度去勾勒纳西民族的特性与根脉，去书写人性当中最隐秘最柔软也最深刻的部分，并尽可能实现与现代社会的接轨时，感觉到无尚的荣光，感觉到无限的幸运。所以，我特别感恩这片充满持久生命力和创作力的土地，特别感恩这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母族，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理解“故乡”的深刻内涵，甚至我加倍怀念那段孤独而奋发的写作时光，它让我获取来自母体的巨大力量，讴歌一个民族所焕发的生机。

陶丽群（壮族）

获奖作品：《母亲的岛》

父亲是个上门女婿，从偏僻缺水、以玉米为主食的穷山区入赘到地处城乡结合部、相对富裕的平原乡村来。大片平坦的稻田和白花花的大米饭着实令他的几个兄弟羡慕不已。他是不是也兴奋过，我不得而知。父亲这一举动，为他自己以及我们姐弟俩所带来的影响却是深远的。男婚女嫁，老天这样安排其实很有道理。女人品性如水，其柔性和韧性使她能相对容易融入一个新家庭并且得到接纳。而男人性格中的刚强和棱角注定使他们在陌生环境里求生存要艰难得多。

父亲活得极为胆小谨慎，恪守祸从口出和沉默是金的古训。我从未见过他在人群跟前主动说话，往往是别人把话头对准了他，他才把再三思量的话谨慎说出口。而他对他的两个孩子则管教甚严。在我的记忆中，只要家里来人，不管是家族里的亲戚还是隔壁邻居，只要我们姐弟俩稍微喧哗或多嘴，保准脑袋上要吃他一记“爆栗子”。

父亲“沉默是金”的教育理念，成功地在我身上开花结果。这种性格使我在人生路上吃了不少苦头，走了不少弯路，吝啬话语几乎成为我身上的标签。然而，这并不代表我失语，对这个世界没有自己的体察和看法，它给予我的百般滋味日益深沉地积累在我的生命中，像一簇不灭的火苗始终在心底燃烧。2007年，写作静悄悄降临在我的生命中，难以言表的生命体验以写作的方式得以尽情倾诉。那年我28岁，第一次找到适合自己与这个世界的交流方式。

《母亲的岛》是我近10年间出版的第3本小说集，由2013年至2015年间创作的9个中短篇小说结集而成。2012年，我辞掉了已经从事13年的文化馆工作，再也不用担心办公室电话铃响，也不用害怕去向领导汇报和请示工作了。整日过敏般地神经一下子变得大条起来，这无疑也影响到了我对周遭世事的看法和态度。这本集子，没有了之前那些作品的直接、阴郁甚至跋扈，而多了些婉转和平和，人物变得更温润真实，故事变得更人性、客观，表达也更准确、干净。

这可能并不是我创作上的进步，而是年龄增长赋予了我能更深度地思考和辨别的原因。感谢那些一直耐心陪我成长并包容我种种不尽如意的缺点的亲人和朋友们，无法预言还能写出什么，但继续写下去是肯定的，感谢！

德本加（藏族）

获奖作品：《无雪冬日》（藏文）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满足于自己所从事的教师这个职业，因为这个职业让我局限于一个很狭小的环境。但是换个角度想，有时又觉得教师的工作和小说创作有很多的异曲同工之处。这是因为教师的任务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培养教室里的每一个学生，而小说家的任务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培养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但是小说创作是一个把文字“形象化”的巨大工程，最后通过那些形象化的文字在读者心里引起一些共鸣。

在写作上，我一直坚信一句老话：“只要我们热爱劳动，什么都会好起来的。”因此，我总是利用一些空闲时间，重返故乡的每一个角落，把那些曾经有意无意地藏在心底的文字找一个恰当的时机写在纸上。每当这些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是这个世上最幸福的人。

一些朋友问我你为什么喜欢写小说。我觉得“喜欢”或“不喜欢”只是一种心态在作怪，很难有一个明确的评判标准。但是我想说，我只是给那些长时间用情感培育的文字赋予生命的意义，然后呈现到了读者面前。并不是我“喜欢”什么时，那些文字会蹦出来，我“不喜欢”什么时，那些文字会藏起来。如果非得说一个原因，我只能说：“这是因为我对文字情有独钟。”

文字是最丰富多彩又最复杂深奥的事物。我是一个被文字的养分滋润过的人，因此对文字有很深的感情。经历了从盲目的人生到回头探寻人生意义的漫长旅程，我深深体会到了文字无可比拟的力量和无与伦比的魅力。可以说这一切是我进行小说创作最根本的动力。

简单地说，我一直坚信一个小说家必须是一个善于挖掘生活中那些容易被人们忽略的细小事物的人。

非常感谢本届“骏马奖”评委，发现、看重，并从众多优秀作品中遴选出我的作品。我要向每一个人感恩。特别是感谢我的家人容忍我这么多年，让我从许多家务中脱身，可以专心于我的写作！

努瑞拉·合孜汗（哈萨克族）

获奖作品：《幸福的气息》（哈萨克文）

我从小在牧区生活长大，后来参加工作，在一个事业单位光荣退休。对于文学创作，可以说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我从小喜爱文学，因此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文学创作上，后来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一些作品，甚至陆续获得一些奖项，从中得到了鼓励。

今年看到参评“骏马奖”的相关条件后，我报送了自己的作品，但心里并没有抱着太大的希望。我总觉得，我这样的乡下妇女所写的文学作品不可能引起评委的注意，更何况有些人告诉我说，“现在的一些评奖，靠人际关系获奖”。

在网上看到自己获得“骏马奖”的消息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太好了！高兴极了！这给予那些“靠关系获奖”的说法一个狠狠的打击。另外，我的作品主要书写真人真事，主题还比较现代，但是有些人认为我的写法太传统、老旧了。现在看来，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我就更加激动了。

这次能够获奖，让我对自己的写作产生了信心，对我今后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工作起到了鼓励和推动作用。所以，我对尊敬的评委们再次表示感谢！在文学风格日益多元化的今天，我意识到任重道远，感觉到很大的压力，可我不能为此罢休退缩，今后我要为写出更好的作品而努力！

