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格非在《望春风》里依旧高度自觉地保持着对小说创作技法、形式和语言上的不断探索，在如他一般年龄段与创作阅历丰富的作家群里，这无疑是罕见的。《望春风》一方面延续着对中西方文学资源库的多层次运用，无论是西方现代主义与先锋文学繁复的叙事形式，还是《红楼梦》、《金瓶梅》等中国古典文学的叙述传统，都与文本呈现出幽微的对话关系。而另一方面，与同时期的许多作家将乡土作为贯穿创作生涯始终的题材不同，《望春风》作为格非第一部真正意义上以乡村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展现了一种崭新的、力求使文学形式与内容圆融地彼此呼应的文学野心。摆脱了早期创作中浓厚的纯粹形式实验的气息，长久以来氤氲在格非小说里的某种神秘主义式的迷雾终于消散，《望春风》在题材与形式上的契合度之高，可以被视作格非多年来文学创作和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多种叙述结构的杂糅之下，格非发明了一种新的乡村故事的讲法，其中“人”始终是叙述的中心。小说总共有四章，第一章是“父亲”，第二章是“德正”，第四章是“春琴”，而第三章题为“余闻”，即“我”事后道听途说拼凑其的故事，在由十七个相关人物名字组成的章节中，作者试图“将司马迁‘本纪’和‘列传’的结构方法做些‘改造’，用较短篇幅来讲一个较长的故事”。群像在前台，时间是幕后缓缓推动的手。在乡村生活里，时间呈现出前现代的碎片状，乡村纪年法是由影响全村人生活的事件拼接而成。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是牵引着读者目光的响铃，关于某一个人物的叙述往往冲破线性时间的束缚，在亲历、耳闻、轶事间来回跳跃，读者要格外细心才能把这些线索、伏笔、暗示的碎片捡拾起来，拼出一张纪年“表”。而从不同的人物眼里看出去，故事有着全然迥异的面貌，前两章“父亲”和“德正”为主轴的两条故事线里，许多人物命运里的关键时刻与都被暂且按下，唯有到最后两章中，当专属于村庄的事件纪年法被唯一的、理性的现代线性历史所整体取代之后，当村庄的生命走向终结的时刻，这些当时被忽略、被压抑的细节，不可告人的秘密，隐秘的情愫，层层叠叠的历史，才能经由当事人的讲述连缀成网，这些曲折蜿蜒、枝杈纵横如同长江水乡的河道，才能由此一睹全貌，命运的无常与悲喜，正从这里浮现出它们真实的样子。说这是《红楼梦》的“草灰蛇线，伏笔千里”也好，说是博尔赫斯式的叙事迷宫也罢，格非的返乡之旅构筑起一个精致而宽阔的故事场域，如同不同的当事人回忆里参差错驳的记忆，有着不同阅读经验的读者也会从中收获不同的体验和快感。

每一章节的核心人物，是“我”在命运的不同阶段里有着最紧密纠缠的人，恰好也是同代人中最“另类”、却最值得书写与记忆的一小撮。“我”的父亲是算命先生，和老学究赵孟舒一样，是乡村生活某种传统的象征。因为温和懦弱的性格与不幸的命运总是村民奚落、戏谑的对象，在新社会更成了游手好闲、游离在新的社会体制边缘的“落后分子”，最终因为有触犯新社会的“反动历史”而自杀，却是“我”孤独生命里最初的爱的泉源，人世的启蒙。而格非最擅长的带有天命论和超验色彩的设谜和解谜工作也是由身为算命先生的父亲这一角色来承担。

