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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故人乡土的另类书写 ——评格非的《望春风》

来源:中国作家网 | 李静  2016年08月09日14:00

近年来每到年关,返乡笔记凭借社交网络的快速传播总能引爆全民热议,其中尤以2015年王磊光博士和2016年黄灯博士的两篇现象级返乡笔记为突出代表。其作者大多为出身农村的知识青年,他们以充满文学性的笔调书写出自己眼中的乡村图景。然而,也有不少批评意见认为,过于个性化的主观视角和隐含的启蒙姿态限制了作者对当代中国农村更为全面深刻的把握。如何认识、理解和书写当下发展极不平衡而又充满差异性的中国乡村,俨然成为一道时代难题。

格非在其新近出版的小说《望春风》中,同样以主人公“我”的“去乡—返乡”作为基本叙事框架,而且在写作的准备阶段,他同样返回家乡做了大量的调查走访工作,这些都使得这本新作看起来与当下流行的返乡笔记颇为相似。但《望春风》的另类之处在于,它虽采取了第一人称的视角,却机敏地避开了过分主观的抒情陷阱,而是以“我”作为谦卑而又真诚的观察者和记录者,既利用文学经验全景式地呈现出人性的真实以及传统乡村有机体内部暗流汹涌的世态人情,又以社会分析的眼光洞察作为生命之根的“故乡”在当代中国的命运浮沉。更为重要的是,“江南三部曲”以庞家玉的孤独逝去沉重收场,而作为后继者的《望春风》却塑造出“春琴”这样一个朝向未来的人物形象。她如同春天的使者,既葆有故乡昔日的秘密,更揭示出人类共同体新的可能性。

春琴与“我”:故乡的秘密武器

小说中的“我”出生于儒里赵村,自小与身为算命先生的父亲相依为命。父亲实则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其身份被早已离开他们的母亲揭发后,遂在村中的便通庵自杀。孤身一人的“我”与村中各色人等打交道,见识到人间百态,并且与时为婶子的春琴发展出相濡以沫的真挚情感。母亲在病逝之前,突然派人接“我”前往南京,“我”就这样离开了故乡,却终究未能与母亲谋面。进城之后的“我”困顿潦倒,留守故乡的春琴命途多舛,彼此却始终是对方最后的依靠。

“我”的两次返乡皆因春琴而起。第一次返乡缘于春琴的弟弟春生在执行任务时牺牲,“我”得知消息后当即决定回乡探望春琴。已被拆迁的儒里赵村给突然返回的“我”带来了“惊异、恐惧和令人揪心的陌生感”,它“犹如一头巨大的动物死后所留下的骸骨,被虫蚁蛀食一空,化为齑粉,让风吹散,仅剩下一片可疑的印记”(327页)。加之母亲的去世,“我”终于意识到故乡已经死去,故乡每天都在死去,“返乡”的迷梦是多么矫情虚妄。

母亲起初活在村里人的讲述中,而后又存在于写给“我”的七百六十封信中。“我”始终期待着母亲能在温暖的春风里返回故乡,但她的去世却彻底切断了“我”与故乡的血脉联系。“我”对于生命之根的幻觉和记忆,被突然切断了——“瞻望四方,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已是孤身一人。我朝东边看,我朝西边看,我朝南边看,我朝北边看。不管朝哪个方向眺望,我在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亲人”(260页)。亲人之外,皆是理性而陌生的“经济人”,他们与村中日渐凋零的老一辈拥有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堪称市场经济哺育出的“新人类”。“我”的堂哥赵礼平便是这样的“新人类”,出于逐利的需要,他亲手拆解了自己的故乡。曾经的故乡沦为一片废墟,相识的故人被封存进各个小区。资本与“新人类”携手并肩,将传统乡村共同体的躯壳和心灵一同埋葬。

若小说到此止步,也只是谱写了一曲悼亡故乡的悲歌,抑或仅仅达成对资本的无力批判。但小说的特权正是在不可能中寻觅可能,在既定的命运中寻求突围的“秘密”。小说的扉页上赫然印着蒙塔莱的诗句:“我将继续怀着这秘密,默默走在人群中,他们都不回头”。《望春风》所怀有的秘密正是春琴,春琴便是让故乡起死回生的秘密武器。

