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读李家杰先生撰写的《病人永远是我的老师——王忠诚院士传》是在一次去海岛旅行的飞机上，当时已是北京时间深夜，拿起书想读，又觉得树碑立传式的传记显然和这次旅途相当不搭。当时想着，就当随便翻翻吧，看困了正好倒时差睡觉。可是，没想到的是：太好看了，一旦拿起就没放下。当我一口气读完这本书，12小时的飞行已然过半，而我倦意全无，还沉浸在读了一部好书的兴奋中。

王忠诚（1925—2012）敏而好学，因自幼家境贫寒，求学之路颇坎坷。考大学时他成绩优异，同时被多所名校录取，囿于经济条件而选择了学费最低的北京大学医学院，自此走上悬壶济世之路。1955年他到北京同仁医院参与创建我国第一个神经外科，历任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院长、北京天坛医院院长，曾获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颁发的最高荣誉勋章。1994年王忠诚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8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医德高尚，技术精湛，勤俭廉洁，体贴病人，受到患者的高度赞扬和同行的尊敬……

可以想见，写这样一部传记的难度之大。首先就是书中必然涉及大量艰深晦涩的医学知识与医学术语——更何况还是普通人知之甚少的神经外科领域。写作时如果医学理论涉及过多过深，容易让读者游离其外；过于浅显粗陋，解释、说明不到位，又会显得业余、夹生，与王忠诚达到的医学领域巅峰地位不匹配。但是真正读这部作品时，会发现这些顾虑都是多余的。在读到一个又一个从前闻所未闻的神经外科医学术语及病例时，因为作者用相当准确精练的表达及有代表性的病例，深入浅出，将其中涉及的专有名词讲述得晓畅明了，让读者丝毫没有阅读障碍，反而有着对原本“不明觉厉”的知识突然了解的豁然开朗。读完这部作品，我一直在暗自揣测，作者不仅有娴熟的写作功底，或许还有着医学专业学习的相关背景。

在写到神经外科的手术时，书中讲到，“手术窗口往往只有一个指甲盖大小”，一旦发现患者颅内出血，“医生必须在一两秒内就准确无误地判断出是何处出血，否则就不能及时止血。除非主刀大夫不是凡人是超人，不然就无法保证百发百中。而不能做到万无一失，手术室就会在顷刻之间变成惊悚片的拍摄现场。从颅内喷涌而出的鲜血，将顺着手术台流到地面；喷涌到医生护士手术服上的鲜血，在几十秒钟内就渗透到贴身的内衣内裤。”“一台脑外科手术往往少则几个小时，经常是十几个小时，这就意味着医生护士们要穿着被鲜血浸透的手术服完成整台手术。”作者选择了一个常人并不了解的角度，寥寥数语，将手术的难度、病人生死之间命悬一线、医生护士日常却又不为人所知的艰难，以及对医护人员而言，在手术过程中面对的心理和生理的考验都做了客观而又充分的表达。

作者李家杰有多年的记者生涯，行文亦有着鲜明的职业印记。书中叙述往往单刀直入，直奔主题，字里行间简洁流畅，冷静客观，有理有据，没有渲染煽情，没有空洞的豪言壮语，没有大而不当的歌功颂德，每一个观点都由数据和事实支撑与佐证——也正因此，才格外有力度、格外令人信服。书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王忠诚的每一次学术研究与医疗技术上的突破，都是为了尽可能减少病人的痛苦，把手术对大脑的损伤降到最低，把死亡率降到最低。对他来讲，每一台手术都至关重要、一视同仁；在他眼中，每一个生命都有着同样的价值，值得同样的尊重。从书中我们了解到，1950到1963年间，大约有百分之三四十的神经外科手术病人惨死在手术台上。当时在检查时采用“脑室空气造影”，这种检查手段不仅无法诊断较为复杂隐蔽的病变，而且病人在检查过程中会瞬间出现恶心、呕吐、头部剧烈疼痛等一系列不良反应，很多病患会在检查中不由自主将自己的脑袋猛烈向墙上撞击，可见这种痛苦生不如死。最坏的结果是，3%的病人在接受这项检查的过程中呼吸就停止了。多么残酷!