三、报告文学奖

冯雪松（回族）

获奖作品：《方大曾：消失与重现——

一个纪录片导演的寻找旅程》

感谢评委会授予我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这个奖是对一个纪录人16年来寻找方大曾的肯定，更是对“卢沟桥事变”现场报道第一人方大曾先生的致敬！

方大曾，笔名小方，是中国战地记者的先驱、杰出的摄影家，过早地失踪于抗日前线，使他的名字沉入了历史的忘川。由于方大曾失踪的时候只有25岁，尽管他在当时已经闻名长城内外，与范长江等人同负盛名，但是他彗星一般的耀亮和迅失，使他在《中国摄影史》中，不仅没有独立的篇章，而且也没有完整的生平，关于他的描述加起来不足100字。

我拍纪录片《寻找方大曾》，写这本寻找旅程的书，努力去还原一个真实的、热爱和平与自由的生命。通过十几年的寻找旅程，方大曾的生命轨迹也从历史碎片的捡拾和拼接中逐渐清晰。这个年轻人用生命做胶片，真实记录了当年国难当头的中国大地。在当时，他的报道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士气和斗志；在当下，他为后人留下了了解当时民族危亡的珍贵图本。

写作这本书的过程，是我心灵不断接受洗礼的过程。有段时间，我在宿舍的墙上挂满了小方的摄影作品，无论题材是民生、战争抑或风物，他从来都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小方从未在其中表现过丝毫唯美和猎奇之倾向。他是时代变迁的记录者、民众命运的关注者、国家兴亡的承担者，他的双脚始终踩在大地上，心跳从未离开过中华民族的脉动。

写作《方大曾：消失与重现》的过程，是我作为一名新闻人，职业理想不断升华的过程。我始终相信，不用内心去感知，镜头是虚浮的，不用双脚去丈量，解说词是没有温度的，真正的纪录者应该追求严谨和真实，而不是炫技和讨好。

寻找方大曾本身，也是对自己职业精神的反省，对自己心灵世界的净化，由此我认识到，作为一个新闻人，如果脱离了民众和家国，脱离了生活和现实，再炫丽的画面也是空的，再华美的辞藻也是假的，要用实心，动实情，写实迹，见实效。

如今，方大曾纪念室已于不久前落户保定，他的灵魂在失踪地终于有了安息之所，方大曾校园行公益计划正在进行，他的精神让许多学子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这是值得欣慰的，但是寻找方大曾依然在路上，衷心希望，更多的朋友们从这本书开始熟知方大曾。

降边嘉措（藏族）

获奖作品：《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

在中国共产党95年的历史上，长征是最悲壮也是最辉煌的诗篇。而在整个长征过程中，过雪山草地又是最艰苦卓绝、最震撼人心、最惊心动魄的历程，是生与死的拼搏。因此，人们常常用“爬雪山，过草地”来形容长征的艰难与悲壮，以及红军将士的英勇顽强与坚韧不拔。

雪山、草地都在我的故乡，在藏族地区。我是听着长征的故事长大的。1935年夏，一支被称作“中国工农红军”的军队，从东西两个方向翻越古拉雪山（即四姑娘山）和夹金山来到雪山草地，来到我的故乡。从那以后，在这片既辽阔壮美又偏僻荒凉、既遍地宝藏又贫穷落后、既陌生又神奇的古老的土地上，留下了讲不完、听不厌的故事。

在红军走过雪山草地的过程中，在共产党和红军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感召下，广大藏族人民满腔热忱地支援困难中的红军，帮助红军走过雪山草地，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假若没有藏族人民的积极援助，红军断难走出雪山草地。长征的胜利，也是民族团结的胜利，是共产党和红军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伟大胜利。

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军队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长征那样的艰难困苦都能克服，那么，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面前，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没有不能实现的伟大目标。

长征也是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源泉。早在10多年前，在亲身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的鼓励和指导下，我开始撰写反映长征的长篇纪实文学《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该书后来得到作协的支持，被列为中国作协的重点扶持作品。作品于2013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红军走过的地方的干部群众的欢迎和积极评价。

大家知道，唐卡是藏族人民创造的一种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红军长征到现在，8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广大文艺工作者运用各种艺术形式表现长征经过、歌颂长征精神，但用唐卡这种藏族人民特有的艺术形式来表现长征，我还没怎么见到。最近，在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支持下，与中国唐卡文化研究中心等部门合作，绘制了“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长征系列唐卡，将长征文化与唐卡文化尽可能完美地结合起来，给唐卡艺术增加了新的内容；让伟大的长征精神，通过唐卡独特的艺术形式，传播得更广、更远，影响和教育更多的观众和读者。

感谢广大读者和评委们的厚爱，《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获得本届“骏马奖”，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但是，我深知，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会把这次获奖，作为一个新的起点，在文学创作的长征途中，继续走下去，学习长征，研究长征，写长征故事，弘扬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龙宁英（苗族）

获奖作品：《逐梦——湘西扶贫纪事》

自从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后，从最初的散文习作到小说创作再又回到散文创作，中间还学过苗文，拜苗族巴代、歌手为师，学唱苗族古歌、悲歌，搜集整理民间文艺。沿着这个路子走，在灵魂深处感觉有种精神在湘西这块土地上燃烧，召唤一代又一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去担当与承接。沈从文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之一，他用文字点燃了湘西人性的光芒。

当我接受《逐梦》一书的创作任务时，便一头扎进湘西民族史、战争史之中，从历史的纵深去挖掘导致湘西贫困的原因。我走进扶贫工作队的生活，从他们给我讲述的一件件生动感人的事迹中去感受、体会扶贫工作的光荣与艰难。在他们之中，甚至有人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此时此刻，我的灵魂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从思想上进一步认识到写好湘西扶贫纪实报告文学的责任与使命。

