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侠：《随想录》是一本“百年大书”
编者按
8月6日下午，憩园讲坛“纪念《随想录》创作完成三十周年系列讲座”第五讲在上海季风书园举办。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兼《晶报》总编辑、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社长胡洪侠畅谈自己研读巴金《随想录》的体会，他认为《随想录》是一本道路级、现场式、蝶变性的“百年大书”，时间是书中的主角，连接着过去、现在、未来，是巴老对整个世纪的思考。
本期讲座精彩内容转自巴金故居微信号。
讲座精彩内容集锦
巴老在写《随想录》的过程中，在中国底层或者小城镇的影响是很小的。我们老家衡水那个地方，新华书店新书非常少，要看新书的话，要到书店后面的一个房间，房间门上挂着一个牌子写着“团体服务部”，是给各个单位的图书室、资料室订书用的。那时候我们发现了《随想录》，一句话就被打动了——“中国散文的最高峰”。可惜拿回去读了几篇就觉得非常失望，太平实、太朴素了。那个时期讲究思想解放、讲究新观念，都是新词、新句、新语言，像朦胧诗、现代派，读的多是刘再复的《彩虹集》等等。所以一读巴老的《随想录》，我们就觉得这哪是散文的最高峰，不就是实话实说嘛。过了大约不到两年，读的书多了，对“文革”了解的也多了一些，就想要再看看《随想录》。第一次真正将书读进去是1988年、1989年，这时候再读，很多事情就明白了。《随想录》的特点就是如果你不深受其害，你真的很难读懂。巴老写《随想录》不是给年轻人写的，也不是给某个特定阶层写的，他老说“跟读者交心”，实际上是就是跟他自己交心。
胡洪侠
现场观众
《随想录》是一本道路级的书
每个人一生从小学就接触书到现在，都会试着给书有很多的分类。我因为读《随想录》，想了一个新的分类法。《随想录》是一种什么书？我的结论就是《随想录》是一种道路级的书。它不仅仅是一本散文，不仅仅是讲了一堆故事，它是一条道路。
我给“道路书”有一个定义：第一，开天辟地修出一条路。这本书一定是开天辟地的，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而世间的大部分书都是对别人的路修修补补。第二，凭人格力量，目标高远，道路宽阔，拥有无限可能。第三，这条路跟许多路联结，不同的路都能走出自己的路，因为走法不同，你在这个路上的表现不一样。第四，路边的风景与时俱变，总有可观。道路级的书有时不招人喜欢，所以常常封路。我在这里举三本书的例子：《庄子》、《红楼梦》、《1984》。凡是我所喜欢的书，我都会搜集它的各种版本，因为我要明白这个道路是怎样形成的，我们自己去走，没有一条道路级的书是容易走通的。所以，也有很多人说，像《随想录》，像《红楼梦》看不下去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看。想要了解“文革”，了解过去的一百年，了解你们的父辈、祖辈曾经怎么生活？想了解中国就必须要看，它比你通过别的方式记录我们中国的历史更简单一些，更感性一点，应该说甚至更容易一点。
《随想录》是一本“百年大书”
《随想录》一本“百年之书”，它的主角不是巴老，而是时间，没有哪一部书，时间在其中扮演那么重要的角色，而且是整个世纪。当年，鲁迅写过《随感录》，是对现实的感想、迅速地表达出自己的意见。但巴老的书不是这样子的，它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李辉曾经讲过巴老写《随想录》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动因，他去法国的访问激活了自身1920年代的记忆，这些记忆在《随想录》里面都写过，在第一辑里就有五六篇，这些记忆重新让他思考自己，反省自己。
《随想录》实际上是巴老开始对整个一百年的反思，不仅仅只有十年。巴老一开始并不是要研究什么，他只想要清理自己心里的那种内疚、忏悔，要还帐，要结清，慢慢地视野被逐渐放大，到最后产生了一个非常痛苦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将巴老101岁的人生历程总结为30+30+20的结构，1904年到1919他十五六岁，忽略不计，1999年后基本上不能正常写作，思考都有问题，那是他写作终止的年代。
