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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望春风》二

 |   2016年08月09日13:23

没想到,叔叔这一说,婶子突然就暴怒起来。她随手将抹布往灶台上使劲一丢,指着叔叔的鼻子骂道: “狗日的,这么不明事理!成天牵着你那猪郎,日完东家日西家,我看你是日昏了头!你哥哥放个屁,闻着也是香的,他的话就是圣旨啊?吃了黄狗屎,不识好歹。我们家哪来的面啊?过年包馄饨的面,还不是到更生家借出来的?”

被婶婶这一骂,叔叔也没了主意。他抄起一张葫芦瓢,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咕咚咕咚地灌了下去,把瓢一扔,推开门,到里屋“挺尸”去了。他这一走倒不要紧,落下我一个人,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在那个时刻,我忽然对广播里天天在说的“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句话,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

事到如今,我已经忘了那天中午我是如何离开婶子家的。只记得,当我经过婶子隔壁的更生家时,更生的老婆突然从门里出来,让她儿子永胜给我送来一个染有红点的馒头。

父亲从青龙山回来的时候,已是满天的星光了。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轻手轻脚地走路(惟恐把我吵醒),而是一进门就兴奋地喊我起床。我在睡梦中被他吓了一跳,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我穿好衣裳,睡眼惺忪地从阁楼上下来。父亲已经把带回家的一大碗白米饭,隔水蒸热了,端到了我面前。

那碗白米饭上还盖着一层萝卜烧肉。我用筷子扒拉了一下,肉只有两块,也不像父亲吹嘘的那样又大又肥。父亲将落在蓝布包袱上的饭粒捡起来,塞到嘴里,一边得意地问我,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有闻到肉味了?他坐在桌边,抽着烟,一动不动地看我吃饭。我每吃一口,父亲的喉结就缩一下。我不由得停下筷子,问父亲有没有吃过饭。

他想了一想,说: “要不你给我剩一口?你要是饿,全吃光了也没事。”

听父亲这么说,我就知道他没有吃饭。很有可能,这碗饭本是他一天的伙食。他走了十多里地,给我捎回来,就是为了让我闻闻肉味。我只吃了小半碗饭,用筷子将那两块肉埋在碗底,装出吃饱的样子,对父亲打了个饱嗝,就上阁楼睡觉去了。父亲央求我再多吃一点,我没搭理他。

我站在阁楼的小木窗前,看着父亲坐在灶前的板凳上吃饭。当他吃到我藏在碗底的那两块肉时,我看见他的肩膀剧烈地抖动,开始抹眼泪了。这是我第二次看见父亲流泪。第一次是在去年夏天,我因为吃了伴着龙糠的油泥,拉不出屎,肚子胀得像鼓一样,父亲往我嘴里灌韭菜汁时,哭过一回。

父亲在灶堂里流泪,我也在阁楼上哭。

父亲并不在乎我知道他在哭。

我也一样。

那天的后半夜,我蒙眬中听见父亲蹑手蹑脚地爬上楼来,在我的床边坐了很久。就在黑暗中那么呆坐着,不说话。我背过身去装睡,也不搭理他。后来,在不知不觉中,真的睡过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后,发现自己的裤腰带不见了。哪儿都找不到。开始,我有点疑心,会不会是父亲把我的腰带自己拿去用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太可能。父亲凡事心细如发,不会如此行事。

我揪住裤腰,从阁楼上的梯子上下来,发现那根腰带在父亲的床铺上被摆成了一个圆圈。父亲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我拿开腰带,掀开被褥,发现里面有一个用麻布衬衫包裹的圆鼓鼓的东西。打开衬衫,里边是一个大号搪瓷缸。揭开瓷盖,里边有一个烤白薯,还有半截玉米。手一摸,还是热的。

我坐在门口的路槛上啃玉米,看着被风吹皱的塘水。隔壁的老福奶奶带着一个四十出头的女人,来到了院子里。老福手里捏着一把湿淋淋的芫荽,对那个陌生女人道:“这就是他家。”随后又转身嘱咐我说,爸爸让我寻点草来喂羊,中午就去德正家吃饭。说完,她就颠着小脚摇摇摆摆地走了。

那个妇人身穿黑棉袄,头戴绿方巾,颧骨高耸,脸颊被北风吹得红红的。大脚,大手,大脸盘。说的是江北话,满脸带着笑。

她说她从泰州来,早上坐头一班船到大港,然后一路打听,来到了我们村。她没说有什么事,只是问我父亲什么时候回来。随后,又反复追问我,到了天黑,父亲会不会一准回来。听她的口气,她本来是准备待到天黑的,只是到后来临时又变了卦。

她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毫无必要地把我拉到身边,用两腿紧紧地箍住我。摸我的手。摸我的胳膊。摸我的头。最后,她又让我坐在了她的腿上。她的眼睛里亮汪汪的,身上有一股好闻的香味。我还是第一次与一个女人挨得这么近,有点不太习惯,下腹部有一阵既舒服又难受的抽搐。