在写作过程中，为了拓展思考的视野，我跳出湘西，走进腊尔山，走进湘黔渝边区的老百姓。尤其令我难忘的是苗族民间歌手翠翠，她主动找到我，用苗歌给我叙说近年来苗家人在党的扶贫政策指引下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通过不断地走访和对文稿的修改，我发现我和我的家人、亲人就是党和国家扶贫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正是因为有了扶贫政策，我在乡下的亲人、家族逐步摆脱贫困，过上了幸福生活。于是，我决定以第一人称来写这部作品，通过记录我的心旅历程和我的家人、亲人和朋友亲友们的变化及其他们的感受，来展示湘西扶贫脱贫的历史画卷。

通过创作《逐梦》，我的灵魂受到了洗礼，精神得到了帮扶。作为生活在基层的少数民族作家，我意识到，自己要走出自我的天地，融入时代发展的大潮中去，学习那些博大精深的民族民间文化，倾听普通百姓的心声，不断创作出讲好老百姓故事的作品来。

伊蒙红木（佤族）

获奖作品：《最后的秘境——

佤族山寨的文化生存报告》

我生于阿佤山，又一直在这里工作、生活，自幼受到佤族口传文学艺术如民间故事、民间歌谣的影响和熏陶，对本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民族题材的写作自然成为我的首选。阿佤人的社会生活、历史、宗教、习俗为我提供了丰厚的创作资源。多年来创作有诗歌、散文、小说等。我希望我的这些文学作品能为我的民族、我的故乡打通一条通向外界的通道。

在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下，一方面，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另一方面，优秀传统文化遭到破坏。保护抢救民族文化凸显出它的重要性。于是从2004年起，我就自觉自愿行走在探寻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路上。

佤族是一个跨境而居的民族，在国内主要居住在云南的沧源、西盟、澜沧、勐连、双江、耿马、永德、镇康、腾冲等地，境外主要居住在缅甸北部，境内外的佤族居住区域我都走过了。我认为，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等等，都不可以用“落后”“破败”“迷信”等概念性的词语加以评判。它们是时间长河里人类发展痕迹的遗留，属远古文明的范畴。山高地远，相对封闭的环境让阿佤人更长时间地保留、延续这些来自远古的文明。

《最后的秘境——佤族山寨的文化生存报告》以田野调查的方式挖掘这些远古文明，呈现佤族远古部落、远古习俗、现存文化现象、生存境遇、生活现状和精神状貌。全书共29篇文章，用图片对文字做适当的证明。而语言，显得朴实甚至笨拙。在这些文章中，我试图系统描述佤族的历史、文化体系。

这部作品获得“骏马奖”，这是对我多年的努力和创作成果的高度肯定。任何一部获奖作品肯定也不是完美无瑕的，它也有不足之处。我将进一步审阅自己的作品，找出不足，在今后的创作中引以为戒，努力创作更好的作品。

融入纷繁复杂多姿多彩的现实世界，拓宽写作领域，关注当下，关注民生，与时俱进，提升文学艺术审美力，探寻文学表述的最大可能性，这是我必须去努力的。少数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不应处于相互孤立的状态。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需要有所突破，打破现存的局限，向世界文学靠近，乃至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任重而道远，写作永远在路上。

四、诗歌奖

何永飞（白族）

获奖作品：《茶马古道记》

茶马古道之长，足以连接人与神、天与地之间的距离；茶马古道之高，足以碰触到苍鹰的翅膀、云彩的心脏、雪山的头颅，以及生死之上的大爱和道义。

顾名思义，茶马古道的主角是茶和马，“茶马互市”是其形成的主要原因，也是其重要的功能。商品的驮运和交易，极大地繁荣了高原各地的经济，极大地改善了各民族同胞的生活。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商贸之路，还承载着可贵的精神、多彩的文化、神秘的民俗、虔诚的信仰、温暖的情爱等，是一条生命线和情感纽带。而这些，不管何时何地，都不会过时，都会散发出无穷的魅力。

我始终认为，当年的赶马哥，他们是勇士，不畏艰险和困境；他们是情圣，能用一曲赶马调俘获姑娘的芳心；他们是使者，把各种文化一路传播；他们是大侠，让正义在山间扎根和蔓延；他们是信徒，在神灵的掌心穿行……

我曾一度迷茫，作为写诗者，应该以何种姿态现身和前行。直到再次亲近茶马古道时，我才了然和开悟，赶马哥就是我的典范。于是，我开始赶着文字的骡马，在生命的山水间行走，而茶马古道就成为我的首选之旅。

在茶马古道上，我逆着时光行走，收获颇丰。拨开荒草，揭开一个深深的蹄印，我看到各民族同胞手拉手踏歌起舞的欢乐场面；青石板上的青苔就像高原的舌头，在讲述一个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在西藏，我看到了洱海月，那么圆，那么大，照亮和睦与共融的主题；站在玛尼堆旁边，我听到了佛音，看到了信仰之光，让心变得无比的平静和纯净；一粒盐，被澜沧江分成两半，一半是红色，一半是白色，而它们的味道都一样，谁也没想过消灭或取代对方，仇恨随江水而去，沉淀下来的是团结和友爱；在藏区，喝着一杯酥油茶，我被茶香和酥油香的幸福联姻而感动，这不就是世间最美的相遇、相知和相守吗？

创作《茶马古道记》，我就是想以赶马哥的姿态，把古道上的诗意、浓情、感动、美妙、圣洁等驮在文字的骡马之背上，然后翻过俗念之山、跨过恶行之水，去修复破损的人心和世道。我想，稍微停顿修整一下，我又得赶着我敬畏的文字，继续翻山越岭，向梦想的春天进发。

崔龙官（朝鲜族）

获奖作品：《崔龙官诗选集》（朝鲜文）

“骏马奖”是一颗闪亮的星。凡是中国少数民族作家，都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摘下这一颗星。作为一个朝鲜族作家，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心中也悄然种下了这个心愿。

