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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高海拔场域的写作
来源:文艺报 | 卢一萍  2016年08月03日07:28

我在新疆军区部队生活了20多年。写作关注的地域随着我写作的开始逐渐形成——即南部新疆和藏北高原,也就是从塔克拉玛干沙漠到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脉和阿里高原之间沙漠、绿洲和冰峰雪岭之间的那块荒芜之地。那些已被流沙湮没的故国、曾经在荒原上开垦绿洲的军垦战士、驻守在极边之地的官兵成为我写作的对象。这是我的一个文学王国。我熟悉那里的一切。从一粒沙到含氧量很低的空气。严酷的自然环境、生存条件与人之间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人在其中会有怎样的蜕变?这是我长期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但这些要用小说来表达却非易事。这个“王国”地势的低平与高拔、民族精神的绚烂和文化的异质,更增加了认识它的难度,所以我庆幸自己有一段在南疆生活的经历,庆幸无数次的高原之行。从新疆、西藏到云南的边境线,我走了一万多公里,前往5042哨所、神仙湾、达巴、查果拉、詹娘舍的路程那么艰险,但现在回想起来,这段经历却是那么珍贵。

1996年7月,我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后,到了帕米尔高原的一个边防团当排长。前往帕米尔高原的途中,我就有一个心愿,要为这座高原写一本书。在高原上生活的那几年,我一直在为此作准备。为此,我尽力了解那里的一切。我几乎去过高原的每一道皱折,学会了骑马、骑牦牛,很多边境线都巡逻过。但要把在学校学到的文学经验用到写作中时,却发现这些经验表达不了现实。这使我若干年来无从下笔。

在那段时间里,在帕米尔这个“世界的扣结”上,我感觉整个世界均可俯瞰,我看待事物的眼光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要为自己,为自己的写作——如果有可能继续写下去的话——添加一种更重的物质。数年的边地生活,我把这个广阔的、山脉纵横的、带有传说色彩的地域变成了我视野和内心的“小世界”。

2006年9月,当我再次回到帕米尔高原,距我第一次上高原刚好相隔了10年。在我就要离开高原的前一天晚上,躺在塔合曼边防营的营房里。夜晚很安静,可以感觉到慕士塔格峰高耸在夜空之中,晶莹剔透。长期的高原生活曾损伤我的记忆,但在那个时刻,之前高原生活的一切——我的感受和见闻,都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那一扇门就在那一夜豁然洞开。它们就在那里,同时给予我的是一种与其气质和个性相匹配的文字,我只需要把它们写出。这使我不禁潸然泪下。我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小说写作。陆续创作了《七年前那场赛马》《夏巴孜归来》《北京吉普》《白马驹》《巴娜玛柯》等“帕米尔”系列小说,后结集为中短篇小说集《帕米尔情歌》;然后是《索狼荒原》《快枪手黑胡子》《精绝》《姑墨上空的云》等“荒漠”系列小说。而我用力最多的是“白山”系列小说,它包括《二傻》《天堂湾》《荒原情歌》《蓝色士兵》《白色群山》等7部中篇小说和《孤哨》《单兵帐篷》《幽默记》《雷场》《哈巴克达坂》等5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很多都有我高原生活的体验。

《天堂湾》这篇小说的故事是我在1998年9月在驻守于喀喇昆仑山口的一个边防连采访到的。那个连队驻地的海拔是5380米,是生命禁区。我在那里听到了一个军官到连队报到时因高山缺氧如厕猝死的“事迹”。因为后来的士兵对他知之甚少,此后也再没人追究过他短暂的人生。讲述者说得极为简单,不足10句话就把那名牺牲者的事说完了。这个故事多年郁积在我心中,渐成块垒。

2007年8月,我在读上海作家研究生班时,得知有一次上阿里高原边防一线连队代职的机会,我再次想起那位牺牲的军人,想起一晃已7年未再祭奠他,便要求前往。得到批准的次日,我便从上海浦东机场直飞乌鲁木齐,在家里停留一夜,再飞喀什,然后驱车300余公里,到叶城搭乘军车,再行1600余公里,翻越昆仑、喀喇昆仑、冈底斯诸山脉,行程10日,终于到达喜马拉雅山脉下的达巴边防连。我那次是乘坐汽车团运送军用物资的卡车上高原的,这使我得以更真切地体验那位学员当年在途中的经历。虽然此前我已两次抵达过达巴,但这次因是从上海出发,从这个国家大陆的最东边来到喜马拉雅山下,由繁华之地来到无边大荒,反差之强烈,如同来到月球。在金色的达巴古城下,面对喜马拉雅延绵于云天之上的无尽雪岭冰峰,我又想起了那名猝死的军人,竟忍不住泪如雨下。

在达巴边防连,我认识了一位姓马的连长。他给我讲述了他的经历,讲他当年如何怀揣英雄梦想,来到极边之地,如何靠着信念,在这里生存下来,履行职责。我觉得他就是那位活着的死者。他成了这篇小说中杨烈的原型。

《一对登上世界屋脊的猪》中的许多细节其实是我在帕米尔高原工作时的体验,我把它移植到了喀喇昆仑山深处的一个哨所里。在高原,人与马、牦牛、狗——任何一种动物的关系都会是平等的,因为人需要它们来验证自己的生存境遇,需要它们来排解内心的孤独。那对绰号叫“黑白猴子”的小猪其实是为了映衬人类。人畜之间的相依为命,烘托出了军人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履行职责的不易。

这些以世界屋脊为背景的小说,探讨了人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的生存形态,印证了我的认识,即人类之所以能适应一切,因为其本身自带天堂。

2012年底,我调到原成都军区工作。从地理空间上来说,虽与其相隔一段遥远的距离。但在这里仰望高原,回顾新疆的军旅生活,似乎更加清晰。当然,从写作本身来说,它也对我如何去探寻人心的奥秘、人道的力量、人性的复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