“我”的第二次返乡,才是真正意义上对生命之根的回归。春琴因儿子龙冬被强制戒毒愤而绝食,并且与儿媳夏桂秋的关系日益恶劣。“我”赶回营救奄奄一息的春琴,并在老友同彬的帮助下,与春琴定居于村中的便通庵。便通庵是商品化时代的“桃花源”。用同彬的话来说,这里是“世界的中心”。与“江南三部曲”中营构的“桃花源”花家舍相比,便通庵少了些许乌托邦气质,充溢着人间的烟火气。“我”与春琴如同村庄的始祖,便通庵化身为人类社会的最初模型。春琴曾在“我”的耳旁轻声问道:“假如新珍、梅芳、银娣她们都搬了来,兴许就没人赶我们走了。你说,百十年后,这个地方会不会又出现一个大村子?”(392页)春琴怀念的是人心与人心的赤裸相见,人情与人情的直接碰撞,人与人之间的具体交往。为此,她宁愿扎根荒凉的故土,也不愿前往大城市南京。几十年的风雨与共换来“我”与春琴的最终结合,而春琴带给“我”的,正是人与人之间全方位的充沛情感:“我有时候觉得她是我婶子,有时候又恍惚觉得她是我姐姐,但是我的内心深处,我还是愿意将她看成是我命中注定的妻子”(386页)。如果说现代社会将个体运送到时时刻刻需要恪守社交礼仪而又无时无刻不在理性算计的交往轨道,那么春琴便是将“我”揪出这个轨道的强大力量。“我”与春琴的结合实属“命中注定”,因为它来自于生命之根的需求和召唤:“我始终握有这个秘密,并终于借由命运那慷慨的折返之光,重新回到那条黝黑、深沉的河流之中”(379页)。瞻望四野,“我”终于寻找到心灵的家园,折返回生命的河流之中。

多元面孔与共同命运:故乡的真身与未来

“我”与春琴的故事只是村子里许许多多故事中的一个。“我”写作的初衷正是为熟人立传,存留过往的人间故事。故乡的真身便存续在这些故人的身上,纵横交错的人情之根使得故乡真正变成个人的生命之根。其实,“写人”的初衷在小说甫一开篇便露出端倪:年幼的“我”随同父亲走差,落在他的身后,“看见他的身影升到了一个大坡的顶端,然后又一点点地矮下去,矮下去,乃至完全消失。过不多久,父亲又在另一个大坂上一寸一寸地变大、变高”(1页)。如果说“我”的视角可以被看作摄影机的机位,那么整个故事的聚焦点就从未离开过具体的人。颇有意味的是,这个句子在全书中出现了三次,另外两次分别用于“戴绿方巾的女人”(37页)和春琴(388页)。这两个给“我”的命运带来巨大转变的人物,在“我”的全神注视下“矮下去”又“高起来”,而他们的起伏显隐则交织出“我”与他们的共同命运。

父亲在自杀前,对“我”交代了一生的智慧:“了解人,观察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头等大事”(86页),并对村里的各色人等下了“判词”,而父亲的结论也在日后的故事中得到一一印证。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多达数十个,他们各有性格,面目迥异,展现出传统熟人社会内部的多元性和差异性。算命先生、说书人、猪倌、木匠、尼姑、渔佬、妓女等各种行当的人物悉数登场,展现出山林乡野中全景式的人物图谱。不同人物之间的爱恨纠葛几乎形成了村庄的全部历史,而具体人物与宏观历史之间却只是发生着非常偶然甚至是畸变的关系。国民党的潜伏特务父亲、双脚不肯踏上新社会土地的地主赵孟舒、说着一口流利英语的同性恋唐文宽,擅长古琴的妓女王曼卿,被“罢官”之后才得以安然生活的赵德正等等,这些被历史误会和挤压,进而处于历史褶皱和阴暗处的人物,才是小说着力书写的对象。格非深受古典小说人物描写技法的熏染,其人物描写的功力及其对笔下人物的疼惜和专注,再一次显露无疑。

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具体交往是熟人社会内部最重要的内容,那么利益争端和欲望纠葛就在所难免。同时,乡村共同体也对其成员起到保护作用。充满多元性和差异性的个人故事之外,小说也呈现出一个作为集体存在的儒里赵村。小说中有两次令人印象深刻的集体行动,但两次行动的结果却宛若云泥之别。以血性、义气和守望相助为内核的乡村伦理行将逝去,而以经济理性为核心的生存秩序代之而起。

第一次集体行动是儒里赵村历史上的辉煌瞬间。赵德正突然被擢升为公社党委副书记,遂引来祸事。公社武装部部长曹庆虎在唐文宽家设局捉拿赵德正,并冠之以“强奸罪”的罪名。赵德正当时的妻子春琴听闻消息后,在风渠岸的大道站定,坚决不予放行。她被打倒了一次又一次,这激起了村里男人的愤怒。村里的五个男人轻而易举地把武装部的“几个怂包”干倒,领头的曹庆虎还被打断了几根肋骨。在随后的公社调查中,大家众口一词地认定是曹庆虎自己摔倒的,此事成了一笔糊涂账,赵德正也得到了宽大处理。集体的力量竟然能够改变国家机器的意志,改写个人既定的命运。

