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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筝，以“命悬一线”与“一线生机”的特殊释义，在《北鸢》里诠释着人生的悲喜。继《朱雀》之后，《北鸢》是葛亮又一部对民国人物及风物抽丝剥茧的“中国故事”。如果说《朱雀》是交错叙事（现时与历史），那么《北鸢》则是线性叙事（断代），小说视卢、冯两大家族为创作重心，以文笙与仁桢的成长经历为写作线索，将一群不平凡人的非凡经历娓娓道来，借此传达归属民国的大家气度和文化风骨。

这是一部“大制作”的小说，家族、性别、地域、诗画、曲乐、民俗放置于“年代”框架之中，关涉人物众多，叙事盘根错节，时间横亘军阀割据与抗日战争两处乱世。《北鸢》在故事设计上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对称性。文笙与仁桢如同葛亮放飞的两只风筝，牵引着卢家与冯家的上升和跌落。

卢家的跌宕是与“土匪”交战。文笙连缀起卢家、姨母昭德一家、舅父盛浔一家三条叙事支线。我认为在“卢家传奇”部分乃至全篇，昭德、昭如姐妹都是耀眼的女性。姨母昭德是军阀石玉璞之妻，夫亡家破之后，千金散尽，人去楼空，她疯了，蜷缩于对亡子的追忆。面对土匪的胁迫和挑衅，昭德为了保护妹妹家人的性命，选择与土匪同归于尽。小说精彩的一笔是对她的补叙，正是她交给昭如的“红木匣子”帮助教会从日本人手上赎回了11个孩子的命。昭德目送昭如一家安全撤离，“放心地叹了一口气，将手指伸进了手雷的拉环”。“哥儿，好好地活，你的好日子在后头呢。”一个“叹”字，写活了昭德的“疯”，这是她了无牵挂后的情感释放，无须再躲进“童心”，以逃避痛苦。昭如实为卢家的真正当家人，收养文笙，抚养月娥，她迸发的力量集聚于丈夫卢家睦去世后，接手“东店”，既为月娥置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冥婚”，又最终成全了文笙与仁桢的姻缘。“我能做的就是看着这一个家。家道败下去，不怕，但要败的好看。”卢家几十年风雨飘摇，昭如始终以坚强隐忍支撑家族不覆。

冯家的动荡是与“侵略”抗争。仁桢的成长历程与冯家兴亡相起伏。日本侵华是冯家盛衰的转捩点。与“文笙线”不同，“仁桢线”的叙述对象主要为家庭成员，即仁涓、仁珏、言秋凰。冯家的慧月姐妹与卢家昭德姐妹互为呼应和参照，作者为她们设计了相似的人生和相异的结局。仁珏、范逸美、冯明焕、言秋凰四人又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叙事圈，和田润一的出现打破了人物原本各守其命的稳态，播撒分裂的各种可能。而仁珏的死，将仁珏的爱恨、冯明焕的悔恨、言秋凰的遗恨、范逸美的仇恨再次聚合成人生同一程。

小说的对称式结构，或许是作品对中国传统对称审美的一种暗合。葛亮立足“个人”与“家族”的主题，描画了清晰的社会图谱，人物排列停当，再将想要表达的时代风景、文化元素进行准确取舍与合理归置。应该说，作品在故事层面精致、风雅，但在构思上也相应缺少些突破，沿用的仍是较为寻常的家族叙事套路（代际）和矛盾冲突元素（情理）。

意象与意境的有意识塑造，是《北鸢》对中国古典美学的主动回归。意象是情与物的契合。《文心雕龙》多次涉及心物交融说：如《物色篇》提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诠赋篇》说“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神思篇》道来“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纵观小说，“风筝”有三个重要内涵：“命悬一线”——“昭如被围”、“抓捕仁珏”、“刺杀和田”等都是葛亮安排的千钧一发的极端场景。“一线生机”——在危机降临时，都能有一个承担者来化解困局。“顺势而为”——折射着更深一层的悲凉，相对于之前两种诠释，它更符合普通人的真实心态，但苟且求全却是乱世奢望。“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线就是风筝的规矩”。风筝只有断了这线，才能快意潇洒；人若断了情感与责任的牵绊，才能获大自由。以上三种阐释，是对“风筝”意象美学意义和哲学意义的开发。

