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山东的散文和报告文学创作在当代中国文学生态场中引人关注，形成了文学鲁军的一支独特劲旅，其中的签约作家的写作形态较为醒目。耿立的从“缅怀故土”到“沉入历史”的写作及其散文理论的建构，陈原对于“大地”和“山野”的漫游与沉思，王月鹏以“城与乡”为主题的自觉而有难度的追求，简墨的“中国文化之美”系列“艺术散文”的诗性写作，宋长征“乡野风物志”的人文铺陈，林纾英基于“古典诗词”和“个人情感”的女性抒怀及其职业性的“非虚构”，铁流的报告文学对于重大题材的敏锐把握，不仅呈现了各自的风格韵味，而且触摸到伦理与历史的深层内涵。

散文贵在真情，重在有感而发。写作者感受生活，面对人、事、景、物，面对历史沧桑和伦理困境，大多会聚焦到自身的心绪和情感，进而生发对于生命的体悟和理解。有感于当前散文创作的平面化和泛滥抒情的倾向，耿立倡导散文的“精神含量和高度”，强调精神的在场状态；针对当前散文心灵鸡汤式的软文而缺乏冷峻直面现实的倾向，耿立倡导还原历史的真实，回到世界、生命和灵魂的真相；进而提出，“比文体和语言更重要的是良知和勇气”。他的“缅怀故土”的散文着意于“风景画”和“风物情”，多以细节取胜，对于生命世界的感受和体验是不可言说的言说。依循而来的是对于故乡地方史的不断深入，从而沉入历史，也就突破了个体经验的写作而获得超越。《义士墓》引伸出悲壮的民间抗日故事，《赵登禹将军的菊与刀》把主人公的道德人格和根深蒂固的文化流脉融为一体，《遮蔽与记忆：赵一曼》旨在以痛苦的心灵记忆而去除历史尘埃的遮蔽，《孤独之累》中郭嵩焘的悲剧人生无疑是孤独的先知先觉者的共同命运，《沉湮的圣殿》对于“稷下学宫”充满无尽的心思萦绕，这些篇章大都以有限之物探寻无限之境，富有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的双重张力。

陈原的散文创作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就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大地”始终是其写作的核心元素，诸如散文集《祖父是一粒粮食》《大地的语言》《大地上的河流》《在大地上走丢》等如此高密度的“大地”抒怀也实不多见。最近的散文集《大地啊，我的胎盘和墓地》，又收录了作者的50篇章，分为“自然篇”、“土地篇”和“精神篇”，其中，“大地”还是永恒的背景。出生和死亡，生命的流浪和迁徙，都在这片土地上。相对于大地的永恒，生命是一个瞬间；相对于大地的辽阔，生命是一种静止。最为素朴的自然元素与生命体验相碰撞，构成了创作者的主体意识。对大地的思考其实是对个体生命和人类命运的追寻，对于自然的谦卑生发出的是对于万物的感恩。作为大地上的跋涉者，陈原常常漫游山野并纵情其中，长篇散文《山野物主》建构出一个天地人神的四维世界。人在天地间，万物皆自然，自然皆神灵。大地和山野才是真正的自在状态，理应怀着罪恶和救赎的情怀，这已经触及信仰的层面。对大地的写作通贯着作者的整个生命，形成了充满体验和思辨的生命乐章。

相对而言，散文更是一种体验的文体。对于生命的体验，需要把生活关系和基于种种关系的经验结合起来，是一种充满感悟和反思的生活。近年来，王月鹏的散文自觉追求一种写作的难度，潜心创作出以“城与乡”为主题的系列散文。他以省察的眼光最大限度地穿越现实迷雾，用文字表达所见与所思，始终与现实保持一种紧张的关系。《血脉与回望》《怀着怕和爱》《镜像山水》《文化的力量》《空间》等散文集，具有醒目的表现。“在”是王月鹏散文的核心元素，通过“此在”、“彼在”、“何在”，分别对地理空间、精神空间和文化的更多可能性进行探寻与追问。《怀着怕和爱》用儿童的眼光打量世界，以苍老的心态追问土地的命运。所谓的“怕和爱”，是一种敬畏之心。而当下社会缺少的不仅仅是“爱”，更是“怕”。作为农村城市化进程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作者不再仅仅以“苦难”和“底层”的眼光来看待当下的城乡问题，而是选择“夹缝”这一维度来呈现相关的思考。《一个村庄的消逝》试图探究乡村变迁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巨大复杂性，为这个时代保留一份来自个体生命的真实。