和父亲从小一起长大的“德正”颇有些《山河入梦》里立志在新社会干一番事业的谭功达的影子。德正似乎是格非笔下某种典范性、楷模式的人物，他身上既保留着传统中国农民的善良、勤恳与淳朴的美德，通晓乡风人情，以圆融的手段调和着民间矛盾，抵抗过分的政治倾轧，同时他也有着社会主义新人的头脑、觉悟和能力，正直无私，宁愿自己栖身破旧祠堂不婚娶也要攒着木材建小学，敢于为了发展破除乡村迷信开辟新田。这个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因“受了村里人的恩惠”，他为村庄的奉献既是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党性、同时也隐含专属于乡村共同体里“报恩”的双重意味。他一生的命运沉浮和村庄紧紧绑在一起，是村庄变迁历史的标志与见证，而失去政治地位之后的德正，只能荒芜地走向“死”的宿命。

下一代里的“我”和春琴毫无疑问是即将失落的乡村传统下的“遗民”，当同辈人，如礼平、同彬、小斜眼，以及离开“我”奔向城市生活的前妻雪兰等人，很快地被现代的资本逻辑卷入城市、流动在市场化的大潮之时，因为固守着村庄的生活方式、人情准则和深刻回忆，失去双亲的“我”被迫融入城市和现代生活的种种努力最终都被证明是失败的。从“我”的眼睛看出去，故乡的人离散流落的命运，已经预言了乡村的瓦解。第四章里，只有和作为同类的春琴“绕了一个圈子”回归故乡，才找到了活下去的一线希望，尽管这一线希望建立“在巨大的偶然性之上”，是城市化大潮下侥幸脱逃的一朵浪花。从全书开头“我”和父亲到第一次到半塘村走差为春琴说媒，到最后一节“我”与春琴回半塘村扫墓，作者刻意使用了高度相似的语言叙述，使得小说在内容和结构上同时达成了一种圆满，显示着作者对乡村命运的一次占卜：这看似循环的命运轮盘，并不是回归原点的新生，而是不可逆转的物是人非，望之四野，徒剩苍凉。

【二】

经历了三千年农业社会的哺育，无论是作为一种知识、一种文明、抑或是一种经验的乡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在中国大地上，这是每一个人都正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的事实。在无法抗拒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碾压下，打捞乡村生活的记忆，捡拾曾发生在乡土社会里的人、事、情，似乎是一场盛大但徒劳的仪式，已经天然地带有了悼亡的意味。

格非笔下的江南乡村儒里赵村，是数不清的中国村庄的缩影，这里的乡村文明自古是两种核心要素的结合，风景与人。叙述人“我”的故乡梦忆里，挥之不去的是半塘村的白鹭，便通庵外的孤舟，王曼卿家四时风景不同的花园，是听觉、视觉、嗅觉多种感官的总和，是繁盛自然风物与有序民间日常的集合。当从陌生诡异的半塘村回来，“闻到带着微微甜腥的河水的气味，嗅到村里烟囱中飘来的草木灰香气，听到村子里那熟悉而温暖的舂米声，看见邻居老福奶奶手里擎着一盏油灯，在院子里‘喔嘘喔嘘’地叫唤着，正在把母鸡赶入鸡窝”，“我”才感到了“宁静、踏实和甜蜜”。这些风景在“我”离乡多年重返故乡时，由当下发出的审视过去的眼光里，得到了重新的确认，是缅怀与凭吊的关键词，而儒里赵村的荣枯兴衰，也是在这些风景的投射下得以确立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风景正是村庄生命的表征。“我”第一次返乡时看到的景观触目惊心，“犹如一头巨大的动物死后所留下的骸骨，被虫蚁蛀食一空，化为齑粉，让风吹散，仅剩下一片可疑的印记。”而第二次返乡时已经自然恢复起的“世外桃源般的野趣”和结尾处“风景”的重新发现与建立，维系着“我”与春琴对未来的希望，具有着极强的象征意味。