颇为讽刺的是,到了曹定虎的儿子曹小虎的时代,情况完全翻转了。龙英的孙子国义被朱方集团旗下的恒生造纸厂的一辆大卡车撞死在斑马线上,结果交管部门偏袒造纸厂,断定由国义承担主要责任。国义下葬那天,龙英的激愤怒引发了梅芳的同情心,梅芳当即决定找造纸厂讨个公道。梅芳和春琴挑头,村里的男人随后,“这是儒里赵村的村民最后一次以‘集体’的名义共赴急难”(291页)。然而,这次对抗并非是义气和蛮力的角逐。集团董事长赵礼平用五十万现金和一份工作终结了这场争端,并赢得了龙英一家的感恩戴德。正月初八那天,龙英一家大宴宾客,却独独落下梅芳一人。

梅芳变作局外人,只因换了人间。传统共同体的互助关系让位于单一的经济关系,抽象的交换关系开始取代人与人直接而具体的关系,集体的“共同命运”进而被强势的经济关系一步步瓦解。不同人群共处共存的生活理性在如数字般精准的经济理性面前显得不堪一击。新时代的资本化身为上帝,塑造着崭新的世界面貌和新型的人际关系。“我”在图书馆的同事沈祖英把这种新型的人际关系看得非常透彻:“每个人都是海上的孤立小岛(这个比喻来自《奥德赛》),可以相互瞭望,但却无法互相替代。这是因为,‘每个人都在奔自己的前程,也在奔自己的死亡’”。如果说村里的老一辈仍是面目各异的鲜活的人,那么新一辈都在努力变成赵礼平的模样。以无限利益和欲望作为驱动,以赵礼平为代表的“经济人”在生存逻辑的意义上彻底铲平了所谓的“故乡”。个体失去了原有社会关系的层层保护,仿佛是孤立无着且永不相遇的原子,各自承担自己的命运,奔赴自己的生死。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共同体的故乡似乎将永远地消失了。

然而,故乡的精魂必将存续于未来时空。“我”的瞻望与折返便是一则逆行于时代的寓言。曾经的共同体消失了,但人与人之间直接、具体而又发自本能的互动与交往不会停止。春象征着希望的母体,而琴则昭示出资本铁律之外的诗意,春琴便是这个时代病症的特效药方。具体而又鲜活的人们,用生命的长度和生活的诗意筑起抵抗资本力量的坚强壁垒。

结语:如何书写,何以另类?

《望春风》的优长和亮点在于写人。正是这些充满血肉的人物赋予故乡实质性的内容,使故乡不再是用于哀悼的空洞外壳。“我”对故乡的情感便是对这些同行者的情感,而“我”的乡愁也生长在他们的欢笑血泪之中,不再流于虚妄和矫饰。小说的三分之二处,“我”的名字才第一次出现,这意味着“我是谁”并不重要,而“我”的故事也只是整体故事中的一部分。归根结底,“我”只是一个记录者,并不能凌驾于自己的书写对象之上,按照自己的逻辑将他们任意剪裁。小说虽然采取了第一人称的视角,却能写出“去自我中心化”的乡愁,使之自然生长为“普遍”的作为一种“人性原理”存在的世道人情。颇为有趣的是,春琴对“我”所谓的写作真实颇不以为然。在她看来,书写的“良心”才是最为重要的,人情逻辑始终要高于写作逻辑,写作也只是人与人交往的一种方式。这也显示出格非对自身写作的不断反思和修正:以“我”之有限向故乡的无限致敬。

早在四百年前,笛卡尔也曾从窗口瞻望,他看到的无非是一些帽子和大衣,而帽子和大衣遮盖下的可能是一些幽灵或者是一些伪装的人。而格非凭借对时代的敏锐感知和深刻理解,赋予这些游动的帽子以鲜活的面孔,为他们编织出丰富而具体的人情关系,体现出人类的应然状态:多元、生动、直接、充满个性而又一往无前。“我”与春琴共同居住的便通庵,在小说中多次出现的便通庵,成为超克时代荒芜的精神象征。便通庵与这个世界同在,与未来同在。春琴是“春天”到来的使者,她不仅属于过去的时代,更属于人类不断向上生长的未来。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