第一个三十年，1919到1949年，我命名为“激流年代”，巴老的角色就是领唱。多少青年都是因为读了《家》《春》《秋》给他写信，巴老写高家几兄弟，写一代青年和旧的事物告别，和以家庭为代表的旧的体制、旧的传统、旧的观念、旧的社会体系中反抗出来。巴老从写《家》开始，做的工作就是把“我”从“我们”中撕裂出来，到《随想录》还是这样，这就是一个线索。我们看看过去一百年中很多的作品就会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讲究个性、个人、自由、男女平等，实际上都试图把“我”和“我们”分开。在1919年之前，中国人生活在“我们”的时代，不可能以“个人”存在的，你总是从属于某一个集体，或者是你的家庭，或者你的同学、你的家乡、你的阶层地域。只是到了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后，因为讲究个性，讲究自由，一些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人开始把“我”和“我们”分开，在这个潮流当中，巴老是一个领唱者，尽管他不是陈独秀、鲁迅、胡适。巴老率先在“家”这个领域发出了声音，离开家庭、走出家庭、告别家庭，通过爱情、通过革命，通过各种理由和传统的家庭决裂。包括他后来搞出版、办杂志，不厌其烦的跟读者交流，他扮演的都是领唱者的角色，因为无政府主义者有这种觉悟的，必须为大众奉献，这是无政府主义者重要的价值指标，要通过为大众服务实现自己的道德圆满，追求自我完善的人格。
第二个三十年，我认为是一个改造年代，是合唱的年代，一个领唱者到了新社会，通过思想改造加入合唱队伍，和别人唱一样的调、一样的词。
第三个二十年就是1979年到1999年。巴老之所以决定写《随想录》，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意识到需要再次把“我”和“我们”分开。他从一封信开始想寻找到自己当年的语言风格，那种风格和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传媒或者说政府机构里面流传的这种风格是不一样的，在《随想录》完成之前，他基本上是一个独唱者。所以说我为什么不太同意随便选《随想录》的选本，也不太同意出类编，就是因为时间因素很重要，离开时间很多东西你根本看不清。
这三个年代，实际上每一个年代都是对前一个年代的否定，每一个年代都是对前一个年代的背叛。巴老的一生就是在这种痛苦的否定过程中走完了。
《随想录》是一本蝶变之书
《随想录》并不是巴老深思熟虑之后奋笔疾书写出来的，实际上他是边写边成长。他的原意是要减少东西，做减法，要把那三十年加在他心上的东西减掉，但同时有一种他称作温暖的东西在成长。所以，我说《随想录》是蝶变之书，你会发现这本书一直在变化，一直在生长。写作计划在变，写作视野在变，写作的初衷也在变，用词在变，勇气在增加，深度在增加。我认为巴老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不断地用探索的名义鼓励自己跟别人说真话。非常有意思的是，巴老在1978年看了一部电影《未来世界》，他对300型机器人印象太深刻了，那种机器人除了朝前走以外，什么都看不见，很可惜，四人帮开动了他们的机器改造我十年，但始终没有把我改造成机器人。他后来多次说到机器人，用“机器人”来提醒读者，千万不要做机器人。那么，巴金为什么又多次提到探索？实际上他反对全知全能，反对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才要探索。在讲真话这个问题上，巴老也是越来越深地思考，到最终他说的“讲真话”已经不仅仅是说讲真话，不是讲真理，是讲你自己想讲的话、该说的话，有不同意意见讨论。如果我们把所有巴老关于讲真话的言论放在一起重新梳理的话，实际上就是四个字“言论自由”，很简单，但他就是不明说。《随想录》里有很多话，巴老一直没有说到根子上，为什么呢？这和当时讲述故事的年代有关系，所以说《随想录》也是一份文献，原因就在这里。
巴老在《随想录》里面用了很多的叙述策略，因为他在过去三十年中，不断的检讨，不断的开会，不断的读报，不断的学习，他的语言里面已经自觉不自觉的多了很多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一步一步减少的。比如说在第一集里到处都是“四害”这种说法，第二集里基本就没有了。巴老知道《随想录》里面有假话，但他在强调说真话，为什么呢？我选了几个这种话，你们一看就会笑的，“但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政府封建法西斯通知下的旧社会，年轻人关心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这完全是《人民日报》的言论。然后说“四人帮终于垮台了，他们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他们害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历史会清算这笔帐，让四人帮的那些看法、想法、做法见鬼去吧”。慢慢慢慢的，随着巴老忏悔、反思、清理深入，这种词就没有了，甚至越来越少的这种政治词汇、公共词汇。我们明白这个过程，明白一个文学大家在三十年的合唱之后，如何在语言上逐步蜕变，因为文学家首先是语言大师。
