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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杨志军长篇小说《藏獒》的文艺创作心理

 | 曹有山  2016年08月22日15:33

  

  “在我们的阅读经验里,尤其是小说,在好些作家的笔下都成了经验的狂欢。然而,好的小说决不只是一些故事和经验,也不只是简单地在生活经验的表面滑行,它是应该深入到人性和世界的隐秘地带,应该在精神和存在的面前展示一种力度”(谢有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很看重杨志军在他的长篇小说《藏獒》[1]中的写作努力。首先,我认为杨志军在《藏獒》一书中是不动声色地在客观化、静态化的诉说中完成其沉着、冷静而又不失隽永、富有诗性意味的文学叙事,这部长篇小说当你读下来时完全感受不到一丝当代文坛的喧嚣与嘈杂。这位曾经在青藏高原学习、工作过并且在青海的作家圈里是一位重要、特殊、个性化的小说家,在这部长篇小说《藏獒》中充满了思考与阐释的激情,以节制平静的叙事方式呈现出来,简朴而不失诗性的韵致,简约而不失厚重。透过杨志军的叙事文本,我们可以看到他以赤诚的情感与浓厚的人文情怀体恤着、书写着对人性的悲悯和仁慈的温暖呵护;在小说中以饱含激情的笔触形象生动地刻画出了如父亲、藏扎西、梅朵拉姆这样具有高度的悲悯与仁慈情怀人物形象的同时也极其成功地勾勒刻画出了如冈日森格、那日、虎头雪獒这样具有鲜明突出的责任与忠诚感的藏獒形象。正是通过人物形象与藏獒形象一种相得益彰的成功塑造,杨志军的《藏獒》一书极明显地张扬了一种当下社会愈来愈罕见了的诸如正义、勇敢、良知、善良、悲悯、仁慈这样的人性理念,并凭此而与投合了当下社会极度弥漫的物欲追求心理,张扬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特指当下社会一种唯强者独尊唯强者为大,是无形中成为当下社会一种不成文的潜在运行规则)的另一部分很畅销于今天大小书市的长篇小说《狼图腾》这样的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整部作品中对生存图景与心灵歌哭精心书写的同时,也实现了杨志军在这部小说结尾中描写的:“它们果然来了,在父亲的梦境里,它们裹挟一路风尘,以无比轻灵的生命姿态,带来了草原和雪山的气息。那种高贵典雅、沉稳、威严的藏獒仪表,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藏獒风格,那种大义凛然、勇敢忠诚的藏獒精神,在那片你只要望一眼就会终身魂牵梦萦的有血有肉的草原上,变成了激荡的风、伤逝的水,远远地去了,又隐隐地来了。永远都是这样,生活,当你经历着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属于你了。父亲的藏獒,就这样,成了我们永恒的梦念。”一样实现了作家对生命与生存的审度与省思,远远地去了的,是历史与现实的实际情形,隐隐地来了的,只能是人类心中一种对于美好的充满了忠诚、勇敢、仁慈、悲悯人性的永恒怀想,这样的书写也是一般作家所不及的。

  杨志军的《藏獒》一书就注定了是具有多种阐释可能性的文本。所以处于这样的思考,本文尝试着从《文艺心理学》[2]的学科视野出发给《藏獒》一种全新的阐释。

  我认为在《藏獒》一书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关于文艺创作心理的阐释:

