岔道之趣
写了多年与乡村相关的小说，我突然想停下来。不是因为遇到障碍或瓶颈写不下去了，恰恰相反，写得太顺手了。记得清清楚楚，那是4月的一个下午，在写了两三千字后，并没有如往常那样为写作的顺利而激荡起收获的喜悦。我看着趴在白纸上的字们，对自己产生了怀疑。路是早已预设好的，一遍遍地走，还有无意义？意义又在哪里？
回顾过去的小说，自然是有路径的。早年写下的小说，如《秋风绝唱》《极地胭脂》，都有一个向外的视角，即站在乡村瞭望世界。那时我住在县城，这种视角是自然而然的，不是有意为之，我也没有清晰的意识。在被评论家检阅后，我逐渐明白然和所以然。进城生活后，写了系列的中篇，如《虬枝引》《挂呀么挂红灯》，视角是向内的，即站在世界回望乡村。有的小说构思很清晰，就是回望，有的没有刻意为之，在写作的途中才意识到。再后来的一些小说，如《风止步》《双向道》，我尝试用两种视角互相打量，既向内看又向外张望。不是那种半混沌状态了，我的思路很清楚。路径的变化自然是新鲜的，因而也带给我许多乐趣。写作的路没有尽头，接着怎么走？往哪里走呢？虽然一篇篇地写，但并没有寻找到一条能带来特别有成就感的路。如此下去，我会不会变成一个作坊？那个下午，我的怀疑突然变得强烈。
寻不到路，停下来也未尝不可。就在那个月，机缘巧合，我认识了柳女士。听了她曾祖父的故事后，我萌生了写历史的念头。现实的乡村或乡村的现实是我小说的主脉络，停下来，换个方向，或许思路就能打开了。初学写作时，我写过几篇历史小说，我喜欢天马行空的感觉，不过明白了一点小说的门道后便放弃了。可以说，在那几篇小说中，我从没有真正走进人物的内心，虽然小说里有许多心理描写。那横亘在我和人物之间，也横亘在我和小说之间。我很庆幸能及时勒马。
但现在不同了。虽然没有多大的不同，终究是有变化的。在乡村长大，我深知换茬的重要。农民种过一年两年麦子之后，第三年要种土豆，待第四年再换种麦子。不知小说的换茬会有什么效果，但我知道，必须重新尝试一下。
听过柳女士的讲述后，我又采访了她的家人，并查阅了相关资料。所有的资料加起来不足千字，少得有些吝啬。但对于写作者已经足够。我写历史，却不是历史小说，充其量是历史的一个小枝叉，再准确点说，是历史缝隙中的人，资料太多反而是羁绊。当然，有些资料是必须翻阅的，这是不可缺少的步骤。比如枪械发展史，我知道了什么是毛瑟手枪，什么是考尔特手枪，盒子枪与盒子炮的区别；比如猎户的生存方式，打猎之外，还有一种叫背坡的职业。做了基本的功课之后，我开始写作。
我设计了两条线，这两条线是两个人物的视角。节奏上，第一条略快一些，是往前走的；第二条略慢一些，是往后撤的。之所以这样设计，是想让小说的可读性强一些。对于小说的可读性，经常有同道者鄙视甚至把可读与通俗等同。我倒不这么认为，小说的优劣不在于其好读或不好读。《我的名字叫红》《谁带回了杜伦迪娜》，相信多数读者都读得津津有味，但谁能说它们是通俗小说呢？读者拿起小说不忍放下，这没什么不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给人物和故事涂抹了一点传奇色彩，仅仅是涂抹而已，因为毕竟写的不是传奇小说。再准确点说，是纯文学。但另一个问题跟着来了，这么写出来，会不会不像纯文学呢？可是纯文学又是什么样子呢？我以为自己明白的，这个关键时刻却迷茫了。想起不久前读到的朱利安·巴恩斯的《福楼拜的鹦鹉》，像非虚构，又像小说。若归为小说，先前还没见过哪个作家这么写小说的，若说不是小说，小说的许多要素都在。《纽约时报》书评将其定义为杂糅小说。也正是《福楼拜的鹦鹉》拓展了我对小说边界的看法。如果小说有界，滑出界外旅游一遭也未尝不可。在小说中，我设想了梅花军，曾想具体写的，又想这样可能太过传奇，所以最终把梅花军作为一个传说、一个象征的存在，反而比写出来更有想象空间。在小说之外辟一条新路，不正是我渴求的吗？虽然这么写可能有些模糊，可是这种尝试也给我带来乐趣，这正是我热爱写作的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