作为散文写作者的宋长征，则把自己的人生体验置于乡野风物的叙写。从《趟过小河是故乡》时起，就奠定了其乡土散文创作的基调和风格。近年来又不断拓宽思路，“积极学习传统农耕典籍，力求梳理乡土文明来源，及其与现代社会的密切关系”。在其笔下，但凡乡野风物都被赋予新的体验、新的阐释和新的生命。《曹风，来自远古的歌谣》《猪简史》《土陶本纪》《打铁，打铁》《物的革命主义光芒》《每一株草木里都住着一个奇妙的精灵》《母亲书：重返子宫》等，都值得肯定。《乡村游戏谱》中，作者寄情于物，既承续前脉又生发新语，将乡野风物的变迁与人文情思的弥漫水乳交融，获得相互映衬的效果。面对世界的丰富性和人生的有限性，理应承认乡野风物神秘色彩的真实性。这是充满体验的生活，是“有我之境”的抒写。

作为女性写作者，简墨以“大艺术散文”的创作而独树一帜。她把敏感细腻的生命体验融汇于广博多元的艺术背景，写自然，写景观，写文化，写人性，乃至阐释义理辞章、对话先贤圣哲，都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从禅意的《山水济南》到诗意的《清水洗尘》、从学理的《二安词话》到艺术的《中国文化之美》、从动人的《乡村的母亲那不死的人》到悲悯的《卑微者》等等，题材广泛、不拘一格，意蕴空灵、突破常规。作者用写诗的笔法和气力来创作散文，立意深远，构思精到。《诗性之美》《唐诗之美》《宋词之美》《元曲之美》《民乐之美》《京昆之美》《书法之美》《国画之美》，皇皇八卷“中国文化之美”，洋洋洒洒尽情铺陈，中国文化脉络尽收眼底。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巡礼和致敬，更是对传统文人精神的缅怀和敬畏，也构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和思想资源。简墨的写作知人论世，知性明理，在历史语境中生发出伦理的情怀，充满谦卑意识和悲悯气息，既是诗性的又是神性的。

相对于简墨创作的文化普适性价值，林纾英的女性写作则具有更多的私人性情怀。其“文化散文”多从古典诗词中点石成金，比如《衔恨只同天上月》《朱淑真 潸然看断梨花落》《多少恨 都分赴清寒》《春不见，幽恨莫重提》《多情似我以卿狂》《宁负如来不负卿》《万叶千声皆是恨》等篇章，深得宋词神韵，并作出符合历史和伦理的个体应和酬答。其“情感散文”多从个人生命中触摸灵魂，比如《母亲的天空》《父亲》《时光里的疼痛》《那一席父亲母亲的炕》《与奶奶有关》《斯人既去了无声》等篇章，围绕亲情、爱情、婚姻、人情等展开心绪。其“非虚构散文”多从职业生涯中撷取焦点，比如《机场女警手记》《一个失血的村庄》等则立足社会现象和现实问题而书写感受。

山东的报告文学创作在全国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签约作家铁流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无论是反映中国海军研制驱逐舰艰难历程的《中国驱逐舰备忘录》、反映拍卖行业兴起的《槌下硝烟》、反映中国城中村农民生存的《支书与他的村庄》，还是与徐锦庚合作的反映《共产党宣言》传播与农民革命关系的《国家记忆》、反映中国民办教育复杂状况的《中国民办教育调查》，以及近期的反映底层民间英勇抗战场景的《一个村庄的抗战血书》，还有和纪红建合作的展现共产党人精神本色的《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等，均以其敏锐的题材选择、严肃的历史意识、深刻的人文关怀和理性的学术风格而获得学界和社会的关注与认可。作为有温度有力度的一种文体，报告文学以其对现实的强烈介入性而为人瞩目。儒家文化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为这一文体的发展提供了内在资源和精神支撑，也构成了山东文学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空间。

就文学创作而言，不仅要通过人去反映历史变迁，更重要的是通过历史表现人的命运；不仅要注重观察、经历生活的广度，更重要的还在于体验、把握生命的深度。这样，才能实现所谓“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的共生互动。否则就容易陷入“高超的技巧加上浅薄的内容”，而无法“造就一个有意味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山东签约作家的创作还需要继续生活的沉潜和文化的积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