  一、创作的内驱力与创作动机

  在今天我们会注意到市场经济极大地刺激并解放了国人的物质欲求。犹如终于脱离了所罗门瓶子的魔鬼一样,这样一种强烈的物欲追求,一旦被释放出来,便会迅速地弥漫开去以至于很快会发展到一种无法约束控制的地步。唯利是图、尔虞我诈、弱肉强食,这样一种普遍社会现实的存在便是物欲极端弥漫的一个有力证明。一种合理有度的物欲追求当然是应该肯定的。然而,当这种物欲追求极度膨胀,并且达到了所谓物欲横流的地步,进而会极大地破坏着维护一个社会能够正常运行所必顺的道德与精神建构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对之保持足够的警惕了。说到这,就让我很自然地想到了前文已经提到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狼图腾》。这样一部大肆张扬狼性意识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在当下社会上形成巨大的影响力而大行其道。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投合了这样的一种使得在当下社会“丛林法则”能够产生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的缘故。应该承认,对于《狼图腾》及其狼性意识在当下社会正在发生着的巨大负面影响,对于这一点我想在当前这种社会文化心理环境下,作家杨志军一定是在动笔写这部长篇小说《藏獒》之前,无论是在思想还是心理上都是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准备的,更进一步说这也是《藏獒》动笔之前对杨志军心理上的刺激,使得作家的思想内驱力受到触发,但是这种触发可能只是某种情感或行为的反应,它不一定是一种创作的欲望。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把文学创作的基本动因,在他的著作《文学与艺术》[3]一书中,归因于受到压抑的无意识的童年经验,归结为幼儿依恋异性父母的情结,最终还原为“力比多”——性的内驱力的不可遏制的生命能量。也就是说在内驱力的推动下进行创作,作家的心理无疑会发生一些不同寻常的变化,诸如感觉异常敏锐,想象力特别活跃,情感或悲或喜,亢奋激荡,丰沛多变。这是一种类似变态的心理在支配着作家的创作;这也可能是由一种幻觉、一种梦境在支配和推动创作。其实,无论是变态心理、幻觉、梦境,还是其他一系列心理状态都不是横空出世,它们都是在心理内驱力的作用下产生的,都是通过无意识的积累、酝酿和准备,继而在特定的时刻中迸发出来,对于此在小说《藏獒》一书的前言《父亲的藏獒》一文中是有着明晰的表达。杨志军说:“父亲的思维,是草原人的思维。在草原牧民的眼里,狼是卑鄙无耻的盗贼,欺软怕恶,忘恩负义,损人利己。藏獒则完全相反,精忠报主,见义勇为,英勇无畏。狼一生都为自己而战,藏獒一生都为别人而战”。狼以食为天,它的搏杀只为苟活;藏獒以道为天,它们战斗是为忠诚,为道义,为职责。狼与藏獒,不可同日而语。……父亲对我说:我们需要在藏獒的陪伴下从容不迫地生活,而不需要在一个狼视眈眈的环境里提心吊胆地度日:“所幸父亲生前,世人还没有提倡狼性,还没有流行狼文化和狼崇拜的环境,不然父亲该多么的伤心”。在这段话中,杨志军不仅将藏獒与狼进行了鲜明的对照,而且也极富暗示性地表明,自己写作《藏獒》这部长篇小说很大程度上乃是要对当下社会由《狼图腾》所造成的狼性崇拜心理予以一种强有力的批判与反驳。

  这时我们可以认为作家产生了创作的欲望,随之进入了一种欲罢不能,不吐不快的心理状态,直到最终完成作品的创作,身心才会得到彻底的解脱。借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术语,这是一种“神圣的迷狂”,是文学创作中潜意识的酝酿以及情感和想象等心理现象逐渐激化的过程。这同时也是由内驱力直接驱动、在灵感的驱策下进行创作,是作家们苦苦追求的一种创作境界,然而这种创作毕竟是一种非常态活动。在这点上向来笔墨很节制的杨志军似乎又作了一次下意识的描述:“有一次在曲麻莱喝多了青稞酒,醉得一塌糊涂,半夜起来解手,凉风一吹,吐了。守夜的藏獒跟过来,二话不说,就把我吐出来的东西舔得一干二净。结果它也醉了,浑身瘫软地倒在我身边。我和它互相搂抱着在帐房边的草地上酣然睡去。第二天早晨迷迷糊糊醒来,摸着藏獒寻思:身边是谁啊,是这家的主人戴吉东珠吗?他身上怎么长出毛来了?”对于这一点也可以同时认为是杨志军的创作动机产生后创作的心理能在刺激与主体的内在需要上的一次契合,从而真正意义上激发了杨志军巨大的心理能释放,形成真正创作《藏獒》这部长篇小说的心理——即创作动机。