而随着被拆迁的村庄一起将被埋葬的，是村庄里的人，乡土之上的人情、人脉与人际关系。《望春风》在对于乡村世俗人情的描摹上，无疑是纯熟、老练而轻巧，同时是高度典型的，于白描中晕染出一幅江南水乡人物风情画。儒里赵村的人际关系像是刀笔赵锡光每天下塘补虾的虾网，每个人便是网上那星罗棋布的点。在格非笔下，儒里赵村既地保留了乡土社会里淳厚朴实的人情味儿，却也正是借由这太过紧密的“熟人”圈子和差序格局，透视出小农个体人性中自私狭隘，趋炎附势的一面。

从山东琅琊高门望族迁来的赵姓一脉，首要奉行的理应是儒家的道德伦理，村民间的互相帮扶是不成文的准则，也是维持小农集体运作的要因。对于受难的个体的帮助，往往是自发性和集体性的。幼年失祜的德正靠着村里好心人的救济，竟然长成了村里最精壮的小伙子。“我”的父亲死后，村干部带头想主意借了老牛皋家的棺材才让父亲得以安葬。观前村数次大火，每一次朱虎平都带着村民扛着水龙前去营救，甚至连遇上毛主席去世这样举国哀痛的政治事件都不停下一分钟，成了上百条性命唯一的救星。德正被公社设计，强行抓捕游街，村民集体上前“办”了公社武装部，掩盖事情始末。最后一次村民集体赴难，是为了给龙英被无辜撞死的儿子讨回公道。而挺身而出共赴难的带头人梅芳却因为与豪爽给了五十万安抚费的赵礼平有过节，成了答谢宴上唯一缺席的人。更不用说那些邻里之间鸡毛蒜皮的勾心斗角，男女私情，口舌之争，权力角力，明的火药味儿十足，一触即发，暗的伏笔千里，往往数年后蒙冤的人才能恍然大悟。

然而这样纠葛复杂的人际网络，人情起伏，浮动的道德标准，模糊的伦常秩序，既可以是真实乡村里更大的“风景”，也可以是文学作品里亦真亦幻的一面镜子，掺杂着乡愁，眷恋与叹惋。格非在这里尝试以某种客观而节制的语气叙述存留在记忆中的故乡图景，而在总是带了温情的目光背后，作者并不意在探究这些变迁、离散、背弃与崩溃发生的原因。作为一种文明、一种生活方式与社会组织结构的乡村，曾经承载着中国的过去，孕育了中国的现在，如今乡村里的古老中国已经让位于由城市表征的现代中国，城市取代乡村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经验。那么作为精神家园的乡村回忆与故事，也将随着乡村的衰落一并消失吗？对此格非的态度显然是悲观的。如今“再造乡村”运动和处处可见的“乡愁”无非是某种现代人视角下天真的田园生活的幻想，是被建构出来的乡村知识与资本驱动下的旅游开发结合的产物罢了。对于乡村面目模糊的未来，他显得忧心忡忡。作者借“我”之口指出，“你把石头埋在地里，不能指望它能长出庄稼来。你把尸首种在花园里，不能指望它能开出花朵来”，尽管小说结尾处风景似乎复现昔日的乡村景观，但只有风景的回归不是乡村的回归，当一种文化与社会结构的重建，一种经济关系之上人与人际关系的重构得以实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乡村的回归。

【三】

与《江南三部曲》直面变革性的时代运动不同，将叙事起止点设定为1950-2007年的《望春风》更像是带着抒情口吻的个人史，虽然在时间上覆盖了当代中国的快速的成长时期，却无意将探求和反思中国社会种种变革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作为叙事的重点。尽管如此，这段个人史的书写，终归被这些集体性运动与时代政治所共同塑形。

