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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祺:远山苍茫间,只有春风,但有春风 ——《望春风》与民间叙事的可能

来源:中国作家网 | 李亚祺  2016年08月09日14:20

上世纪80年代的乡土叙事自“寻根”开始,无论为了寻找文化内在的根基,还是为了拒斥现代主义,乡土的呈现尽管未有明确的指向,但始终带有强烈的理性自觉意识——反叛视角的多元与反叛对象的暧昧并不能影响问题意识的强烈。这种姿态到90年代乃至当下,在乌托邦或桃花源先验理想之下对乡土的批判性反思,或在西方现代主义创作的感召之中呈现独特的文化结构或民间奇景,大抵上只要涉及到乡土,就呈现为“历史——民族式”叙事,隐蔽的严肃立场无可避免,而文学本身的逻辑不断被牵制又绕回,或进或退,几乎未曾旁站一步淡然看看,也往往疏于告诉我们,民间是如何在自身的逻辑中一步步沿着时间的河流走到今天。历史若永远在场,历史则无法呈现宽广与纵深的刻画之下的原貌。

然而同样是面向乡土的叙事,作家格非在回望之时,发觉不为时间动摇的往昔没有了现实空间中的位置。“再不去写,它可能真的就悄无声息地湮灭了,”他说。所以,《望春风》的出发点一开始便已不再是一个困惑,是为了“秉笔直书”,建构一个超时间性的绝对存在——构筑在现实空间之外,由时间所定义而成的空间,于是,我们看到的《望春风》,在“去历史,去超现实,去乌托邦”之中,完成对往昔的“再现”,而内在的逻辑也许是因为——对乡土的情感最深沉之处,作家不忍心将任何一个观念附着于其上。

一、置身于历史之外——乡土叙述的民间转向

当代文学的乡土叙事中,历史化的语境之下,乡土被建构出的张力往往比时间本身更汹涌,也衰老的更快,我们唯一能记住的是历史希望我们记住的。而《望春风》的故事一再打破这种历史,以民间叙事的诗性层面告诉我们:命运本身的线索并不单纯是生活时间的,民间叙事能够构成对历史叙事的反叛。真实的民间主体,在历史关节点某一瞬间的选择,并不在绝对的理性之内,人一瞬的情绪,冥冥中使生活走向另一个维度,却在当时并不能被察觉与解释,这是真实的民间——然而时间是延绵的,所有的转折可以惊天动地,也可以理所当然被忽略,但在《望春风》里,作者选择了让这转折在时间的延绵之中若隐若现,一切都被包容,无论是父亲选择将秘密在新婚之夜告诉母亲,还是母亲选择将所知道的于再婚之时交代给组织,生活的真实与温柔,恰恰呈现于人们在情感冲动中的疏于盘算与营谋。

所以,尽管作者一再拉着我们回到秘密本身,但文本一开启与秘密有关的故事,就自动延续着真正情感的在场和延绵,恰如母亲的离去,父亲的死亡,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说,不是为了卖关子,毕竟在来来往往的命运之河中,这一切并不重要。使故事不断前行的不再是历史本身,甚至人在历史中的身份也只是密而不彰的背景,秘密本身的重要性退场,人的欲望,人生存着的努力和日常,以强大的生活逻辑忽略着秘密的存在,而秘密在此则如同一个遥远的梦呓,只在午夜深沉时飘渺出现。

另一方面,《望春风》中人物的命运也不能再由先验的观念和方式所决定,人们看似伴随着历史的进程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命运,但这其中的轨迹却被民间自身的情感结构取代,恰如作为隐喻的占卜,是“父亲”在不可控中实现的可控,是有意识的安排,却也是时代之中的个体在面对命数时最后的“强词夺理”——父亲远远将两个孩子安排在一起,让他们以无法定义的关系,彼此依偎着走下去,在价值混乱的年代,这样的孤注一掷不是勇气,是无奈。而当一切事关生死,往往没有惊心动魄的背景音乐,温情依然持续在父子之间,恰如父亲远远的在一个山头消失,又在另一个山头出现,而我们知道他会消失,却也永远不会消失。