  然而从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观点出发来说,人的动机是来自于人的基本需要。需要是动机的最基本层次,是来自于内驱力,是一种被人意识到了的内驱力在意识层面的显现。进一步说需要是具有多样性和层次性的,这就使得杨志军创作这部长篇小说《藏獒》的动机不可能只是单一和纯粹的,它应当是由若干单纯性动机(乃至内驱力)组合而成的动态系统。从这个理论支点上来判断,杨志军在初写《藏獒》的时候,创作的动机可以认定为是要对于当下社会由《狼图腾》所造成的狼性崇拜心理予以一种强有力的批判与反驳。接下来透过整个文本我们可以看到,在杨志军创作的过程中,作品的价值不只是体现在这一点上;应当再更进一步说杨志军是通过《藏獒》的创作超越了最初在他心理上的刺激或者说是思想内驱力的触发,从而更改和深化了他的原初动机,使《藏獒》的中心从庸常的价值转向了具有更深层次的思想艺术表现,浪漫抒情、叙事和社会批判。这样一来,对于杨志军初始的创作动机渐渐退去,《藏獒》也呈现了新的思想意义和新的哲理、人性的观照,从而为一种人性的悲悯与仁慈作证。

  那么顺着这个思路根据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从力的角度上来看,对于杨志军来说心理世界也和生理世界、物理世界一样,获得了一种力的存在。在物理世界(青藏高原),存在着藏传佛教的神秘,一群比人类更珍惜人性的藏獒的快乐和悲伤、尊严和耻辱、责任和忠诚,也凝聚了青藏高原的情怀;在生理世界(杨志军),存在着由于受到他自身在青藏高原上经历过的特殊事件、奇异的感受,引起他感知的变异,形成强烈的刺激而引起神经细胞的冲动与传递,以及大脑皮层细胞的兴奋和抑制过程中体现出来了的由生物电流和化学反应所引起的一种对青藏高原的力;在心理世界,对于杨志军也存在着他在知觉青藏高原这个具体内容客观存在世界的过程中,在对知觉对象(青藏高原)整合与完形的组织功能作用下所引起的心理的力。这三种力对杨志军和他在《藏獒》一书中叙述的青藏高原上藏獒的故事而言存在着异质同型、相互对应和相互感应的关系。

  以上就是作家杨志军由他在青藏高原上所经历的特殊事件,从而导源于青藏高原的力的刺激,进而感召杨志军最终又回到客观世界(语言表达)创作小说《藏獒》的内驱力与动机的分析推理过程。

  二、从潜意识和童年经验来看

  潜意识是构成个体内在人格的一部分,是决定人的本质的东西,因而也是心灵最本质的东西。在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看来,意识不过是人的整个心理中的一小部分,如同一座漂浮的冰山,意识只是露在水面上的一小部分,而水面以下的大部分则是潜意识。这就让我们对杨志军的《藏獒》这部具有独特个性和力量的作品而言,他在写作上的努力“就是将无意识过程翻译成意识的过程”(弗洛伊德)。要揭示杨志军创作长篇小说《藏獒》一书的文艺创作心理,就不能回避潜意识的问题。