放风筝这件事，对于文笙而言，形同本能。“他已习惯了独来独往，面对天空俯仰间，被他人赏鉴。”小说中出现的“虎头风筝”是更有深义的意象。首先它是“四声坊”龙师傅与卢家睦的践约，“这风筝一岁一只”，家睦与文笙的父子缘分全藏这里头了。其次，它是“生”的希望。“虎头纸鸢栩栩如生，斑斓得将这晦暗的秋景染出了一道明黄”，只有它能划破日本军队破城后“虚浮而异样的平静”生活。第三，风筝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符号。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老虎》，翻滚着革命的力量，连接起昭如、文笙与叶师娘、雅各，表达人类共通的友爱、怜悯、感恩生生不息。

小说涌动着悲剧诗意。清丽婉约的文字安静书写出刺痛人心的命题。葛亮的两部民国长卷虽有宏大叙事的格局，但很少对宏大主题进行阐发。创作取材乱世，却竭力摆脱开“民族国家执念”。言秋凰与仁珏母女的牺牲和成全，以“情”消解了“义”，一切行为皆因“必有隐情在心潮”。仁珏与范逸美之间，闪烁着隐秘的暧昧，仁珏牺牲了幸福和性命，要守护的并非逸美的家国大义，而是两人的同性情谊。“和田在这个女孩的脸庞上，看到了一种他琢磨不透的东西。她的反应，不符之前的诸种想象。在他的经验里，对于女人的软弱与坚强，他都成竹在胸。可是她，令他意外，同时感到沮丧。”和田对女性的理解，是预设“她”的行为动机源发于“国”，可他并不知晓，仁珏就是简单为了“情”。剥离种种附加后的纯粹，是葛亮的文学减法，反而颇具触动人心的真切感染力。同时，情之所动、行之所为，又与仁珏所受的“高等教育”的理性形成反差，理智终未敌得过爱情的力量。名伶言秋凰同样如此，委身和田，从容赴死，只因她还是个母亲。她亏欠了仁珏母爱，于是舍出自己的性命来弥补，刺杀和田只是单纯为了给女儿报仇。葛亮笔下的民国女性往往都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他没有对人物进行“脸谱化”和“政治化”处理，而是立足于最寻常的亲情与爱情书写。

文笙与仁桢虽是小说主人公，成长经历相对完整，故事丰富，两人目睹家族兴衰、收获革命历练、参与文化传承，但人物较为平稳，缺少些打眼的个性。相反，副线人物更为跳脱生动。究其原因，葛亮在塑造他们的时候并没有明确的主旨设定，因而可以调动强烈的矛盾冲突，或设计出激发人性善恶的极端环境。琢磨《杨门女将》里穆桂英的“铁打的身心”，仁桢说，“这样的悲喜，哪是我们平凡人受得了的”，但文笙认定她始终也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从《北鸢》中可以获悉，他俩的“不平凡”并非是自身传奇，而是两人恰巧成为了所有传奇的见证者。