而这样的安排,却也与历史叙事中个体的渺小与被模糊构成对抗——人即使不能在绝对的自主层面决定自身的命运,却依然可以用忽略历史在场的方式,以长久以来人们应对突如其来的灾祸的勇气,面对生活中的因果与责任。而这样的个体在民间的角色,充满人伦的温情,也是在一切乡土的世俗性之上,更为深层也更为庄严的民间寓言。

二、对超现实的借用与反叛——庄严的民间及其在场

当80年代的中国文学面向世界之时,接受魔幻现实主义成为接洽中国乡土最合理的方式,民间固有的奇异性一瞬间就能够转换为现代性的叙事逻辑,而这样的现代性转化又基于中国民间自身的原型呈现及作者个人的生命体验,但民间的叙事若只依赖于乡土的呈现,乡土往往成为作家借用以呈现创作志趣的表达对象,真正的民间形象则模糊而不成逻辑。

与此同时,乡土叙事若借鉴民间的奇观达到对现代主义技巧的呈现,往往能够引起读者在创作技巧上的赞赏或批判现实角度的理性认同,但鲜有内在情感结构上的共鸣,而民间叙事对未知逻辑的合理化诠释,解决及安慰也无从寻找。

在《望春风》中,格非以回忆为起点,表达出对民间自身的敬意,这里的秘密不再是奇观,秘密只是日常生活的底色,在日常展开的同时,消失于时空之中,而仅有的可以从占卜中得到的奇异性也被解构,却也恰好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还原——在对生活逻辑去魅的过程中,一步步还原人的形象。结构的倒叙构成两个世界,以对童年场景的追忆开始的故事,看似为了呈现一个重要的奇异性的开端,然而,却正如父亲的“大仙”身份始终是一个掩饰,是为了一个更遥远的愿望,为了人与人之间依偎着经历岁月,这一从开始就注定了的命运,谁也不知道,是父亲一开始就刻意安排,还是情急之下唯一的选择,然而,还是不重要,重要的是,事事变迁,事事沧桑,有些命数注定实现,或许,本不是命数,是与历史无关的,人间。于是,当格非以舒缓的节奏展现开生活的细节,当人间自己呈现出自己之时,开端,结果,历史的狂喜或悲剧都只是背景,面对生活唯一的方式,还是人自身的情感。而这样的情感回归到文学本身,是一种原初而感性的经验,这里的民间以绝对在场的方式,帮助情感逻辑自成体系。

由此,我们看到一个宿命论的引子,但最终,民间信仰在奇幻逻辑层面上刻意的呈现被巧妙化成对民间的善意。而建构在民间叙事之上的时间也不再具有现代主义创作方式上断裂性,民间叙事自我形成的时间和空间对文本历史背景的一再打破,作者仿佛并不刻意甚至未曾预见,却突出着民间叙事不可动摇的合理性及其诗性内在。正如文中的“父亲”所言:“世上没有什么是无缘无故的……一桩事情的真相与奥妙,通常并不藏在最深的地方,有时就在表面”。格非从叙事一开始即为了坚实地接近与还原民间自身,甚至在第三部分更为具体地依次交代前两章出现的人物和他们的命运,尽管那些命运中的曲折并不缺少惊心动魄,却在格非虔诚而平静的回忆式语气之中,消散了面对乡土的忧心忡忡或呈现人性时的用力过猛,从而显现出矛盾本身的锋利在被时间磨平棱角后最朴实而温情的一面。