  在心理学家荣格看来,潜意识的内容极其丰富复杂,将其划分为先天潜意识和后天潜意识,而其中的集体无意识又是先天潜意识的重要内容,是先天生成,与生俱来的,是从人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原始经验的总和。即原型----是指可以通过遗传而被继承的人类原始意向的某种结构。“这种结晶的几何结构,只有与来自外界的表象加以组合,被后天意识所充满,它才有可能成为确定的、具体的、可见的形象。”(荣格)那么有关这一点杨志军在这部小说开篇的前言《父亲的藏獒》中是作了反复的渲染和交待。然而,更进一步说原型就是关于人类精神和命运的碎片,其间是凝聚着人类祖先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在人类长期的心理积淀中未被直接感知到的集体无意识的显现,因而是作为潜在的无意识进入创作过程的,但它们又必须得到外化,最初呈现为一种“原始意象”,在远古时代表现为神话形象,然而在不同的时代通过艺术在无意识中激活转变为艺术形象。也正是因为如此,荣格说,在文艺作品中,“一旦原型的情境发生,我们会突然获得一种不寻常的轻松感,仿佛被一种强大的力量运载或超度。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起在我们心中回响”。[4]杨志军的长篇小说《藏獒》也正是在他离开故土(青藏高原)近十年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的“《当代》书丛”的一部力作,在我看来是杨志军在当下社会人们总想把自己变成狼时,站在为一种人性的悲悯与仁慈作证的立场上通过小说《藏獒》的叙事呈现了这群曾生活在他以前生活、工作过的故土(青藏高原)上比人类更珍惜人性并且在他笔下高度人格化并赋予人的灵性的藏獒的快乐和悲伤、尊严和耻辱、责任和忠诚,凝聚了他对青藏高原的情怀、藏传佛教的神秘、人道作家的悲悯。杨志军正是把握了这种对青藏高原的一种独特潜在心理模式,在通过他离开青藏高原近十年而又身处“如诗如画”的他自己坦言并不喜欢的大城市青岛时,促使他以人道作家的本能方式对当下社会的特定刺激——即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带来的“物欲横流”和由一部《狼图腾》宣扬的狼性意识或狼族精神引起的投合了时下普遍存在于社会的意味着一种“唯强者独尊唯强者为大”(丛林法则)社会心理现象作出的特定反应。我们也大概只有通过《藏獒》这样的优秀长篇小说才有可能重温那生命曾经拥有过的高贵与尊严、人性曾经拥有过的悲悯与仁慈了。

  接下来就“童年经验” 来说,在心理学家眼里是指一个人在童年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它包括一个人在童年带有的各种情绪色彩的感受、印象、记忆、知识、意志等。心理分析学家认为:“表现艺术所传达的深刻体验,主要来自它对遥远的、记不清的童年时代某些经验的感触。我嗅到一朵玫瑰花的香味,这种香味就会突然给我造成一种异样的亲切感受,引起一种似曾相识的情绪体验。这种莫名其妙的深切体验,乃是儿童时期经历过一连串情感体验的再次萌发”[5]。从这个意义上出发我们可以认为杨志军的《藏獒》一书是在给童年时期以来的、以某种方式触动的一切经验给予一种完整的文学归宿,进一步可以说是杨志军本人通过这部《藏獒》的创作实现了这本书最重要的特色,它在精神上是有根的。这个根,让我们清晰看到了——《藏獒》是从哪里走来的,他又将走向哪里。这个根是潜藏的一道精神暗流——这道暗流,就是作家杨志军对苍穹和高原大地的信仰,是对人性的悲悯和仁慈的温暖呵护,——这些共同构成了——灵魂徘徊和挣扎的基本场域。这种写作上的挣扎,也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回家——回到内心的故土(青藏高原),从而为一种人性的悲悯与仁慈作证。关于此杨志军又一次在这部小说开篇的前言《父亲的藏獒》一文里说到:“在我七岁那年,……。在长驻三江源的六年里,父亲的遗传一直发挥着作用,使我不由自主地像他那样把自己完全融入了草原,……。……“藏獒精神”支撑着父亲的一生……,怀想着远方的草原和远方的藏獒。每次注视父亲寂寞的身影,我就想,我一定要写一本关于藏獒的书,主人公除了藏獒就是‘父亲’”。