刚得知我的诗选集获得“骏马奖”的消息时，我既没有感动，也没怎么兴奋，脑子里只是一片空白。直到有编辑打电话来要我写一份获奖感言，我才如梦方醒，方知这是真事！我首先打电话给延边作协崔国哲主席致了谢。可没想到写感想的事又难住了我。写什么呢？左思右想，最终还是写写我对于诗的一些观点，以及关于这本诗选集的一些事情吧。

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诗歌传统，而且我们的诗歌创作一直讲究意象、讲究言外之意。从意象到意境，中国古代文论中对此都有经典的论述。这种丰富的传统不断地给予我们启示。因此，我们诗人应持有一种传承、发展诗歌传统的使命感。

我现在已是73岁，从事诗歌创作的时间已将近50年。刚开始，我写的是“大我的诗”，年过五旬，写的是“自我的诗”，直至2006年，才开始写了“无我的诗”。

这一本诗选集是我的第8本诗集，共收录了120首诗。在这本诗选集中，可以说是以“虚”与“静”为思想底色的，其核心技巧则应该说是意象的创造。思想、经验、技巧，如一条条纵横交错的丝线，共同织成了一段绸布。我进行诗歌创作时，在语言功能的发挥上格外下了点功夫。至于这一段绸布的质量究竟如何，我心里还没谱。

在创作并研究诗的几十年里，我曾经历无数的风霜雨雪，现在看来似乎要雨过天晴，时来运转。一眼望去，是一片蓝天白云！ （金坚/译）

妥清德（裕固族）

获奖作品：《风中捡拾的草叶与月光》

黄泥堡周围是大片农庄和说着汉语的农民。据说，这里是裕固族入关后最早落脚的地方。“去吧！去吧！到生长兔儿条的地方去吧！走吧！走吧！朝生长红柳条的地方走吧！”几百年前，我的祖先就是唱着这首古老而沧桑的歌谣，从遥远的西至哈至东迁到了这里。东迁是裕固族历史上的大事件，是一部用血泪和生命书写的荡气回肠的历史。我时常会默默地翻看裕固族流传下来的民歌，来聊以慰藉失散的灵魂。“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在为草原而哭泣。”我从草原深处听到的几首尧熬尔古歌中，都充斥着这样的忧叹和悲凉。

走出黄泥堡后，我的裕固族身份符号带给周围的是一种异样的目光。我不能详尽地说出我的族源、我的民族来历，我只能说出“回鹘”等几个有关的词汇，我丢失的语言让他们唏嘘不已。他们怕冲撞了我的忌讳，有意躲着我，我成了一个孤独的人，只能用汉语书写自己的苦闷，这让我喜欢上了文学，喜欢上了诗歌，目的只有一个：让诗歌替我生活。

上世纪90年代，我以一个用汉语书写裕固族生活的写作者身份第一次走进了肃南裕固族聚居区，广袤的草原森林，迎风奔跑的马群，低头吃草的羊群，雪青色的河水，山谷里吹来的花香，让我的心胸一下子裂开了。在红湾寺湿润的街道上，穿着鲜艳服饰的裕固族姑娘从我面前走过，她们的微笑犹如盛开的莲花。在裕固族帐篷里，我从裕固族同胞的手中接过精致的酒盏，大口喝下他们举过头顶的青稞酒。我在自己的民俗和文化中醉过去，又醒过来。他们用歌唱的喉咙和舞蹈的身子，回收了我的流浪和疲惫。在马蹄寺，我趁着酒意骑上了马背，随着马蹄的翻动、马背的起伏、马鬃的飞扬，我“啊——啊——”地喊叫着，我的喊叫与他们的喊叫发音是一致的。这一刻，我感到了一个马背民族所拥有的一切荣誉与骄傲，我也收获了自己与生俱来的雄壮。我的泪水布满了脸颊，一个有着正宗裕固族血统的少年就这样在祁连山中释放了他的声音。

因为诗歌，我常常在夕阳落去时，站在被风吹凉的田埂上，回望草原和昨天的时光，回望那些与我生命有关的寂寞和惆怅，回望月光下吹笛子的裕固族姑娘。也许，只有这种回望能缩短我的痛苦和孤独，让我的诗歌生动起来，让我的生活真实起来。

虽然我已经不能用母语来表达，请让诗歌代替我生活。

鲁娟（彝族）

获奖作品：《好时光》

1987年初秋的某个傍晚，当我坐在瓦岗卫生院门口的小石凳上，凝望着夜色一点点落下来，我第一次感到淡淡忧伤。那一年我5岁，我永远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成为一个诗人，而那个傍晚的心境应该是我平生写的第一首诗。

我出生在一个边缘到极致、盛产草莽英雄和漂亮人群的地方——瓦岗，我从小目睹刻骨铭心的苦难。我目睹辛酸的群体以及永不泯灭的顽强。我目睹美丽及辉煌。我目睹泪水和绝望。

我一直说，生在大凉山是有福的，做一个彝人更是有福的。大凉山天然是个诗歌的国度，那片母性的腹地是我诗歌生发的起点和源头，也是其赖以生存并得以向外延伸的一切之根，它赐予我得天独厚的灵感及养分，它蕴藏着彝族几千年来悠久而灿烂的古代文明以及继续在繁衍演变的现代文明，它是一口博大精深、永不枯竭的井，为诗歌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天然的文化场。对于我个人而言，对那片土地的爱与疼痛感是我写诗的原初动力。在我不断成长的路上，它从不曾间断地引发着我对整个民族生存根基的思考。

而从故乡的起点出发，怎样去寻找一种最适合表达自己的方式，这是我一直要摸索探寻的路。缪斯女神找到了我，诗歌这双看不见的翅膀，带领我从平凡、琐碎、黯淡的日常生活中提升，擦亮被灰尘蒙敝已久、无处不在的诗意，教会我从黯淡的生活中提炼出一束束闪闪发光的金蔷薇。或许《好时光》就是反复练习这样的手艺所带给我的美好馈赠。

