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话语——试论在诗中怎么说话
在人与道之间，名是中介。中介就是筏子，是渡河的工具，意即人在借筏渡河。诗系指名的底蕴、神髓，是对语言的探索改写拯救创建。歌咏之言即诗性话语，拥有知来及知几其神的功能。这是因为，诗滥觞于人类与生俱来的梦想。
《易·系辞》曰：“忠信所以立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故诚与语言相关，是修辞的结果。《中庸》曰：“至诚如神。”“至诚之道，可以前知。”人与世界在至诚之语言中相遇，借此相互沟通，相互占有。至诚之语言向内诉诸性，是思，是收缩的掩蔽的；向外诉诸情，是诗，是膨胀的扩张的。
希腊戏剧起源于对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祭祀，西方诗追求醉境由来以久。中国文化哲学亦有其独绝的内涵与机制。据我理解：其体在道与名，其用在无与几。诗当然也是。故中国诗追求禅境，或曰无境。诗的使命在，通过几，达到无。因为境不能自空，必藉观照以空之。是谓唯识无境。乃本光自照，置身于瞬间永恒感，通透的解脱感，以产生不畏迷误走向真理的态度。——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红楼梦》《战争与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所有登峰造极的伟大作品均有此效用。
20世纪，西方人为了摒弃虚假理论——几个世纪以来，这种理论积淀得够多了。——为了追寻真实、真相，渴求精神超越，曾历经多次语言学转向。与此同时，国际诗坛风起云涌。印度诞生了与《吠陀》和佛教经籍相因任的大诗人泰戈尔。西方出现了聂鲁达、西门内斯、佩斯。 犹如文艺复兴，在现代诗领域这是一个需要巨人也产生了巨人的历史时期。尤其希腊诗人埃利蒂斯，他的诗能让读诗者立即产生写诗的冲动，即立即成为创造者的欲望。
在中国，新诗已历经百年。它的玄学渊源、能量背景、思维构架、观念技术、后援意识，早已图穷而匕首见。既然诗人被坐落于此，泱泱诗国岂非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中央。据此家业，写诗本是自家之事。缅怀往圣先贤，怎么写不出绝妙好辞。然而这条道路泥淖遍布，荆棘丛生。一些脍炙人口的名篇实则“皇帝的新衣”，其简陋、平庸、肤浅令人咋舌。在新诗与诗艺传统之间，作为发展主线的诗性智慧，始终有割裂、脱节之嫌。
百年前，以口语写作的白话诗运动在很短时间便达到以徐志摩、戴望舒为代表的新诗的初熟期。原因在于其才力丰美，工于语言。比如《雨巷》，迹弥远俗，心弥近道。优雅、雍容、蕴藉、清洁又神气，一出手即已步入凌绝之顶。及至40年代，与西方文化关联密切的艾青是纯正其极的诗人。一首《黎明的通知》令多少中国人受到强烈震动，寝食难安。其真性情真富贵毋须再言。其时《九叶集》中的诗人刚刚入世行道，即已示人以现代主义理念。其语言哲学、艺术标准、智慧情调本自具备中国诗艺传统之正统性、合法性。然而以其善根，却不得法缘。政治社会形势已不给予发展空间，于是戛然而止。随后与无产阶级革命激情相适应，拥有亿万人民群众读者的革命诗篇应运而生，成为时代的主流文化意识。
最重大的收获出人意料：它使那些最脱离市民社会的少男少女们在近乎诱拐的遭际中成为未来诗人的预备队。——一个利欲熏心斤斤计较的社会怎么能产生诗人？《三略》曰：“微哉！圣人之德诱乎！独见乐哉！”若不以德诱之，他们从哪儿获得如此残酷的憧憬，不顾一切的冲动？从而也为20年后的朦胧诗运动——合乎法统的中国现代诗作好充分准备。
朦胧诗运动涌现出许多复合型人才。他们饱览人文经典，文化教养优异，具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内心畅达，或谦尊而光，或卑而不可逾。遂使中国新诗于20世纪末达于前所未有高度。不足在：在理性批判、文化批判之后，并没有完成语言批判。主客体依然那么清楚，语言学转向并不显著，言述方式仍然直白。（当然这种转向永远不会终结——也无须所有诗人参与此事。）按西方现代诗逻辑，既是现代诗，该是转而描述心理现象，主体之道德观念、感觉。（其与“诗言志”之立论绝无二致——方为纯粹诗的领域。）转不过这个弯，即非诗性话语。要害在：是对感悟之几的捕捉决定一首诗的经济量，乃至是诗、或不是。在大家笔下，意境是可以无中生有的。一念万年，千古在目，是可以从心所欲，随手拈来的。现代诗不一定在水中捞鱼，也在空中。