  这个因素曾一向被许多研究作家创作心理的学者们所广泛重视。在作家这里,在他进行审美创造的时候,他会把亲身经历的东西,包括他的力量感觉,他的努力,主动或被动的感觉,移植到外在于他的事物里去,移植到在这种事物身上发生的或和他一起发生的事件中去。也就是说,作家在面对生活或产生灵感时,他的心中不是一张白纸,而是把一个早已形成的心理图式变成对未来的期待。诗意就从人化和对象化中凭借开放的心灵找到了源泉,童年经验以回忆的机制与作家的现时经验接通,这种双重的“弹性”导向衍变为新的文学存在秩序,生活被再组织和再创造,发出撼人心弦的声音。可见,童年的经验对于杨志军可以说也不能例外。这样一来,童年经验就成为了杨志军的长篇小说《藏獒》题材的主要源泉和写作动力之一,《藏獒》源于他有关童年经验的记忆库。杨志军已深陷其中,寓情于理,这也恐怕不仅是童年旧事的人事风华本身魅力使然,而时空交错带来的情绪循环、昔日的情绪诉求,也许恰好构成了文学写作、心灵和个人心理传奇的神秘对话关系。

  三、《藏獒》的直觉、表现与意识流

  杨志军的长篇小说《藏獒》,面对记忆中的青藏高原,在历经了身体和精神的辗转之后,在为一种人性的悲悯与仁慈作证的过程中,在回味“乡情”的同时,杨志军在心里怎么可能会做到“平静如水”呢?

  坦率地说,我无意或一定要到杨志军“虚构”的世界里去找寻与他现实存在的“对应”关系,但我认为杨志军在对世界(青藏高原)和生命深入感知后自然生成的情结,必然在他的心理上形成某种“机制”,对写作产生各种暗示或指引。也正如他自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一样青藏高原给了他二条生命,那就是生物意义上的生命和文学的生命。从某种情形上来看,现实在世界的多维结构中处于中心地位,而存在则处于边缘。“现实”可以为作家所复制和再现,而存在则必顺去发现、捕捉和表现。“存在则是个人体验的产物,它似乎一直游离于群体经验之外”。[6]对于杨志军来说,他的写作努力不是滥用自己的艺术直觉,我们可以认为是更多地凭借个人的审美体验而不受某种意识形态所支配的,这样一来,他就会在创作心理领域对存在做出超越现实伦理的非功利的美学判断,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杨志军对现实的怀疑姿态。长篇小说《藏獒》的写作,题材的“复古”化,使得杨志军创作的内驱力更为强劲。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杨志军还借助自身的知觉活动与知觉经验的直观性,设定了《藏獒》的独特话语情境。这样记忆、幻觉中的事物就会在叙述中极其鲜活,作家所关怀的意绪和氛围就造就出一个又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杨志军小说中的意象世界,同时也为我们建立了叙事的广阔空间,给读者的阅读心理留下更大的想象性。从这一点上,可以大胆地肯定,在长篇小说《藏獒》中,杨志军写作的心理起点完全是超越了日常心理记忆的创造性审美回忆。杨志军可以说是喜欢这种艺术创作心理表现方式了,《藏獒》就是很好的例证,他用完全“呈现”的表现方式讲述,以进行时态讲述,最重要也是难能可贵的是他选择了过去的方式。惟有如此,才表现出了他自身的艺术个性。以《藏獒》为个案具体说来,那就是杨志军在创作心理上更偏爱选取一段虚拟的历史布景,展示对人性,对人类生存境遇的看法。他把内心深处幽闭的情感、记忆碎片,在回忆、幻想中整合成审美意象,并获得独特形式,并在小说中传达出来。这也体现了他以虚构的表现方式阐释了回忆、进一步超越了回忆的价值,以及他对小说处理的强烈的自主意识。