《好时光》收录了我从2007年到2013年陆续写的诗作95首，共分5卷，集中描述了彝族古老悠久的信仰、进入新时期演变中的爱情、漫步时光的生命体悟、人生旅途中各种风景以及自己独特细腻的内心世界。它是我青春岁月的真实见证，算是我人生中另一个成长阶段对信仰、爱情、生命的感悟，有一种沉淀下来的东西，相比过去更懂得克制、自省、内观，篇幅也变得更短小、表达更干净。

今年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无比幸运而特殊的一年，我体内孕育着新的生命果实，他含苞欲放、蓄势待发，想要和我共同分享诗歌给予我的荣光时，我体会到了即将成为一个母亲和一个完整女性所无法言说的幸福和圆满。

所以，我没有理由不更加珍惜和感恩地生活。学会从好时光中不断淘出一束束闪闪发光的金蔷薇，将会是我一生热爱并为之奋斗的事业。

依力哈尔江·沙迪克（维吾尔族）

获奖作品：《云彩天花》（维吾尔文）

当得知自己获得第十一届“骏马奖”的消息时，我的内心充满感恩。感谢我的民族——维吾尔族，这个热爱文学、热爱诗歌的伟大民族。我获得的这个荣誉属于维吾尔族人民。

现在的我已经迈进了人生的第50个春天。我的头发和胡须已经开始发白。就像诗人乌外达写的那样：“辛勤耕耘、努力收获，你的春天已逝，冬天将至。”我也时常纠结：“在生命的春天即将逝去之时，我到底失去了什么？我得到了什么？”当我翻开我人生的功劳簿，发现我收获最多的、可以值得炫耀的财富还是诗歌。诗歌是我人生当中惟一能够献给我的祖国、我的民族的珍贵礼物。

我始终认为“世界就是诗歌，诗歌就是世界”，并对此坚信不疑。这种不改初衷、一如既往的坚持，使我在诗歌创作上有所收获；永远如激情燃烧的青春之火，照亮我不断前进；孩提时的那份纯真的感情、那份激情始终占据着我的内心、我的灵魂。

如果没有诗歌的陪伴，我可能就不会意识到生命的另一面。它让我在内心的情感纠结、焦躁不安、无望的痛苦呻吟之中充满希望、信心百倍；它能够让我和一切生物对话；它让我能够将心掏出来，捧在手里端详；它能够让我反转地球，窥探地球内心的秘密，抚摸拥抱和热情亲吻地球；在充满爱的花苑世界里同美丽的天使交流。这种甜蜜的感觉、这种幸福的享受、这种超人的能力正是诗歌所赋予我的宝贵财富。

最后，我想说的是：维吾尔族是一个诗歌民族，没有诗歌就没有维吾尔族人的生命。诗歌创造了维吾尔族绚烂的文化，诗歌创造了十二木卡姆，诗歌创造了维吾尔族人的一切。诗歌是保护维吾尔族人民美好生活的天使。作为一名维吾尔族诗人，我要用我的生命来保护这位天使。

五、散文奖

雍措（藏族）

获奖作品：《凹村》

康巴作家群在国内引起了一定反响，这与甘孜州文联连续几年出版“康巴作家群书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的散文集《凹村》，出自“康巴作家群书系”的第三辑。

我的家乡鱼通，地处大山深处，前后都是高大险峻的山峰。山与山的夹缝里，生长着线条一样细的天空，一条汹涌澎湃的大渡河。鱼通的山阻隔了我看更远的地方，鱼通的天空让我不知道宽广到底是什么意思。这狭窄的地理环境，构成了我对整个世界最基础的认识。

小时候，我调皮又爱哭。实在没辙，父母就把我关在家里，任由我哭。他们每天早出晚归，早上做好的饭放在锅里，用烧过的柴火温着，保证我饿不着。每次看见阿妈阿爸扛着锄头下地干活，我就爬到楼顶的一个小窗户里，哭着闹着，看他们离开的背影。那时，我经常哭着哭着就在窗户上睡着了，醒来就吃锅里的温热饭。那扇小小的木头窗户，让我再一次感觉到了世界的狭小。

在我童年所有的记忆里，我都被什么东西阻挡着，如我散文集《凹村》里面的“凹”字一样，我能看见的就只是“凹”字顶上那么一点点空间。

然而，很多年后，给散文集取名为《凹村》，恰恰打破了我对“凹”字的理解，“凹”字长得平平稳稳，中间凹陷下去的部分，能装很多想装的东西，只要装进去，就不担心里面的东西往外渗。花几年的时间书写《凹村》，写我熟悉的故乡，其实我是站在凹村之中，或凹村之外。《凹村》是个概念性的村落，甚至没有边界，没有语言的隔阂。“凹村”不仅是一个地理名词，它更是存在于我的精神世界，是我永远渴望达到的一个精神高度。

土地、亲情是散文集《凹村》的主线，这条线年轻且充满活力。在写作中，我越来越觉得故乡像母亲，空间和时间都不会隔断身体里血浓于水的温情。如果说第一章节“遗落在凹村的日子”，是抒写我对故乡土地之热爱的话，那么第二章节“从凹村寄出的信”，则是我想把这份热爱传递给外面的世界。我就是一个住在凹村里的讲述者，凹村里的人和事，是我向外界倾诉的主体。凹村是美的，她的美表现在每一个凹村淳朴的人和每一件我讲述的事件上；凹村是美的，她的美表现在雨中、风中、说话声中及凹村一切生灵中。

凹村是我写作的据点，无论今后我选择何种体裁写作，我的写作点都会落在这片土地上。故乡与我的文学，将会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金宽雄（朝鲜族）

获奖作品：《话说历史的江——图们江》（朝鲜文）

我出生在东北边陲——长白山下图们江畔的小镇，父母都是朝鲜族，因此，自幼在母亲怀里听着母语长大。后来，我学习了汉语，用汉文写过《中国朝鲜族文学通史》《韩国古代汉文小说史略》等理论著作和几十篇学术论文，但在文学创作上，我还是觉得用朝鲜语更加得心应手。

语言之美就像美食，那里蕴含着民族特殊的味道。这次，我的散文集《话说历史的江——图们江》同其他7位作家的母语创作一起，获得了第十一届“骏马奖”。我想，这是母语创作者的荣幸。