小说中随时可察葛亮对绘画、戏曲的熟稔，艺术赋予作品清雅湛明和触手生春。同时，葛亮作品的“古典”也表现为对“风清骨峻”和“辞采华美”的文学自觉。海外“70后”作家特别重视从“民族”和“传统”中寻求突破，彰显古典美学。他们在现时进行“中国形象”再造，致力于文化传承。“江南有三个关键词。第一是生活。从明清以来，江南文化即已展示其宗教世俗化与艺术生活化的倾向。第二是自然，有园林之设计、书画之创作、寺院之修建、山水之欣赏、艺术之创造等，诸种文化建设为自然增加了人文的附加值。第三是知识，内涵科举、庄园、书香、书院等历史文化现象，环绕其四周的有江南各种学术文化流派：吴中画派、扬州学派、常州词派、阳湖文派、西泠十子。”（程章灿：《纸上尘——历史的表里》）从《朱雀》到《北鸢》，在空间上，葛亮以江南为中心，文学创作正是对这三个关键词的全面开发；在时间上，他将“民国”视为历史叙述与文化发掘的主体背景。葛亮为当下“70后”作家“回归传统”的“寻根”提供了实践文本。

《朱雀》是时代的悲歌，《北鸢》是人物的传奇，从点与面共同建构民国场景。“风遂人愿，万事皆好。”而《朱雀》和《北鸢》恰是在种种不遂人愿的人生中设局与解局，就如威廉·布莱克在他另一首诗《天真的预言》里说：“手掌里盛住无限，一刹那便是永劫。”

创作谈：

时间煮海

葛 亮

《北鸢》关乎民国，收束于上世纪中叶。

祖父在遗著《据几曾看》中评郭熙的《早春图》曰“动静一源，往复无际”，引自《华严经》。如今看来，多半也是自喻。那个时代的空阔与丰盛，有很大的包容。于个人的动静之辩，则如飞鸟击空，断水无痕。

大约太早参透“用大”之道，深知人于世间的微渺，祖父一生与时代不即不离。由杭州国立艺专时期至中央大学教授任上，确乎“往复无际”。其最为重要的著作于1940年代撰成，始自少年时其舅父陈独秀的濡染，“予自北平舅氏归，乃知书画有益，可以乐吾生也”。这几乎为他此后的人生定下了基调。然而，舅父前半生的开阖，却也让他深对这世界抱有谨慎。晚年的陈独秀隐居四川江津鹤山坪，虽至迟暮，依稀仍有气盛之意，书赠小诗予祖父：“何处乡关感乱离，蜀江如几好栖迟。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不久后，这位舅父溘然去世，为生前的不甘画上了一个凄怆的句点。同时间，也从此造就了一个青年“独善其身”的性情。江津时期，祖父“终日习书，殆废寝食”， “略记平生清赏，遑言著录”。祖父一生，无涉政治。修齐治平﹐为深沉的君子之道。对他而言，可无愧于其一，已为至善。祖父的家国之念，入微于为儿女取名﹐我大伯乳名“双七”﹐记“七七事变”国殇之日；而父亲则昵称“拾子”﹐出生时值1945年﹐取《满江红》“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之意。这些时间的节点，成为他与世代间的联络最清晰而简洁的注脚。

及至多年后，祖父的编辑，寄了陈寅恪女儿所著《也同欢乐也同愁》等作品给我，希望我从家人的角度，写一本书，关于祖父的过往与时代。我终于踌躇。细想想，作为一个小说的作者，或许有许多的理由。一则祖父是面目谨严的学者，生平跌宕，却一步一跬、中规中矩；二则他同时代的友好或同窗，如王世襄、李可染等，皆已故去，考证变得相对庞杂，落笔维艰。但我其实十分清楚，真正的原因，来自我面前的一帧小像。年轻时的祖父，瘦高的身形将长衫穿出了一派萧条。背景是北海，周遭的风物也是日常的。然而，他的眉宇间，有一种我所无法读懂的神情，清冷而自足，犹如内心的壁垒。