  接下来我还想说明的一点是杨志军的长篇小说《藏獒》,是比较成功地运用了作者退出,内心独白等艺术创作心理的表现手法,使小说更加趋于成熟。这点就《藏獒》来说,父亲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同时也更多地承担着视角人物的功能。整个文本基本上是依循父亲进入西结古草原之后的行踪来架构故事的。同时走进了一个笼罩神秘的藏传佛教氛围的青藏高原上的藏民族生活中。和我们一样,父亲其实是一个外来者,一个局外人。然而,作为一个异族的异教徒,父亲却毫无障碍近乎天然地很快就融入藏民族的生活之中。从而,杨志军也就相当成功地塑造出如父亲这样极具有仁慈与悲悯情怀的人物形象来。更进一步说杨志军致力于描绘人物心理的无意识活动,以他偏爱的方式,直接展现了人物心理意识的流动,借父亲等主要人物形象和“冈日森格”等藏獒形象的心理叙述,围绕事件和人物,就像一片生命的海洋,因为意识中每一个鲜明的意象都是浸染在围绕它们流淌的活水之中,唯在活水的流淌中才能显现意象之间忽近忽远的关系。在小说中杨志军呼吁了一种心理的真实。而这种心理的真实就是实际中生命的心理活动本身。生命中的心理活动的本身是目不可见的,因而在杨志军的小说中朝着为一种人性的悲悯与仁慈作证的立场上,人物的真实性就在于他是一个有着无限潜质的个体,而对他的描写,可以穿着任何样式衣服、出现在任何地点、做出任何举止一样无需叙事人的介入,只要再现人物如长江的水一般川流不息的意识过程,以感知觉和意识、潜意识、回忆、期待、情绪,以及忽东忽西的自由联想等表现方式表达出人物内在的真实。杨志军除了叙述以主观感受为现实的中心,更在于把意识看作是变化无常的难以预测和理解的东西。由于意识的错综复杂,故而由叙述人来照实记录,这可以看为是杨志军所谓向内看见到的心理真实。

  当然像杨志军这样的作家,也不会像卡夫卡那样喜欢在晦暗中掩抑心灵,自我煎熬,做一个苦斗士。在创作心理上来说杨志军是有自己的方式领略生活,体验生命和世界的风景,他有自己抵达心灵,表现精神的方式和通道。他幽雅而宁静的行走,慢慢体味、感悟存在的美好与沧桑,虽然没有冒险也少有刺激,但无可厚非。因为世界的存在本身就是多元的,人们的艺术选择和需要也是多元的,作家需要的是富有自己个性的选择和追求。这种追求一定要靠作家自身有血有肉和独特的思维、认知、情感、意志、行为、性格、习惯以及流动的意识来建构,《藏獒》的写作,表现的存在,就是他在用自己的良知来审视自己的心灵,在为一种人性的悲悯与仁慈作证的立场上,为人们贡献着独到的,用心用力的艺术文本。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想说明的是,任何独创的文艺创作活动是一个涉及社会心理各方面、各层次的整体的和系统的活动。就作家杨志军来说《藏獒》一书的创作状态、一种创新思维,它绝不是艺术创作的全过程,它所带来的新颖而独特的创作成果,也可能只是全部创作成果中的一部分,因为每一篇小说都源于一种事物或作家心性的被感召,被“唤醒”,都源于新的创作动机或过程的发生和开始,以及由此促成写作力量的产生。因此,从这一点上至少可以这样去说杨志军的《藏獒》一书要想取得更高的艺术成就必须要取决于艺术创作的全部过程和自身的勤奋努力以及持之以恒的对于艺术的不断探索与追求。当然,这也是我们的心愿。

  参考文献:

  [1]杨志军 《藏獒》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9月版

  [2]金元蒲 《文艺心理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9月第1版

  [3]弗洛伊德《文学与艺术》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1年5月第1版

  [4]荣格 《心理学与文学》 三联书店 1987年版

  [5]腾守尧 《审美心理学描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版

  [6]格非 《小说叙事研究》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