中国农村在最近六十余年的现代历史中经历了两次关键的转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农村生产组织方式的改造，进而对农业社会结构的变革是第一次转折。在1950年代“大干快上”、高度亢奋的机器轰鸣声里，儒里赵村宛如幽深的桃花源一般，即便经过“土改”、改组成为现代国家的公社体制，仍然保留了村民相对的自治，原有的组织形式和人际关系占据了实际上的主导，无声却顽强地以乡土结构抵抗着现代工业制度。松动的政治空间，根植于乡土社会未全部变革的人情关系，为特殊时期的特殊人群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保护，许多原本应当更加强烈的政治冲击得以缓冲。在德正的有意保护下，糊里糊涂接下刀笔赵锡光房产被划为富农的老学究赵孟舒，被村民照顾着推着独轮车去接受批斗，路人纷纷侧目，“分明是给劳模颁奖嘛！你们怎么不在他胸前别一朵大红花”；有断袖之癖、来路不明的村小老师唐文宽偶然猥亵了村中男童，也被善良的村干部当做秘密封存起来，免受那个年代里最恶毒的罪责。即便在最政治化的年代里，儒里赵村有时仍然像一方未受污染的净土，村民并不怎么关心“四五”事件来龙去脉，天安门诗歌听起来只是有趣的顺口溜，和田间地头闲暇时的娱乐。毛主席去世这样再大的政治事件，停止一切活动、向着“想象中”的天安门方向低头哀悼的政治逻辑也要被置于救火要紧的道德伦理之下。而村民特有的精明和狡黠，则侧面书写了某些轰轰烈烈的运动在农村具体落实上的失败，大队派人下来检查冬季存粮和囤肥，都一一被村民的花招骗过。

当然有些惨剧是不可避免的。被批斗受辱的赵孟舒最终还是选择服毒自杀，而“我”父亲的自杀则是因为母亲的“举报”，而自首寻求社会主义宽大处理的母亲也被连累下放，死于病中，“我”最终变成孤儿。从这些支离破碎、看似不甚相关的个人史里，浮现的是一个乡村共同体的集体经验。事后才知道，困扰“我”自己多年的秘密，原来是一个更深、更高的、与整个国家的政治运动相关的集体事件，个体的遭遇与乡土社会里微妙的人际关系、与大时代的政治变革扭结在一起，人心的善恶、人性的好坏、人事的黑白在这里难以粗暴地归类和指认，呈现出极其复杂的脉络，与多种解读的面向。

而面对历史的第二次转折时，乡村的传统与骄傲在资本面前无所遁形。相比于第一次变革，这次崩溃是在内外同时作用下发生的，曾屹立千年的乡村社会以摧枯拉朽之势崩塌坍圮，毫无招架之力。带头拆迁的便是生长于儒里赵村、却受益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堂兄赵礼平，当面对不肯搬迁的乡民，小斜眼出了主意，把当年修来便利农田灌溉的水渠倒灌污水，不出几天想要抬高拆迁价钱的村民果不其然主动逃窜。村民们陆续搬迁到新的“花园小区”，老一代人纷纷入土，以老牛皋的死是乡亲们的最后一次聚首，也正式宣告了儒里赵村时代的结束。

回到标题，《望春风》据说取自同名台语民歌，讲的是客家人历经劫难而不灭的文化血脉。小说中的“春风”似乎也有着某种文化母体的意味，“春风”是赵孟舒古琴上的刻字“春风望野阔，秋痕入梦遥”中传统文化的魂魄，也是“我”的想象中对母体情感的寻唤，每年春风到来之时，“母亲将沿着风渠岸边的千年古道，远远地向我走来”。春风是“不可望”的，不着痕迹，难以捕捉。但同时春风也是“可盼望”的，是生命力的象征，是天地轮转、四时有序的内在循环，是格非式的天命哲学。超越乡愁式的追忆之后，当现代人的境遇已是无可归依的精神荒原，格非向我们提问：我们的民族，在自掘文化根基之后能否再次通过“寻根”而获得新生？小说的结尾，“我”明知道作故乡已经是一具尸骸，仍然这样告诉春琴，当历经严冬的衰退和停滞，等到春风再来的时候，“大地复苏，万物各得其所。到了那个时候，所有活着和死去的人，都将重返时间的怀抱，各安其分”，以格非式的善意，为读者，也放佛是为作家自己，在悲凉的底色之上葆有一丝自我安慰式的乐观。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