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历史求真 为时代传信
陈漱渝《搏击暗夜——鲁迅传》
从历史的本来面貌出发，努力彰显鲁迅的“本色”与“本相”——这是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一贯坚持并阐扬的文学和学术追求。而他前不久交由作家出版社郑重推出的最新著述《搏击暗夜——鲁迅传》（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之一，以下简称《搏击暗夜》），更是将这种追求作为贯穿全书的纲领和目标，进行了深入探索和执著实践。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言：“我只是想把它定位为一部能够取信于读者而又能让他们看得明白的普及性读物。因此，我最高的学术追求就是‘真实’二字，即展现一个在中国近现代文坛曾经存活过的文豪鲁迅。”庶几可以这样说，沿着鲁迅的生命轨迹，向历史求真，为时代传信，是这部《搏击暗夜》最突出的精神指向和文本优势。
对于传记，郁达夫的“释文”是：“传，传世也；记载事迹，以传于世。”惟其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传记作品还原真实的人生与历史，几近天经地义。然而，大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新历史主义进入中国，传记作品能否还原人生与历史却成了一个问题。因为按照新历史主义的说法，纯粹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人们可以感知的只是“历史的文本”。而一切历史文本的构建都离不开“人”和“语言”两大要素，即“人”用“语言”来记述他知道的过去。因此，包括传记在内的所有历史文本，都带有明显的主体性与个人性，是由“我”筛选和诠释的历史，而不是历史本身。这种观点投射到鲁迅研究领域，固然有助于观念更新与思维活跃，但同时也与意识形态的多元语境相互碰撞，催生了诸如随意曲解、过度阐释、无端颠覆、盲目否定等乱象。应当怎样看待新历史主义等西方新潮理论？陈漱渝无意作更多的纠缠，但对于由这些新潮理论所引发的鲁迅研究的某些乱象，他分明保持了足够的敏锐与警惕，进而一再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承认“鲁迅研究者总是在现时现刻进行他的思考和判断，他的学术活动不能不受到现实兴趣的推动和生存环境的制约”，但同时指出：“鲁迅又是一个在中国近现代确凿存在的而不是向壁虚构的人物，尽管对他的认识可以不断深化，而他的生平史实却具有无法改变的客观性。对于越优秀的鲁迅研究者，翔实可靠、逼近历史的史料就越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认为不应该改变作为历史人物的鲁迅的‘本相’，使鲁迅成为当代标准的载体，使鲁迅研究成为研究主体的想象活动。”
毋庸讳言，笔者在很大程度上认同陈漱渝的观点。在我看来，历史或许不存在绝对的真实性，但一定少不了相对的客观性，后者不仅支撑起历史的基本构架与必然走向，而且最终制约着后人对于历史的感受、认知与评价。否认这一点，历史就不仅真成了“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而且从根本上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核心理由。具体到鲁迅来说，我们承认在他身上至今仍有很大的阐释空间，有待于拓展和深化；也承认这种阐释曾经遭受过极左思潮的歪曲和绑架，有必要予以厘清和拨正；更承认后人对他的阐释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鲁迅作为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的文化巨人，他最基本的生命形态与精神向度，已经由他自己的著作、行为以及几代研究者的搜寻目光和考订文字，大致清晰地印在了历史的天幕上，对此，我们必须站在对历史和民族负责的高度，以唯物主义观点，给予足够的尊重与敬畏，而不可依凭时代风向或个人好恶，作轻率的解构和任意的编织。正因为如此，在我看来，那种执意“演绎不一样的鲁迅”的创作冲动未必一定可取。相反，像《搏击暗夜》所坚持的在开阔的历史背景下求真传信的态度，倒值得肯定和嘉许。
陈漱渝退休前一直供职于鲁迅博物馆，长期、大量的相关文物与史料的经见、整理和研究，使他不仅拥有一般鲁迅研究者难以企及的丰赡而独特的学术资源，而且于无形中养成了一种无征不信、言必有据、“文章不写半句空”的思维方式和行文习惯。这种主体个性很自然地浸透到《搏击暗夜》中，正好成就了全书注重史实、倚重史料、脚踏实地、求真传信的叙述策略。譬如，对于鲁迅的婚姻状况和恋爱经历，近年来人们多有关注，且不乏异议与揣测，《搏击暗夜》在书写这方面情况时，以当事人的自述和相关作品为主，同时补之以知情者的回忆，再吸收今人扎实合理的研究成果，不算太多的笔墨，便把鲁迅从啜饮无爱苦酒到最终迎来真爱的情感历程，清晰真切地凸显了出来，具有很强的征信力。再如，几乎所有鲁迅传记都写到传主在广州经历“清党”的情景，只是所用材料大都不出何思源参加鲁迅召集的营救学生紧急会议的现场记述。