现代诗的显著特征在：出其不意和玄妙是它的价值取向——别人说得出，它就不说了；深度和难度是它的取胜趋向。以充分具备距离感、莫测感、陌生感、新鲜感、神秘感，因而深具美感、魅惑。（美本就具巫术特性，最忌可想而知。）它惯于充当先锋，喜欢铤而走险，有时未免太快了，迫不及待导引民众进入悟境。然而“大道甚夷，而民好径”。却往往有违“随缘启之”“度人于合几之时”之法门。或因指示太易令人心生疑虑，恐受欺，转而不信。西方诗人歌德说：“诗是预想的结果。”乃大诗人之内行话。可是从自无主张到求己到“为人决定”，到预想，看似极平常，其实是最难。
有落后于时代的作品，有符合时代要求的作品，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也有领先一步乃至两步、三步的作品；当然也有赝品。采取与否取决于人民的意志。托尔斯泰认为，只有到那时候，艺术家之艺术才能为人民服务。因缘各异，时有先后，无可奈何。
《金刚经》曰：“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是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名实相。”此即“意境说”境生于象外之义。境是诗学范畴境功伟矣。与庄子“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之鱼筌之辩其揆一也。筌者，话语也。当然是营造特殊语境之特殊话语，具足磁性，以资网罗。鱼者，诗意也。言外之意也。中国现代诗如果需要定义，或在此一论断中。这是因为“名可名，非常名”乃语言本性——也许便是这句话开启了系统性的中国诗学乃至美学。然而离开了非常名之名又万万不可达到。纵然“世尊拈花，迦叶微笑”那心心相印也是离不开语言的。不然要诗做什么？
那么在诗中怎么说话呢？西方符号学家创立了许多新的文化学范畴：诸如能指、所指、意指，二级语言，元语言，元历史等等。繁文缛节很难应用。为此我倒很想提供一个土方子：但须将意境说不仅用于一首诗的立意、构思，且贯彻于每一句话的结构，每一个意象的观照中，或可名正，言顺，事成。也许颇费心思，不怎么好懂，却是诗的，具诗性，乃第一步。不如先迈出去，再想办法。“鸦翻红叶夕阳动，鹭立芦花秋水明。”抑或“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其所以妙得禅家三昧者，在阴阳益彰，言外有意也。又包含了那么多诗料，禅机，且立于文字，亦得诗家三昧。——至于在新诗中怎么说话，以一得之愚，亦不外筌者所以在鱼也。直说是不生言外之意的，不生言外之意的诗，断乎不是诗。
诗显现最高道德。一个国家能不能察觉、领悟关乎盛衰存亡。（二战时的法西斯国家即是佐证。）诗还关乎一个民族说话和声索时的心性心力心量心地，关乎权力意志、境界、底气、担当、涵养、襟度、识见，关乎悟觉开慧、得体起用，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诗是中华文化之文化原型，是华夏先民与天对话的蹊径，与人交感的方法。事涉遗传基因、体道方式、博弈理念，是信念和信仰的家园，国之利器，乃自家桑梓。是与其他文明迥然有异的家业，国运家运坐落于此。诗性话语中还有人性的宗旨：妙悟、性灵、神韵，有灵感勃发的生命状态。它来自今天的我不是昨天的我。没有履历的新鲜的风、异乎寻常的太阳带来的感觉。也就是骑上一头驴子，寻觅另一头驴子。那话语中还有走向神明的地图，庇护自己的药方，湛然清净一无挂碍的归宿。大道泛兮，其可左右。那话语教我们因任自然，与天合辙；使我们以之得生命，且愈益丰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