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地域意义与现代品格 ——新世纪“三晋新锐”作家群的探索
“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征文选登
吉林省委宣传部 《文艺报》社 吉林省作家协会 合办
文学的地域意义与现代品格——新世纪“三晋新锐”作家群的探索
五台山景色
中国正处于一个急遽转型的关键时刻。这就是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以及现代文明的转型。这种转型的成功实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不仅对中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也意义重大。与中国所处的时代相伴随，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也面临着极为艰巨的任务，这就是在表现中国本土文化的同时，能够适应、引导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化。这不仅对文学非常重要，对民族文化的重建也同样重要。中国文学在时代激流中演进，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具体表现有这样几点。一是对具有地域色彩的本土文化的表现更为多样、丰富。文学对这片土地的关注，除了社会变革外，也同样切入到其所形成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思维模式，以及存在于其中的人物命运。二是在接受、继承中国美学精神的同时，在表达方式、文本构成、语言形态等诸多方面大量地吸收借鉴了外来文学的经验。三是一些作品与作家日渐引起国际文坛的关注重视。中国作家参与国际文化交流的频度增加，在国外获奖的几率提高，作品在国际图书市场的发行量、版权贸易等方面也越来越活跃，市场占有率在上升。中国文学随着自身的新变，以及国家实力的增强，在世界的影响逐步扩大。这其中有许多需要从理论层面进行研究总结的东西。虽然我们还不能说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占有了如何重要的位置，但我们可以说的是，中国文学正展现出一种充满活力的姿态，日益强烈地表达出自己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既立足本土，表现具有地域意义的生活，又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使文学拥有现代情怀，进而为当代人类提供精神滋养，观照时代发展与社会转型中人的生存状况，是中国文学面临的主要任务。如何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形成既能够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又能够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深刻的思想内涵，以及为世界文坛所认知、接受，并产生重大影响的优秀作品，“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包括中国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中国文学的历史使命。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山西文学，应该说具有典型意义。首先，山西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地区。作为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中华文化的传统在这一地区表现得根深蒂固。其文化的新变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来说，更为急迫、突出。其次，在中国步入现代化的进程中，山西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与沿海地区、发达地区相比，仍然是一个内陆地区、欠发达地区。其工业化的发展程度、市场体系的成熟程度、信息交流的活跃程度，以及文化影响力等诸多方面仍然相对落后，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仍然艰巨。再次，山西文学自身的传统影响巨大。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关注社会现实，重视民生意愿，文、史、论不分等成为主流。特别是现当代以来，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创作既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更深深地影响了山西的文学。
现当代山西文学当然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为主流。其创作思想、艺术观念、题材选择、表现手法影响至大。特别是山西几代作家都是受其影响步入文坛的。虽然我们不能说山西作家都是“山药蛋”派作家，但其产生的影响是难以否定的。新时期以来，山西的文学创作逐渐呈现多样化态势。一是基本上继承了中国文学传统，包括赵树理等所强调的社会责任感，关注现实、关注民生、关注中国的发展变革；强调生活对作家的涵养，保持了与社会现实的密切联系等。二是基本从关注现实社会与关注文化演进这样两个维度向多样化发展。一方面是坚守文学对现实生活的直接切入，以表现生活中发生的事件、现象为主；另一方面是从赵树理等在创作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向文化表达延伸。或者说，不是表现生活中的重要事件，而是更注重生活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意义。三是创作的切入点不同。比如呈现出更多地依靠生活所提供的素材进行创作与更多地依靠作家自己的性情、才华、天赋进行创作；或更多地通过人来表现社会生活与更多地表现人在生活中的意义等多方面的不同。四是文学的表现方法发生了重要变化。如对题材的选择不再以农村为主，表现领域大大拓展；也不再以白描作为主要的语言特色，可能有更多的个性化尝试；作品结构也不一定是完整的故事，而是呈现出更为多样复杂的格局等等。当然，这种分化并不是绝对的，实际上二者之间往往是相互交错、融合的。