接到喜讯，我感慨万千，浮想联翩，不禁联想到了电影《风语者》。这是以真实的历史为题材的电影。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太平洋战场上，日军总能用各种方法破译美军的密电码，这令美军在战场上吃尽了苦头。为了改变这种局面，1942年，29名印第安纳瓦霍族人被征召入伍，因为他们的语言没有外族人能够听懂，所以美军用纳瓦霍族口语编制了密码，并把纳瓦霍族士兵训练成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专门的译电员，美国官兵把这些纳瓦霍族译电员戏称为“风语者”，即说没法听懂的土话的人。纳瓦霍族是世世代代生活在美国西南边陲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台地草原上的印第安游牧族群，当时人口仅有5万人，而纳瓦霍语只有口语，没有文字，除纳瓦霍族人外世界上知晓纳瓦霍语的不足30人，其中当然没有一个日本人，所以日军再也无法破译美军的密电码。在后来太平洋战争中的塞班岛、硫磺岛等许多重大的战役中，用印第安纳瓦霍语编制而成的美军密电码发挥了克敌制胜的关键作用。

无独有偶，在抗美援朝期间，几千名中国朝鲜族青年作为随军翻译出国作战，从志愿军司令部到几乎所有军、师、团都能见到朝鲜族翻译员的身影，他们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语言分布的角度上看，中国的朝鲜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与纳瓦霍语的状况相类似，使用的人群小。然而，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和汉语言文字一样，是中国语言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她们有奇芳异彩，正是这些异彩纷呈的花朵装点着整个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的大花园。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愿少数民族母语创作的民族之花常开不衰，永远展现出迷人的色彩，永远散发出扑鼻的芬芳。

杨犁民（苗族）

获奖作品：《露水硕大》

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是永恒的哲学问题、文学问题和人生问题。不知多少次，我在大地上、河流边、天幕下思考这些问题。我知道，只有求索，没有答案。

每个个体，都在追寻自己存在的意义。世界仿佛已经不相信眼泪了。我羡慕在星空下哭泣的人。那一刻，他是宇宙之心，他为内心而哭泣。宇宙倾听了他的声音，并牢牢地记取，且不会因沧海桑田而泯灭。

我相信草木、大地、星空也在思索同样的问题。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不可穷尽。我关注一棵小草的命运，也关注一只蚂蚁眼里的天空。它们经历过我们不曾经历的，也看到过我们不曾看到的。一片草叶，隐藏一个宇宙；一颗露珠，包容一座星球。

惟有灵魂意义上的故乡是人类永远的故乡。即便是从小就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即便是从小就生活在快餐食品、电子游戏中的人，他也有自己抹之不去的故乡。这样的故乡由河流、森林、草地、云朵、虫唱、星光构成。他可能不认识玉米，不认识高粱，不认识粮食和蔬菜，但是他灵魂中依然有玉米和高粱，依然有粮食和蔬菜。其实每个人的故乡都深藏在其自知或不自知的心里。

我的乡村生活并不丰富。我小学6年读了5个学校，大多数时间在不城不乡的环境中度过。我只是长时间路过了乡村——不曾成为其中真正的生活者、体验者、劳作者、受难者，而是旁观者。没有真痛、真哭、真笑、真活、真死。但我还是阻止不了自己“回去”。回到童年，回到乡村和自然。我知道什么东西能够让自己安静下来。生命的经历、苦难、惆怅、徘徊、忍受、尖利、矛盾、虚弱、煎熬、挣扎……都将归于沉寂。

穷尽宇宙，每样事物都像蚂蚁一样，在修建自己的精神家园。多少次，我看见蚂蚁绕过一小泓清水的大海，翻过一小块石头的高峰，穿越一小片泥土的沙漠。它举起一粒比自身大无数倍的土粒，像举起一个地球，像举起一个宇宙，也像举起一种不变的命运。它教会我渺小，也教会我伟大。它像我一样孤单，也像我一样坚韧。而我却只能默默地看着它，并致以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崇高敬礼。就我个人而言，精神家园永远只是个草案，像修房子一样立了几根木棒，上了几根大梁——它永远不会有建成的一天。但是它又永远没有停下来的一天。就像我无数次看过的蚂蚁，辛勤奔劳绝不是为一粒食物那么简单，一定有另一种不为人知的价值和意义。人在有自己的世俗生活的同时，还应该有自己的精神生活。这样，人才会在让自己的肉体活下去的同时，让自己的灵魂也活下去，栖居在大地上。

我希望我建立的精神空间会像宇宙一样，广袤无限。虽然我知道，我始终都只是这广袤大宇的一粒尘埃而已。

特·官布扎布（蒙古族）

获奖作品：《蒙古密码》（蒙古文）

写作是心灵的舞蹈，更是思想的穿越。《蒙古密码》能够获得“骏马奖”，更加坚固了我对写作的这一认知。

对于中国，北方是她铿锵基因的来源地。自有记录的、已知的历史以来，沿着长城这条弯弯曲曲的北方弧线，古代中国上演了说不尽的波澜壮阔与刀光剑影的历史。这些历史是由一个个农耕王朝和游牧帝国组织和上演的，其延续的时间长度就像长城在大地上绵延的距离和长度。因为战争带给生命的痛苦太重，带给社会的破坏太大，带给心灵的创伤太深，所以人们垒起一道又高又长的墙，以阻止和解除刀刃对刀刃的碰撞、利箭对利箭的对射、生命对生命的杀戮。然而不幸的是，战争并没有结束和消失，而是依旧壮烈地进行着。

可是，有一天它停止了，刀光不见了，剑影匿迹了，生活在长城南北的人们开始以微笑相待了。这是一个何等巨大的变化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变化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规律？变化能够让今天的我们悟出一个什么样的大道理？

