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与古典诗歌血脉相连 新诗百年 天山论剑
在中国新诗诞生百年之际，“新诗百年天山论剑”活动于8月5日至8日在新疆阜康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出席并参加研讨。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位诗人、评论家参加活动。在“新诗百年”的总议题下，与会者以一对一“论剑”的方式进行话语交锋，探讨新诗发展的得与失。
吉狄马加谈到，我们的新诗伴随着新文化运动而产生，与古典诗歌相比较，它在语言和形式上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因此，过去有些人认为中国新诗和古典诗歌之间是一种“断裂”的关系。然而，近百年的创作实践证明，中国新诗无论是在语言的深层结构方式还是在诗歌精神、诗歌美学传统的延续上，都与古典诗歌血脉相连。从古典诗歌到现代新诗，中国诗歌的灵魂和经脉实际上是没有断的。特别是在中外诗歌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以其他诗歌和语言作为参照物，就会更加发现中国新诗和古典诗歌在深层次上的一致性。因此，在寻找新诗发展的动力时，我们不能忽略古典诗歌带给我们的启示。另外，在回顾新诗百年发展历程时，我们要重视少数民族诗歌的突出贡献。无论是用汉语还是少数民族母语进行写作，很多少数民族诗人都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为我们提供了富有民族特色的优秀作品。与此同时，他们对语言的特殊把握，能够帮助更多的写作者思索汉语的丰富性和可能性。各民族诗人在相互借鉴中共同推动中国诗歌发展。
中国新诗是在古典传统和西方传统的共同影响下诞生和发展的。有些人认为，中国新诗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也形成了自身的传统，而且这个新的传统与古典传统之间是割裂的。评论家谢冕过去也认同此论，但在此次“论剑”活动中，他试图修正自己的看法。他说，从文言到白话，从格律到自由，中国诗歌在“五四时期”发生了巨变。但无论形式怎么变，中国诗歌都没有“断层”，“中国诗歌的传统一直是一条长流水”。“强调诗教”、“用诗歌来唤醒民众”、“以诗歌来呼吁社会的进步”……这些诗歌观念形成了一条稳固的河床，让中国诗歌之水从古流至今。因此，新诗就是中国诗歌大传统的一小段，就如唐诗、宋词、元曲也是其中的一小段一样。虽然这一小段显得较为特殊，但不必夸大它与大传统之间的不同。评论家唐晓渡谈到，新诗和新文化运动是相伴相生的。当时的知识界基于旧文化全面朽坏的判断，采取了一种激进主义的文化策略。他们不回溯，而是往前看，试图别立新宗。因此，先锋、冒险、批判的灵魂，是新诗的核心。在这个意义上，新诗和古典诗歌的分歧是不言而喻的。通过一系列诗人和理论家的努力，新诗慢慢扎下根来。新诗扎下根后，会回过头去重建自身的传统。重建的过程，需要基于语言发展的现实，借鉴其他各种传统的有利因素。
如何恰当地评价百年新诗的成就，也是多位与会者关注的焦点。诗人臧棣说，至今为止，新诗已经写得很出色了。在各个表达领域，都出现了非常优秀的诗人。无论是探索个体的内心世界，还是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联，新诗写作者都彰显出了自己的文学能力。但是，把新诗放到公共空间，得到的“反馈”却并非如此。无论是知识界，还是普通大众，都有很多人对新诗持有拒绝、质疑的态度，甚至对百年新诗进行整体性的否定。这说明新诗的评价体系出现了问题。从古典诗歌到新诗的转变，以及新诗近百年来的发展，都是一个实践性的命题，是诗歌语言根据现实变化作出的选择。因此，这种“全盘否定论”是应该受到质疑的。另外，在评价新诗时，很多人喜欢使用单一的标准，没有看到新诗的丰富性。诗人世宾也认可新诗创作取得的巨大成就，但他提出，我们的新诗大多停留在“经验世界的维度”，这是不够的，还需要创造一个“诗性的世界”。这就要求诗人们在现有文化的基础上，借鉴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有利因素，融合个人的教养和勇气，创造一种具有东方气质的“想象文化”。依托新的文化来观照经验世界，展开诗意的想象，从而有希望抵达一个本质性的诗性空间。
在交锋中，王小妮、徐敬亚、耿占春、谢有顺、罗振亚、王兆军、从容等诗人、评论家也从不同角度对百年新诗的成就进行了评价。此外，诗人周庆荣、亚楠谈了散文诗创作对百年新诗发展的特殊贡献，提出既要正视散文诗创作存在的问题，也要看到其丰富性和可能性。诗人沉河、余笑忠分享了诗歌传播、诗歌出版在新诗百年发展史中的流变。青年评论家张光昕、彭恬静则关注新一代诗人在写作中呈现出来的新特点。
“新诗百年天山论剑”活动得到了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等单位的支持，由阜康市委、市人民政府和《西部》杂志社联合主办。新疆文联副主席阿拉提·阿斯木，昌吉回族自治州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马建新，阜康市委书记王志华，《西部》杂志社社长黄永中和总编沈苇等参加活动。“论剑”环节由《世界文学》主编高兴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