他们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新世纪以来，山西的中青年作家阵容渐壮，影响渐大。以“60后”为主，“70后”“80后”“90后”陆续走上文坛，并日渐成熟。这些相对年轻的作家表现出不同于当年的“山药蛋”派及之后崛起的晋军，而是呈现出十分突出的个性。我们可以称之为“三晋新锐”。在这一作家群中，仍然有相当一批人在关注中国的农村变革。不过，我们不能说他们仅仅是写中国农村，特别是北方农村的现实。他们已经从单纯描写农村当下生活进入了更为广阔的历史与现实场景，从多种角度来观照我们的农村。如葛水平的《裸地》《喊山》《甩鞭》《河水带走两岸》，李骏虎的《母系氏家》《前面就是麦季》《众生之路》，王保忠的《甘家洼风景》《张树的最后生活》《乡村记事》，杨遥的《闪亮的铁轨》《二弟的堡垒》《白马记》，以及张乐朋、陈克海、韩思忠、杨凤喜、张暄等等。虽然从题材的角度来看，这些作家的创作并不拘泥于农村，但是，他们的描写代表了当下文学对农村的关注与表达。
就中国而言，农村的问题具有某种根本性意义。农村的现代化，实际上也决定着中国的现代化。但是，一旦踏上轰轰隆隆的现代化列车之后，农村就开始了自己的消亡——社会结构、经济模式、文化形态、人伦关系等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已经成为一种规律。或者是不是也可以说，现代化就是以农村的陷落与新生来实现的。但是，无论如何，农村永远存在——记忆与传说中的，典籍中的，潜意识中的，以及新生的具有时代面貌的等等。在《裸地》《母系氏家》等作品中，作者力求从更加辽远、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观照中国的农村。这样的农村曾经是中国社会的核心——人口、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等等。在这样的农村中，我们可以追寻到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以及之中的生命意义、价值选择与生活方式。这些作品可能没有直接描写当下，但实际上仍然暗含着一种对当下的观照——曾经的农村与已经变化了的农村，及其农村中生命存在的方式与意义。而在对日渐消亡的农村的追念中，诸如《甘家洼风景》《河水带走两岸》等作品则十分强烈地表达了当下“现代人”对消逝的农村牧歌式的怀恋，以及内心世界的痛苦、迷茫。在这些作品中，本土地域文化的特色是非常明显的。作家赋予乡村、农民，山川、河流，土地、庄稼，特定地域的生活、风俗、民情等等以充分的诗意，对自己生活的土地、家乡，以及将要逝去的一切充满了爱恋与怀想。他们不能脱离土地，并且用心感受着土地。与其说是作家在描写土地，毋宁说是土地塑造了作家。如果他们没有了解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种种，就难以成为一个关于这一土地的书写者。很多人热衷于讨论山西作家，特别是讨论他们关于本土农村题材的创作与赵树理之间的关系，并找出了二者之间的相同之处。这是很可贵的。事实上，这些作家确实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赵树理等人的影响。比如葛水平，就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她对赵树理等前辈的尊崇。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他们并不是机械地、简单地模仿赵树理。毫无疑问，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创作思想仍然具有动人的光芒，但在表达方式上、关注问题的选择上已经出现了新变。如果说，赵树理常常是从社会变革的角度来观照农村的话，今天的山西作家则更多地从文化的角度来表现农村。在他们身上，表现出与当下时代相携而来的文化追求及其自觉性。其中，一些作家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杨遥笔下的农村，已经不再是具象的农村。农村成为其表达某种具有哲学意味的生命状态的背景。这种充分的与地域意义上的社会文化内涵紧密联系，又与前辈作家明显不同的创作追求，使山西文学具备了一种不止于模仿，而是要实现超越的可能。因为这些作家既传承了前辈作家的优良基因，又具备了在新时代中独树一帜的品格。
“三晋新锐”中另一些作家似乎表现出更为强烈的现代色彩。虽然他们并不能脱离自己生活的地域，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传统。如孙频就强调，其实她写的都是自己的家乡——一个吕梁山沟壑纵横的皱折中的小县城。而诸如手指这样的作家甚至直接把自己生活城市的地名作为小说的背景。玄武、唐晋等人则借助于真实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来表达自己的感悟。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本土地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仍然强大。因为，人不可能脱离土地成为悬挂在空中的存在。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即使他们无意识地透露出与本土地域文化不可割裂的联系，也不能说他们在描写某一地域的生活。实际上，他们并不注重某种地域特色——历史的、文化的、伦理的、风俗的等等。他们只是把自己生活的土地作为表达对生命感悟与想象的基点。他们从这样的土地上飞翔，并展示自己对存在、生命、价值的认知。在手指的作品中，往往出现的是一些普通平凡的“小人物”，诸如现实生活中的你、我、他。他也不去描写重大事件，无非是些日常生活的铺排。但是，就是在这种日常的也许有些平庸凡俗的生活中，显示出手指的某种人生选择，并给人以温暖。在小岸、李燕蓉等人的小说中，虽然也表现了“人”在当下的某种迷茫、错位、不确定性，但同样有许多淡淡的温暖。这种温暖使人的存在具有了意义。人，毕竟是人，而不是没有情感的物质。但是，在孙频的小说里，生命终将表现出其最悲伤、最痛心的结局。应该说，孙频是一个非常善于结构小说，且艺术感觉良好的作家。她总是把自己的描写做到“合形象”的极致，也正因这种极致而使生命夭折，如一朵盛开的鲜花兀然凋零。她的小说既表现出生命最灿烂的一面，又表现出生命最残酷的一面，并且总是如此。她描写生命的脆弱与荒谬，但又往往使人从中感到生命的执著与尊贵。至于阎文盛、赵树义等人，似乎更专注于个人主观世界的表达。但是我们不能说他们的描写是一种纯粹的主观意象，必须说他们对现实生活以及其中的生命有着隐秘的关注。