我想知道它，我要找到一个合理而明确的答案。书本未能告诉我这个答案，于是我理性地转向了自己的民族和祖先。因为，我的民族祖先既参与过刀光剑影的惨烈，更是推动过到微笑相待的变化。所以，我就从他们步入历史的古老脚步中倾听、探寻和追问那个答案。经过与远去的古老往事反复对话，经过对错综复杂的历史脚印进行反复的辨识，经过对千古英雄们远去背影的反复打量，我终于发现了一个存在于世界东方的古老生存圈，发现了让远古勇士们拼杀不止的事由原委，发现了人们围绕生存资源进行追逐的目的所在，发现了伟大祖国一体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历史铁证……

于是，就有了《蒙古密码》的双语写作，就有了我对祖先成吉思汗的深度回望，就有了我对自己民族古代历史的思想穿越。我想，这是只有文学才能做到的！

黄毅（壮族）

获奖作品：《新疆时间》

我是一个笨拙的人，用了40年准备这本书，用了10年写成这部书。我始终坚信，一个对某件事怀有执念且从不懈怠的人，其必然能够抵达理想之彼岸。

我的父亲是解放新疆的军人，我出生在新疆，在那里生活了50余年，几乎从没离开过，我也从没有刻意强调我是壮族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新疆人，一个地地道道的新疆土著。生为新疆人有不少无奈和委屈，而更多的是自豪。

多年来新疆孤悬关外，是一个远荒遐塞之地，所谓心远地自偏，不仅仅是指一个远离主流社会的遥远带给人的空间隔膜，也是说对人心理上造成的疏离感。有个新疆吉木萨尔县的老新疆人平生第一次出远门去了北京，回来后羡慕不已的乡亲们问他北京怎么样？他想都没想就回答说：北京好是好，就是太偏僻了。显然这个吉木萨尔人说的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关乎空间距离的偏僻，而是在说他在那个完全陌生的情境下的一种心理感受。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生活的地方为圆心为参照，进而来衡量他与这个世界的距离，北京的繁盛，恰恰反证了新疆人内心的荒僻，而说北京偏僻则是一种新疆式的悖论。

新疆占到了中国六分之一的面积，那里动辄几百公里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常常让那些第一次来新疆的人张大了嘴，新疆有不少可以号称世界、中国之最的东西，生活在这样一个雄山大水的地方，眼睛能装得下多少，心胸自然也能盛得下。

每一个新疆人都应该感谢新疆，是它赋予了我们不同凡响的气质。新疆已在不同的时间，用不同的方式，用大大小小的事情，用一切可以感受到的气息，用所有不可捉摸的预兆，用潜移默化的影响，用大美不言的缄默撞入我们的眼瞳，侵入我们的肌肤，进入我们的血液，植入我们的骨头。我们的呼吸是新疆式的呼吸，我们的心跳是新疆式的心跳，我们的思维是新疆式的思维，我们的心胸是被新疆的广袤无际拉扯开的，我们的铁血柔情是被新疆的物候所培育的。

一个人对大的偏爱是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养成的，比如新疆人在餐桌上以大盘鸡为代表的大盘系列，表现出的就是对大的追捧。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辽阔土地的一种回应，以餐桌上的大昭示那块土地对新疆人性格形成的巨大影响。而新疆人对小的回避，也是一种内心矛盾的外化。

新疆给了我一切，她让我有了结实的肉体和健全的精神，而我能做的只是用我的一支秃笔来书写她，她给予我的是那么多，而我做的却是那么微不足道，穷尽毕生写新疆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大幸。

六、翻译奖

马英（蒙古族）

蒙古文译汉文

《鄂尔多斯1943》是蒙古族作家莫·哈斯巴根的长篇小说，在当代蒙古族文坛享有盛名。在开始翻译这部60万字的长篇小说的时候，我的身体状况已经出了问题。之所以我继续进行翻译，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部有分量的、有翻译价值的优秀作品。之前就有好多文学前辈告诫过我，你不要把时间都浪费在翻译那些平庸的文学作品之上，要译就译经得起考验的好作品。尽管于2010年5月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在出院后的几年内我还是坚持翻译，终于完成了这部小说的翻译工作。

其实，一开始我也是忐忑不安，因为这部长篇小说抛开故事情节不说，简直就是当代鄂尔多斯蒙古人的语言、民俗、文化百科全书啊。莫·哈斯巴根老师一边督促，一边极力鼓劲，他认为我能译好他的这部作品，因为在这之前我还译过他的几部中短篇小说。

有趣的是，当时我同时在翻译另一部长篇小说《大漠枪声》。我的思绪一会儿跳到鄂尔多斯，一会儿飞到阿拉善大漠，有时和札萨克英雄并肩作战，有时和阿拉善王爷谈古论今，时空交错，昼夜也分不清了。两部长篇小说几乎先后出版，我的身体也彻底垮了。难怪布仁巴雅尔老师说，“你是用一颗心脏换了两部小说”。2015年1月，我在北京阜外医院做了心脏移植手术，后来，第一次看到《鄂尔多斯1943》正式出版的新书，泪水情不自禁地就流出来了。

文学翻译的要理在于“信、达、雅”，诗歌也好，小说也好，都遵循这个原则。我的文学翻译实践也是基本按着这个轨迹进行的。从蒙古文译成汉语的时候，最难的是民俗民风、宗教文化、游牧生活的内容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词汇。要知道，蒙古语中的许多词汇，在汉语词典里是找不到的，蒙汉词典里也找不到，更不要说某个地域或部落的方言口语了。因此，我在最大程度上忠实原著的基础上，首先做到“信”，然后做到“达”，而且尽量不失“雅”。《鄂尔多斯1943》的语言很丰富，通俗流畅，地域特色十分突出。那么我就尽量把它精彩的描写表现出来。比如，“这个神秘的来客，并非是小加扣的一把刀子所能吓唬得了的人物。此人天生嫉恶如仇，见不得邪恶之人骑在别人的头上。在那个乱世他果然就挺身而出了。腐朽的大清王朝被熊熊烈火焚烧之时，他在里头添了一勺子油。”“生铁一般冰冻的积雪在马蹄下啪啪发出忧伤的声音。”我喜欢这样的干净利索。更多的时候，尽量以口语化的文学词汇来表达，也不失为一种策略。