我曾经想把《随想录》和《1984》联系起来看，实际上某种意义来讲，它是《1984》的后续。《1984》说了一个什么故事呢？文森特一开始脑子非常清醒，自己写日记“打倒老大哥”，在这之前，他已经看见到处都是海报，他要参加地下工作，要读禁书，要推翻老大哥的通知，但《1984》最后一句话是“我爱老大哥”，因为他被抓了。《1984》就是一个人从打倒老大哥到我爱老大哥的过程。那么《随想录》从合唱回到独唱，就是一个曾经清醒的人，如何回到当初，这就是所谓的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巴老那么费劲的写任何一句话都不是随便的写的，请相信一个睿智的，经过那么多年的老人，在晚年交代他自己看作是遗嘱的文字里面会说废话吗？不会。但是那些貌似废话的话是干什么用的，我们需要琢磨。
《随想录》是一部现场之书
《随想录》的诞生过程非常有意思，这就需要我们重回讲述故事的年代。巴老选择专栏写作，一篇篇的写，最后成为一本小书。然后，他又选择在香港发表，选择在《大公报》发表，实际上就是要写给内地人看，而专栏是最适合这种文体的报纸形式，专栏形式在1978年的内地报纸是没有的。专栏这种文体在香港有悠久的传统，但真正要溯源还是要回到上海报纸的专栏传统。那么，当《随想录》以专栏的形式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种文体意味着什么？专栏这个文体在香港有悠久的传统，但真正要溯源还是要回到上海报纸的专栏传统。那么，当《随想录》以专栏的形式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种文体意味着什么？大家好好看看这个总序，“我不想多说空话，多说大话。我愿意一点一滴地做点实在事情，留点痕迹。我先从容易办到的做起。我准备写一本小书：《随想录》。我一篇一篇地写，一篇一篇地发表。这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又不高明。但它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巴金写《随想录》第一篇的时候就已经清醒的意识到了他在做什么。
我把《随想录》称作“现场之书”。他在香港开专栏，专栏是每周一刊，从总序开始，所有的人都目睹了它从一篇文章到一套书的过程，从报纸专栏一直到成书，就像现场直播节目一样，在所有读者的围观、批评、指点、表扬各种声音中这本书慢慢长大。如果不是这种形式，这本书很有可能就产生不了。在香港报纸以专栏形式写作，第一本出版之后，整个《随想录》就成了一个不可阻挡的事情。《随想录》不仅仅是一部书，它是一系列的事件，不光是文化事件。我们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能够读见各种现场：“文革”的现场，五四现场，写书的现场，写书完了以后被批评的现场，无数人在目睹这个老人在写书。这个老人告诉大家：我病体缠身，但我一定要写书，一定要说真话。当然，等这个书出来以后，这个围观节目开始结束，慢慢以其它的方式继续发酵。在八十年代初，《随想录》以这种形式出现，是前所未有的。
《随想录》是一部未完之书
最后，这是一部未完之书，巴老自己没有写完，尽管他有足够的高龄，但因为他的身体状况而没有写完，他的很多话放在九十年代是一种说法，如果放在2000年代，可能他会把话说得更到位，也可能说得更隐讳。我们重温一下巴老的《没有神》，“我明明记得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在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想！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随想录》
《随想录》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几本书；不仅仅是书，还是一系列的事件。这是一部没有写完的书，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续写而继续努力。
摄影：李秀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