在诸如《虫洞》《主观书》等作品中，我们可以体验到作家对既超越了具体生活中的人事而又建立其上的生命意义的探寻。近年来几乎是突然走进人们视野中的诗人张二棍，具有极为敏感的诗心。他对无边旷野之下细小生命的存在状态充满了悲悯、感慨。他竭力表达的是生命的柔弱与坚韧。与浩瀚无际的大自然相比，生命确实是微弱的。但是，尽管如此，生命仍然以其“微弱”执著地存在着。我们也许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充满了悲情的壮丽。而在玄武、唐晋等人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作家想象力的飞扬。他们借助于历史题材、历史人物进行描写，但并不是要重现历史、还原历史，而是要借历史来表达某种关于生命、价值、意义的感悟。其实，历史只是一个平台，一个通道，一个播放器。如唐晋的《鲛人》虽然是以明建文帝谜一般的出走为题材的，但作家并不是要还原历史的真相，寻找历史的真意。历史的真相已经随着建文帝的出走而出走了。作家只是巧妙地借助了历史的模糊性来表达自己想象的丰富性与历史的可能性——因为没有人知道建文帝是如何出走的，这已经成为一个难以解开的历史之谜，但却为唐晋的虚构与想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他可以借助这一真实的历史事件来进行自由的表达。在这些作家的描写中，虽然其语言具有某种趋同性，但我们还是看到了他们所具备的丰富性与想象力。他们不再满足于白描，或者简单的叙述，而是极力使语言的表现力丰富起来，鲜活起来。如他们的比喻，对声音、光线、感觉等许许多多并没有物质形象的事物的描写等，极大地拓展了语言的张力与可能性。
在“三晋新锐”作家群中，必须提到吕新与刘慈欣。吕新是以“先锋作家”的形象出现在文坛的。经过近30年时间的磨练后，许多当年的“先锋作家”已经不再坚持其先锋性。但是，恬淡从容的吕新似乎仍然不为时间所动。他保持自己的风格一如既往。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吕新的所谓“先锋性”并不是脱离了现实的“超现实”。事实上，他的作品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情怀。其生命力及存在意义仍然因此而表现得更加突出。他的创作也没有成为悬挂在半空中的飘浮物，而是有着突出的现实基础与地域因素存在。也正因此，吕新似乎成为一个没有退潮的“先锋”作家。而刘慈欣无疑是最具影响力与典型性的一位。这并不是说他已经获得了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科幻文学奖，得到了国际文坛——至少是国际科幻文学界的认可。我要说的是，我们应该研究分析他之所以成功的文化因素。他的小说当然是科幻小说，更多的内容是对科幻世界的想象与再现。他表现了这一时代中国人对更为广阔、神秘的大自然的想象。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人类今天想象力的一种典型体现。虽然我们不能说人类想象力至今为止的极限是由刘慈欣的小说达到的，但我们可以说，他至少在某种程度、某个方面达到了。他的作品具有非常明显的“非现实性”，比如他描写的都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是借助于科学技术想象出来的。但是，即使是这种超现实的想象也具有非常典型的现实意义与人文关怀。他所关注的正是人类正在面临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少有感知的问题，是关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终极性问题。同时，刘慈欣小说的结构、描写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中国智慧元素。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他的小说在非常“现代”或“超现代”的想象中，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解决现实问题的针对性、可能性。包括刘慈欣小说中的理想社会，对终极世界的描写等，均有极为突出的中国色彩，是典型的中国哲学思想的文学再现。尽管我们还没有看到刘慈欣关于这一问题的解答，或者我们也可以认为他并没有这样的主观追求。但事实却正是如此。我们不能忽略或漠视中国传统文化在刘慈欣作品中的重要性。需要提到的另一位作家是张锐锋。虽然他成名较早，但他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是因为他对新散文的提倡与实践。他大量的新散文作品多取材于具有地域意义的本土文化内容，特别注重个人的心理感受及思辨，在作品的切入角度、体量、语言表述等诸多方面都迥异于一般散文的追求，因而不仅在散文的形式上，同时也在散文的表达上颠覆了我们所熟悉的散文模式。
面对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必然，中国文学必将发生“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文学面临的历史使命，不可回避，难以回避。传统的与现代的；地域的与世界的；本土的与国际的；现实的与未来的，这些看似矛盾的文化形态必将出现新的融合，并完成历史性的新建。文学也将如此。但是，要完成这一历史命题并不容易。本土性的地域文化滋养了作家，成为作家创作灵感的源泉。但它也许并不是文学的全部，我们还需立足于坚实的大地，仰望更加广袤灿烂的星空。如果我们脱离了土地，就失去了自己，当然也将失去文学。但是，如果我们局限于土地，就难以看到更加迷人的景致，就将窒息我们想象的天空。拘泥于传统而止步不前将使文化窒息；漠视传统而简单地“走向世界”将使文化失去根脉，进而消亡。也许，我们可以从山西作家的探索中得到一点启示。首先，我们必须尊重我们的传统，尊重我们传承有致的属于自己的文化基因。其次，我们应该在既有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没有传统，谈不上创新。只有传统，谈不上发展。再次，我们必须拓展我们的表现力，吸纳那些能够使文学的表现力更加多样丰富的元素，从而使文学真正呈现出百花齐放、生龙活虎、各美其美的生动局面。在传承与吸纳中才能逐渐形成中国文学既具有中华文化精神，又能够适应现代发展要求的审美风范，使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展示出最具生命活力与艺术魅力的光辉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