三、乌托邦叙事背景的被搁置——民间叙事的可能性

知识分子需要对自我和他人的庇护与救赎,往往是当代文学创作的逻辑基础,然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和陶渊明的桃花源无法再给予安慰时,知识分子以何寻求安慰与庇护他人。《望春风》试图以民间叙事超脱于宏大结构的历史叙事,其实更多是对现代化进程及其历史侧面的宽容与理解,也因此而“妥协”——放弃批判、认同,或是对矛盾挣扎的剖析解构,但,并非没有立场,而是在回首之时,对人性对历史多出温柔的情愫,其中却带有悲凉和哀婉。而把灵魂安放在一个僻静的地方,那里的生死离合,那里的黑夜白天,逝去又重现,明明暗暗间,能看到的不是生存着的意义,是无关生存的生命,和此时此间能与生命达成的最大的共识与最多的惆怅——于作者,也于读者。

另一方面,当代乡土小说的创作无论基于抒情式传统,魔幻现实的现代性视角,还是对虚构想象的反叛,作者以自身经验对乡土进行定义的严肃性往往被作家自身忽略,那么如何去塑造形象让文本呈现出文学性的动人之处,而非批判带来的压抑或桃花源的暧昧与可疑,一直是乡土叙述与民间叙事的隔阂所在。

而在呈现民间时作者看似介入,实则避免介入,是民间叙事的关键,正如传统的说书人所起到的是穿针引线的作用,如果理念先行,民间往往承载太多附加意义,从而显得滞重而复杂。因此,正如胡塞尔试图剥落一切现象并还原事物的本质,尽管是否存在一种本质意义的民间始终存在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当太多的理念附着在民间之上,民间叙事的对象必然是被置换变型的民间。由此,放弃历史叙事与个人化叙事,格非以代言的方式却完成了民间自身的诗性重现,这样的民间叙事,在情感态度的出发点上仍然是知识分子特有的,但我们看到的却是千百年来中国乡土内在的人情与故事。乡土不再是个人化的历史,而每一个个人都可以借此回到民间本身。而当乡土叙事不再试图建构和解构乌托邦,民间叙事的诗性力量逐渐浮出,于是,乡土不是一个愚昧的需要被拯救的存在,也并不完全是知识分子心灵的依托,而是它所呈现的真正的伦常,当附着在这之上的一切理念都慢慢剥离,伦常本身的复杂与简单就已具备诗性的安慰。民间叙事由此在乡土叙事和历史叙事之外形成一种可能,而恰好是在这种与理念的距离之中,《望春风》所呈现的文学性的民间叙事代替了历史在场的叙事和个体赋予意义的主观性叙事,以结构的呼应和人物的自成逻辑,完成了文学性对民间的介入和慰藉,而更为强韧的民间逻辑在作者对乡土消失的怅惘追忆中被拂去尘埃,显现出久远也终将持续的民间力量,而当民间的精神气度自我呈现之时,技巧与立场都成为无需刻意的存在,反而呈现出属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自身的现代性表征。

于是,我们看到,真正的民间,与生存相关的民间,并不在一开始就寻求形而上的解决,但历史的强烈冲突和简单粗暴被拒绝,回忆空间的浮现显现出形而上的诗意——一切没有失真,而这诗意真正存在于民间的血脉里:父亲吃到我留在碗底的两块肉时的眼泪,赵孟舒的古琴,会说书也会说英文的“老菩萨”唐文宽,雪兰懵懂时期的爱情,武松在斜眼小时候扎着他又嫩又细又滑溜的小胳膊上的硬胡茬……以及“母亲”——一个始终在逃的女人,在被“过继”给长江对岸徐姓人家的半年内就开始了自己第一次逃亡的女人,她的冲动似乎与生俱来,在经历万般,在给儿子的信写完十四本硬面笔记本上后,或者也会说一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而那些我们曾以为的疏离并非刻意,更多是因为时间和年代久远,因为四顾茫然,蒙上一层挥之不去的惆怅。

于是,我们和作者一起四处望望,一切在逝去的样子,但文本的意义则在于,保留民间本身的诗性,并贮藏于永不消失的春风之中。而只有真正民间叙事所贮藏的情感结构,能为春风铭刻,幸运的是,《望春风》做到了。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