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由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与大连大学联合主办、大连大学文学院承办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于近日在大连举行。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50多位学者，就马列文论思想研究与批评实践中的诸多热点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而有效的讨论和交流。会议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科建设的新路径。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顺应当代历史要求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科建设的具体路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工作者面临的重要历史任务。党圣元提出，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学科建设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为思想引领。我们应该在反思几十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所走弯路的基础上，实现“回到马克思”和“发展马克思”的统一，实现以马克思主义“原典精神”切入当下中国“当下现实”的理论作为，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国形态化和当代形态化的建设。党圣元认为如何在“互通、互补、互融”三个层面上对既有“相异性”又有“相通性”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两种思想资源之间实现对话，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张永清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833-1844年之间的批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前史形态”。他提出将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分为五个“历史形态”（即前史、初始、科学、政治以及文化形态）和一个发展形态——即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中国形态”，并强调立足于当下社会现实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

在考察了西方文论范式历时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异质性的基础上，韩振江提出共时性译介和引进历时发展中的西方文论范式导致中国文论建设中思想范式之间的异质性问题。他认为要应对这种学科现实并建设中国文艺理论思想的开放性体系最重要的是“剥离种种历史因素而不是纠缠于历史之中”。

李志宏认为应该提升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在文艺本性问题上的话语阐释效力，要在重新辨析以形式主义文艺理论关于文学内外部研究区分的理论合法性基础上，从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审美论开始，重新搭建马克思文艺思想的时代性、社会功利性与审美形式价值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提升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有关文艺本性的话语阐释功效。

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下聚焦当代中国文化与文艺现象。如何运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解析中国当代文化经验和文艺现象，是文艺批评的重要理论实践。孙士聪就中国当下文化中出现的“新小资”以及关于“新小资”的各方观点纷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新小资”既不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权的领导者，也不是实施者，而是一种表达主义的游荡者亦或是投机者，而对“新小资”的解读必须根植于当代的社会文化现实。他指出，认为“新小资”掌握文化领导权的观点恰好表明中国文化理论阐释的焦虑和无所适从。

张红军认为，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中有明显的“去历史化”价值判断倾向，这种认定在思想上直接借自于西方以虚无主义为核心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而并非完全是当代文学创作自觉的内在冲动。因而，应该在中国具体的文化语境和文学经验基础上认识借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之后的负面影响，从而避免商业化、娱乐化文学生产对历史真实的“戏说”和历史理性的侵蚀解构，避免这种文化价值倾向对文学和当代青年人精神成长的伤害。

王金山认为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情况下，当代文艺现象呈现为价值多样化和对象多样化的整体特征，但是文艺真实性问题却因为唯物史观和主体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而没有很好解决，从而出现难以长销的一时之作的文艺现象。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本土化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在中国当代的语境中具体辨析。丁国旗就学界对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四个文学批评标准作了深层辨析，认为这四个标准构成我国当代文艺批评的新标准。他认为这四个标准既符合马克思的经典思想立场和方法又直接针对中国当下历史现实，既有现实的历史针对性又有对马克思文艺思想的理论继承性，从而反驳学界对四个标准不处在同一学理层次等的诸多纷争意见，强调了四个标准在学理上的内在一致性。

张宝贵认为鲁迅是现代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本土化过程中做得比较好的人之一。鲁迅文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接受和运用正好体现了异域思想在本土化过程中的三个要求：利，即异域思想能否保证中国本土利益；实，即异域思想能否解决特定时期中国本土实际问题；思，即特定异域思想能否包容本土乃至其他异域思想。

张奎志认为“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文学研究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文学如何在保持文学独立性特点的情况下表达政治诉求，东西方文学有着不同的叙述策略，西方文学以“隐喻”为主要策略，而中国古典文学则以“比兴”为具体手法和叙事策略。

朱首献提出了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中历史本质主义的反思，他认为，文学史研究应以文学为中心，历史为次要，多一些文学的关怀，少一些历史的主义。

黄擎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关键词批评”在对西方关键词批评的理论承传和批评实践中出现诸多新变，表现在：在科学发展与批评实践的流变中对关键词的意义衍生进行考辨解析，注重紧扣文学文本的批评倾向，彰显表达个人观点与批评立场的文论性。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唯物史观立场及概念辨析。如何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中的人民的、美的和历史的唯物史观立场的理解，建设当下文化的良好生态也是许多学者关注的问题。吴晓都重申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核心的人民性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的人民性思想主要集中在“关注人民大众的阅读取向、鼓励推动时代与社会主体人民的进步创作、坚持思想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统一、对民间文艺的高度重视以及对文化载体新技术发展趋势的关注”这些重要方面。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人民性文艺思想强调民间文艺与专业文艺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为更好理解习近平讲话中的人民性要求提供了理论参照。

卢铁澎指出“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是马克思文艺批评的方式，与批评方法与批评标准有密切联系又有区别，不能与方法与标准等同，更不能被认为是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他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直至习近平文艺思想具体实现了对“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的理论运用，是“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在中国本土里程碑式的继承和发展。

王天保提出按照批评的目的可以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形态划分为革命性、批判性和建设性三种形态，他认为如何坚持和着力发展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精神，在当下文化环境中建设健康良性的文化氛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需要长期努力的主要方向。

重申“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文艺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受到当代中国学界的重视，越来越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进入中国文艺批评的理论视野。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阿多诺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入中国研究者视野之后，经历了未经深入理解就似乎已经过时的“命运”。赵勇认为，阿多诺的《文化批评与社会》既表达了流亡与回归之间阿多诺经历的文化冲突和复杂心路，也隐藏了阿多诺文化批判理论的内在旨趣和深刻批判性。在中国当前的文化现实中，阿多诺文化批评精神和具体理论操作方法仍然具有高度的阐释效用。

朱印海提出应该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的地位，他认为西马的思想资源中有值得深入发掘的现实主义精神，对我们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精神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傅其林认为卢卡奇在批判吸收形式主义符号学的基础上，挖掘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康德审美形式规范性思想、黑格尔逻辑结构模式和马克思主义主客体统一结构机制，借助于文艺审美形式的丰富多样性体悟，建构了融合形式符号的复杂结构机制与其社会-历史生成机制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阵地中占有规范性意义。

章辉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之间在文化观念、研究方法和关注重点上都有很大差异，这决定了他们对大众文化迥异的看法。这些思想资源对中国学者在面对当代中国的媒介文化和文化产业，在发展中国文化研究学科的思路、理念、逻辑和方法时，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

李世涛认为，詹姆逊对新时期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的影响已经嵌入中国当代文化的版图，但是中国的詹姆逊研究仍然存在着许多亟待克服的问题。诸如研究零散、系统性差；翻译多、介绍多、浅尝辙止式的研究多，批判性的分析反思少，平等而深入的对话和探讨更是缺乏等。

党圣元在闭幕致辞中指出，近几年国内思想文化处于新的转折起点中，我们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典文本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本之间的打通工作，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中国现实经验的紧密结合，从而为更准确有效地解释中国问题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多样的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