她摸了我半天,忽然问我,家里有没有石碱?我在水缸边的灶台上找到一块石碱递给她,她就起身烧了半锅水,把我按在木盆里,给我洗头。洗完了头,又帮我洗了脸,洗了脖子。满盆的清水不一会就变得乌黑。她在给我洗头的时候,告诉我三句话。她让我牢牢记住这三句话,一字不落地转告父亲,而且只能在我和父亲两个人的时候,也就是说,在绝对没有第三个人在场的情况下,才能把这些话告诉父亲。要是别人问起,“打死了也不能说”。

第一句,泰州那边来人送信;

第二句,南通的徐新民被抓,事情不太好;

第三句,要做最坏的打算。

她说完了这三句话,又让我重复了两遍,这才放心。我问她,“徐新民”是哪三个字,妇人说,她也不懂是什么字,只晓得是这个音。据此,我马上就可以判断出,这个女人不识字。她从门背后找来一块围腰,替我把头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她又端详了我半天,轻轻地碰了碰我的脸,说了一句让我终身受用的话:“我还从没见过眉眼生得这么俊秀的孩子。”通过这句话,我对自己的相貌第一次有了一个基本概念。她在我肩上拍了一下,让我到院子里去呆一会儿,顺便把头发晒干。正因为多了“顺便”这两个字,我立刻意识到,她是在把我支开,以便用一下我们家的马桶。

妇人来到院中,抬头看了看天色,对我说,她得赶紧走了,一会就要变天了。下午会有一场大雪。

说实话,虽说她嘱咐我的那三句话,已经在我们之间建立了牢固的信任感,对她的离开,我多少有那么点依恋不舍,但她说下午会下雪时不容置疑的口吻,使她的形象再度变得陌生起来。我不得不再次抬头打量她。我觉得她是在说梦话。太阳还好端端地在天上挂着呢!一朵朵雪白的云絮,堆在蘑菇房的屋顶上,瓦蓝瓦蓝的天空下,没有一丝风。更何况,眼下早已开了春,池塘边的柳枝上已经垂下缕缕鹅黄色的丝绦,这时节怎么会下雪呢?她已经沿着风渠岸边的大路往前走了一段,好像是想起了什么事,又转身走了回来。她来到我身边,也不说话,抓过我的一只手,塞给我两块包着玻璃纸的水果糖。我看见她的身影在风渠岸的大坡上一点点地变小,一会就看不见了。过不多久,她头上的绿方巾,又在对面的土坡上一点点地变大,一直升到坡顶,然后向西,很快就消失在一道灰蒙蒙的山梁背后。

我对于父亲让我去德正家吃饭感到困惑不解,也可以说有点恼火。好像他嫌我昨天在婶婶家所受的折辱还不够似的。德正家正在起房造屋,家里木匠、泥瓦匠、帮工一大堆,饭菜自然不会差,但在我眼中,德正要比婶婶可怕一千倍。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不过,父亲既然这么吩咐了,恐怕自有他的道理吧。我是抱着父亲交代给我的某种使命(而非单纯的口腹之欲)前往德正家的。我还带上了竹篮和镰刀,打算吃完饭就去他们家后面的磨笄山寻草。有了竹篮和镰刀打掩护,我心里踏实了一些—一旦在德正家碰了壁,没人招呼我吃饭,我就可以装作是出来寻草的,悄悄走开就是了,面子上也不至于太难看。

我走到红头聋子家的小院边上,迎面遇见唐文宽挑着粪桶站在了路当中。他朝我不怀好意地傻笑。我要从篱笆这边穿过去,他就用右边脏兮兮的粪桶挡我的路;我要从挨近池塘的一边绕过去,他又用左边的粪桶来拦我;我要从他扁担下钻过去,唐文宽就蹲下身来。没办法,我只得停下来与他搭话。他见我站住了,索性歇下担子,把扁担往粪桶上一搁,坐在担子上与我说话。他的笑有点不太正经。

“你妈妈来看你啦?”

“我妈?在哪里?”

“刚才从你们家出来的那个大屁股女的,不是你妈妈?”

“她不是我妈。她从泰州来,给我父亲捎口信来的。”话一出口,我就被自己的轻率吓得魂飞魄散。那个好心肠的女人再三叮嘱我,不要把她到访的枝节告诉任何人,可她人还没走远,我就已经将这个秘密泄露给了第一个遇见的人。好在唐文宽对这些不感兴趣,他继续一本正经地朝我眨眼睛,笑道:

“傻孩子!她就是你妈妈。我认得她。如果我是你的话,现在就去追。别愣着呀,放下篮子赶紧去追。她这会最多走到十八亩,你要去追,完全来得及。快跑,咚咚地跑!抄近路,追上她,什么都别说,缠着她,跟她回家。她们家就住在城里的糕饼街。右边有一个油条铺子,左边有一个麻花铺子。她家里养着两只雀子。一只金雀子,一只银雀子。每天早上,金雀子从油条铺子叼回一根油条,银雀子从麻花铺子衔来一根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