医者仁心，王忠诚深刻了解病人的痛苦，他没有按部就班，而是决心攻克这一难题。经过几年的不断实验，他研究出“脑血管造影”术前检查方法，将所需时间从以前的300分钟，大幅缩短到15分钟；在检测过程中，患者死亡率从3%大幅下降到0.2%。代价是，在实验及实践中，为取得最好的效果，他接触了大量射线，且当时正处三年自然灾害，别说营养，连温饱都无法保证。在饥饿与射线的双重摧残下，随之而来的是免疫力大幅下降，体内白血球下降到不足4000，比正常人几乎少一半，并伴随脱发、牙龈出血、两肺发炎、体温升高、两眼下陷……在以后的四五十年间，这些症状像魔鬼一样紧紧附着在王忠诚身上。此后数年，他前后7次患上肺炎，其中最严重一次是合并双侧胸膜炎；高烧时间最长的一次持续两个月之久。

但是，王忠诚没有停止挑战手术的禁区，近半个世纪以来，他在神经外科临床、教学、科研等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在脑干肿瘤、脑动脉瘤、脑血管畸形、脊髓内肿瘤、显微神经外科、神经介入治疗及神经影像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是当时做神经外科手术惟一超过万例的人；是做脑血管畸形手术数量最多、经验最丰富的神经外科专家；是当时仅有的几位成功施行脑动脉瘤手术超过千例的神经外科专家之一，他1985年成功切除的直径9cm巨大动脉瘤至今为世界首例；他在脑干上做手术500多例，手术死亡率不足1%，居世界首位；他完成的脊髓内肿瘤切除手术近300例，无一例死亡，无一例瘫痪，处世界领先地位。

神经外科手术很大程度上靠医生的手指完成，在术中起关键性作用的是医生的手指灵敏度。书中有这样的描写，“只要咬骨钳在他手上，最坚硬的颅骨也扛不住他手掌往里一收。只要轻轻往里一收，颅骨上即会出现一个十分理想的手术窗口。”“他可以在大脑深部，单凭指尖的感觉准确地找到需要找的那根索条状动脉，并用‘银夹’定位准确地迅速夹闭，然后单用手指将肿瘤从大脑深部完整地剥离下来。这一连串动作出神入化，没有一次失手。”读到这里，可以想象出王忠诚的脑外科手术，几乎可以当成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只不过这个艺术是拯救生命。而这些都不是天生的：手的力度，是王忠诚捏爆了几十个小球锻炼而来；手指的灵巧，则是他自己“发明”的土办法，以白萝卜的根须为对象，长期不懈练习的结果。

王忠诚的杰出不仅仅“在攀登神经外科技术高峰的过程中，还无人达到王忠诚的高度；在征服神经外科疾病病种的进程中，无人超越王忠诚曾达到的广度；在同时代人中，无人达到王忠诚的理论和临床深度”，他的贡献还表现在格外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几十年的从医生涯，他有计划有步骤地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一支技术过硬、理论完备、专业结构合理、人员素质一流的老中青结合的神经外科人才梯队；此外，他顶着各方压力与质疑，一手创建了天坛医院，并使它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神经外科领域的标杆。

王忠诚的个人经历与中国神经外科的发展历程紧密相连，他的服务范围覆盖着国内26个省市自治区，及亚洲、澳洲、欧洲、美洲、非洲国家。所有这些，包括中国神经外科的创建、发展和与国际接轨，都没有文字记载，全都需要采访尚健在的当事人。其中，当事人中的医生散布全国各地，普遍年过八旬，个别已九十高龄……如果不是作者的采访，许多历史事件将被永久尘封。当事人中曾接受过王忠诚救治的重症病患中仍健在者，多数居住在西部农村。为获得第一手资料，李家杰从天津开始，足迹遍及十余个省市自治区，凡了解历史真相的，作者几乎都一一进行采访。有一个被治愈后完婚的脑干肿瘤患者，家住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古战场一代，即便如此，作者也不辞劳苦翻山越岭地找到他。

正是因为有着大量第一手材料，作者对于王忠诚院士如何摆放医生和患者的位置、如何摘下神经外科珠峰顶端的耀眼明珠，如何成为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如何戳穿一个个“新疗法”的假象，如何带领北京天坛医院外科中心小团队并引领中国神经外科大团队，为祖国成功地掌控神经外科国际话语权娓娓道来，从中不仅能看到一个卓越的医学家所走过的道路，更有中国神经外科的发展历程。也正是因为采访对象众多，书中才能将王忠诚的不同侧面逐一刻画出来。

读到这里，王忠诚这个人物已然在我们头脑里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形象。然而，作者在书写中没有回避“问题”，不论是关于王忠诚本人，还是事关天坛医院的一些矛盾、论争，作者都通过大量采访，力求将事实一一呈现、一一还原，其中功过是非，交由后来人评说。至此，人物形象更加立体、更加鲜活，也更加真实可信。

可贵的是，书中并非只写了王忠诚个人，而是塑造了医生的群像。这些人物有名有姓，有血有肉，形象生动、性格突出。作者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将一个小群体、也是医生这个特殊群体的面貌客观展现出来。此外，书中对很多医疗领域、社会领域存在的问题，也都有独到的、高屋建瓴的思考与剖析，读来颇有启发。

我还想，在当下，医患关系日益紧张，恶性事件屡有发生，无论医生还是患者，如果读过这本书，会不会都有所触动有所改善？但愿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