而《搏击暗夜》别开生面，引入日本友人山上正义和增田涉分别留下的文字材料，不仅内容更接近鲁迅的思想层面，而且平添了传记的客观性。还有被拥为左联盟主以及此后发生的“两个口号”的论争，是鲁迅晚年的重要经历。这段经历因为涉及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所以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搏击暗夜》在写到这段经历时，有意识地节制和浓缩了论者的陈述与剖析，而留出较多空间，植入鲁迅、胡风、冯雪峰、茅盾、夏衍、徐懋庸等当事人的说法，同时以毛泽东、刘少奇（化名莫文华）当年的见解作为潜在的观念指导和认识参照，这种用心良苦的“述而不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斑驳场景和鲁迅置身其中既反“左”又反右的重要意义，而且昭示今天的研究界：借助史料引领，重返历史现场，依然是解决学术纷争的可靠途径。
在严肃认真的传记著作中，内容上的求真传信必然包含着方略上的去伪存真——传记作品只有厘清并去除那些在不同情况下留给传主的虚妄不实之词，才能最终凸显其真实可信的形象。《搏击暗夜》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该著在尽可能靠近本真鲁迅的过程中，针对鲁迅研究领域不时出现、迄今尚有影响的某些奇谈怪论，颇下了一番抉误指谬、正本清源的功夫。譬如，兄弟失和原本是一桩有了基本结论的遗案。无奈近年来有海外人士又发表无根游谈，以致再生风波。为此，《搏击暗夜》重新进行细致的梳理辨析：一方面透过鲁迅日记以及许寿裳、郁达夫、章川岛、俞芳、许广平、周建人、周老太太等知情人的讲述，勾画出兄弟失和的大致情况和主要原因；一方面引用20世纪60年代香港出版的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一书的相关说法，特别是周作人书信对这一说法的首肯，佐证以上勾画的合理性与可靠性，进而重申：兄弟失和的原因是周作人听信了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的构陷之词，而羽太信子之所以构陷鲁迅，则是不满于鲁迅对她经济上铺张无度的批评。应当承认，这样的结论是经得起推敲和检验的。此外，对于迄今尚可见诸网络的其他一些流言或误读，如鲁迅是汉奸、鲁迅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是间谍、鲁迅支持女师大学潮是被人利用等等，《搏击暗夜》均从史实和史料出发，以平和而不失果决的态度，展开扎实有据的辩驳和鞭辟入里的阐发，在证伪的同时证真，从而还原了传主和历史的本来面目。
为了把求真传信进行到底，《搏击暗夜》在替鲁迅除诬正名的同时，还做了另一种看似全无关联、实际上却是殊途同归的努力：以动态的目光和慎重的态度，重新审视鲁迅和他所处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人们，在扬弃或修正以往某些认知的基础上，作出更富有当代意识的讲述与评说。毫无疑问，《搏击暗夜》里的鲁迅依然是一个伟大的存在，只是这种存在已不再有完人的光环，而是更多呈现出常人的丰富与统一。不是吗？作为有缺点的伟人，鲁迅的思想是清醒而深刻的，但在有些问题上也未免陷入极端和偏颇，譬如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中医的某些认识，就与事实相去甚远；鲁迅对人的臧否注重现实行为，但有的时候又确实包含了盲目与揣测，譬如执教厦门大学时对顾颉刚、林文庆乃至陈万里等人的某些评价，便失之苛刻，且不乏误会……显然，如此这般的笔墨，注入了客观、辩证、与时俱进的精神，同时又不乏“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这对于一位从事鲁迅研究数十年的老学者而言，实属难能可贵。
以求真传信为主要特征，《搏击暗夜》确实达到了传记写作的较高水准，取得了可喜的成功。然而，正像世间一切著述均难以尽善尽美一样，《搏击暗夜》也存在美中不足，而这种不足似乎又与论者的某些匠心和探索不无关系。具体来说有两点值得讨论。第一，从《搏击暗夜》的整体质量看，史实与史料的考订和使用，准确精当，几近无懈可击；而有关传主精神脉络的梳理与诠释，则相对粗疏和薄弱。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与论者将全书定位为普及读物有关。不过在我看来，要真正普及鲁迅，其重点和难点恰恰在于对其艰深复杂的精神世界作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解读。在这方面，只作内容的“减法”恐怕达不到预想的效果。第二，《搏击暗夜》依据鲁迅在不同地域的生命实践划分结构，这自然有眉目清晰、格局新颖的好处，但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这就是由传主在不同地域的时间和实践差异所导致的作品各章之间的分量失衡。尤其是传主在上海度过的最后10年，包含了太多的生命信息与社会内容，像现在这样集中在一章之内表达，不仅空间上显得拥挤，而且无形中模糊了传主的心灵线索，这应该不是作者所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