翻译家是孤独的。而他们在孤独中坚守，在坚守中寻找。他们像是文字的驾驭者，端坐于语言的金色殿堂，追寻着原著深奥的世界，创造属于原著也属于自己的文学之魂。

久美多杰（藏族）

藏文译汉文

我大学毕业后在青海湖边一个乡上工作。其间，我开始用母语写各类文章，后来也用汉文创作，同时还进行文学翻译。

2004年，我的第一本藏族母语文学翻译作品集《冈底斯的项链》出版了，得到了很多汉语读者的积极反馈，他们从书中窥见了当时藏族母语文学的发展态势。同时，也有不少人对我说：“介绍别人不如推销自己。你要拿出属于自己的作品，而不是为别人的成果劳心费力。”因此，我在迷茫和彷徨中放松了文学翻译，注重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我虽然这么做了，但心里一直都不踏实，总觉得放弃文学翻译是自己的失职。从2007年起我又重新拿起译笔，比较有针对性地集中翻译了一批作家诗人的作品集。2011年，青海民族文学翻译协会成立，青海省文联和作协大力扶持和培养少数民族母语作家和翻译家，每年向汉语文坛集中译介少数民族母语作家作品，为培养和壮大少数民族文学翻译队伍、发展各民族文学翻译事业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我和我的同仁们在短短几年时间翻译并出版了数量可观的母语文学作品。

文学翻译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翻译者不但要对作者和原著负责，而且还要对广大读者负责，心理上总是有着一定的压力。同时，由于自己在行政机关工作，本职业务与文学翻译没有一点关系，尽管没有占用上班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和翻译，但是在单位一些同事的印象当中我好像不那么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我只能尽力去平衡。

我对当前文学翻译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有几点想法。一是要壮大翻译队伍。各级文联和作协应通过各种项目、资金把有实力有经验的翻译家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让他们承担重任并注意发现和培养文学翻译新人，使更多文学爱好者参与文学翻译活动，在学习和实践中努力提高翻译质量。二是要增强法律意识。在文学翻译界倡导学习《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规范和约束译者的行为，使他们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防止以“参考”之名抄袭、剽窃和改编他人译作而发生侵权纠纷，要鼓励翻译家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三是要避免重复翻译。翻译家之间应加强交流和沟通，有计划、有重点地选择作家和作品进行翻译，减少盲目性和随意性，在母语作家和作品数量不断增加而文学翻译者相对较少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出现一件作品多头翻译、浪费资源、重复劳动的现象。

民族文学的翻译是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它起着沟通各族人民思想感情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对于促进各民族之间互相理解、相互尊重，增进团结友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感谢中国作家协会，奖励了我一匹骏马，鼓励我继续做好文学翻译工作。我会珍惜这份荣誉。

姑丽娜尔·吾甫力（维吾尔族）

维吾尔文译汉文

维吾尔族作家、诗人赛福鼎·艾则孜的长篇小说《苏图克·布格拉汗》是新时期维吾尔文学中的一部重要历史小说，在维吾尔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苏图克·布格拉汗》中，作者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出发，在认真研究维吾尔族历史、文化、语言等多方面材料的基础上，真实而客观地反映了维吾尔族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的关键性人物，为当代维吾尔族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奠定了基础。作者通过小说这种艺术形式，表达自己对国家、对社会、对本民族的思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民族观。他在作品中提出了宗教和谐的思想，借作品人物之口表达了开放、包容的观念。更为可贵的是，作者通过塑造一系列人物形象，揭露了1000年前的喀喇汗王朝时期分裂势力利用宗教蛊惑人心、阴谋分裂国家的伎俩，对今天我们的反分裂、反渗透工作有很强的警示意义。

正因为这部作品在当代维吾尔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地位、突出的社会现实意义，以及作者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娴熟的创作技巧、高尚的人格魅力，都吸引我阅读、思考，进而产生了想把作品翻译成汉语，让更广大的各民族读者能通过汉语了解这部作品，了解维吾尔族历史文化，不仅能“各美其美”，也能够相互“美人之美”，最终达到“美美与共”，共建中华民族美好精神文化家园的目的。

我对文学翻译工作的热爱，源自于我对文学的热爱。少年时，我热爱维吾尔族的音乐、民间故事，受到了较好的传统文化熏陶。我所生活的古城喀什，位居古代丝绸之路要冲，受多元文化的熏淘养育，成为维吾尔文化的重要摇篮，人杰地灵、文人荟萃。年轻时，我酷爱中国古典文学，上大学时我选择了中文专业，痴迷于言简意赅的古代汉语、神奇瑰丽的《诗经》，特别是与维吾尔族的柔巴依、格则勒十分相像的唐诗、宋词，更令我入迷。这无疑为我的文学翻译奠定了基础。

后来，我在高校工作，进行关于文学和翻译的理论研究，同时也从事翻译工作。在翻译完成《苏图克·布格拉汗》之前，我曾经翻译出版了赛福鼎·艾则孜的诗集《献给母亲的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同时，还翻译了喀什作家亚森江·萨迪克的长篇历史小说《魔鬼夫人》等作品。文学翻译过程，其实也是译者提升自己、感悟历史、关照生活的一种方式。

在维吾尔族文学发展历程中，翻译文学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在一些特定的时期甚至成为文学的主要内容。维吾尔族的文学翻译出现过几次高潮：一是唐宋时代以佛教为主兼有多种宗教、多元文化背景的翻译文学时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二是明清时代以伊斯兰文化为中心，以波斯—阿拉伯文学为背景的文学翻译活动，对近现代维吾尔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三是新中国成立后至今，维吾尔族的翻译文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这一时期的维吾尔族翻译文学，数量之多，涵盖内容之广泛，是以往的翻译文学所无法比拟的。

今后我还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书写新疆、书写行进在当代丝绸之路上的新疆各族人民而更加努力地创作、翻译，为新疆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