以血缘论，相较对祖父的敬畏，母系于我的感知与记忆，则要亲近得多。外公曾是他所在城市最年轻的资本家。这一身份，并未为他带来荣耀与成就，而成为他一生的背负。但是，与祖父不同的是，他天性中，隐含与人生和解的能力。简而言之，便是“认命”。这使得他得以开放的姿态善待周遭。包括拜时代所赐，将他性格中“出世”的一面，抛进“入世”漩涡，横加历练。然而，自始至终，他不愿也终未成为一个长袖善舞的人。却也如水滴石穿，以他与生俱来的柔韧，洞贯了时世的外壳。且行且进，收获了常人未见的风景，也经历了许多的故事。这其间，包括了与我外婆的联姻。守旧的士绅家族，树欲静而风不止，于大时代中的跌宕，是必然。若存了降尊纡贵的心，在矜持与无奈间粉墨登场，是远不及放开来演一出戏痛快。我便写了一个真正唱大戏的人，与这家族中的牵连。繁花盛景，奼紫嫣红，赏心乐事谁家院。倏忽间，她便唱完了，虽只唱了个囫囵。谢幕之时，也正是这时代落幕之日。

本无意钩沉史海，但躬身返照，因“家”与“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络，还是做了许多的考据工作。中国近代史风云迭转。人的起落，却是朝夕间事。这其中，有许多的枝蔓，藏在岁月的肌理之中，裂痕一般。阳光下似乎触目惊心，但在晦暗之处，便了无痕迹。这是有关历史的藏匿。

我写了一群叫做“寓公”的人。这些人的存在，若说起来，或代表时代转折间，辉煌之后的颓唐。小说中是我外祖的父辈。外公幼时住在天津的姨丈家中。这姨丈时任直隶省长兼军务督办，是直鲁联军的统领之一，亦是颇具争议的人物。民间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多与风月相关。1930年代，鸳蝴派作家秦瘦鸥曾写过一部《秋海棠》，其中的军阀袁宝藩，就以其为原型。此人身后甚为惨淡，横死于非命。整个家族的命运自然也随之由潮头遽落，瓜果飘落。少年外公随母亲就此寓居于天津意租界，做起了“寓公”。“租界”仅五大道地区，已有海纳百川之状，前清的王公贵族、下野的军阀官僚，甚至失势的国外公使。对这偏安的生活，有服气的，有不服气的。其间有许多的砥砺，文化上的，阶层与国族之间的。只是同为天涯沦落人，一来二去，便都安于了现状。

这段生活，事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北地礼俗与市井的风貌，大至政经地理、人文节庆，小至民间的穿衣饮食，无不需要落实。案头功夫便不可缺少。一时一事，皆具精神。复原的工作，史实为散落的碎片，虚构则为粘合剂，砌图的工作虽耗去时间与精力，亦富含趣味。

与以往的写作不同，此时我更为在意文字所勾勒的场景。那个时代，于人于世，有大开大阖的推动，但我所写，已然是大浪淘沙后的沉淀。政客、军阀、文人、商人、伶人，皆在时光的罅隙中渐渐认清自己，所谓“独乐”，是一个象征。镜花水月之后，“兼济天下”的宏愿终难得偿，“独善其身”或许也是奢侈。

再说“动静一源”，小说中的两个主人公，一静一动，皆自根本。“无我原非你”。在这瀚邈时代的背景中，他们或不过是工笔点墨，因对彼此的守望，成就故事中不离不弃的绵延。时世，于他们的成长同跫，或许彼时是听不清，也看不清的。但因为有一点寄盼，此番经年，终水落石出。记得祖父谈画意画品，“当求一败墙，张绢素迄，朝夕观之。观之既久，隔素见败墙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于时代的观望，何尝不若此，需要的是耐心。历久之后，洞若观火，柳暗花明。

小说题为《北鸢》，出自曹寅《废艺斋集稿》中《南鹞北鸢考工志》一册。曹公之明达，在深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之道。字里行间，坐言起行。虽是残本，散佚有时，终得见天日。管窥之下，是久藏的民间真精神。

这就是大时代，总有一方可容纳华美而落拓的碎裂。现时的人，总应该感恩，对这包容，也对这包容中铿锵之后的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