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主持人语

“文学研究最理想的境界，应该是在研究文本的基础上，综合有关作家创作心理、创作背景的种种因素，去揭示文本与人本的深刻联系、感悟文学的玄机。”

樊星教授注意到特定情势下“人”“人格”“人性”的畸变，而“人本”的“双面人”或者“双重人格”必然会转移到“文本”。从“人本”通向“文本”，以“文本”返观“人本”，樊星教授的观点在文学批评中具有方法论意义，而且，文学批评越来越“刻意”的学理化，这种随性的札记本来应该是文学批评文体的一部分，现在好像更多地被散文或随笔收编，但批评家的札记写作应该成为批评的职业能力。

如何回到文学的现场，通过作家、评论家的回忆，去还原文学作品的发生契机、文学思潮的流变轨迹、文学论争的前因后果，进而还原文学的生动鲜活、丰富复杂，对于理解文学的玄妙、理解文学的“超理论性”至关重要。文学研究最理想的境界，应该是在研究文本的基础上，综合有关作家创作心理、创作背景的种种因素，去揭示文本与人本的深刻联系、感悟文学的玄机。

同时，文本不是文学的全部。在文本之后、之外，还有多少人心的活动、人与人的斗争、人与权力、时势的周旋以及淹没在历史深处的种种说法，惹人遐想。

回到文学本体，也许不仅仅意味着回到理论的探讨。对于当代文学研究来说，如何回到文学的现场，通过作家、评论家的回忆，去还原文学作品的发生契机、文学思潮的流变轨迹、文学论争的前因后果，进而还原文学的生动鲜活、丰富复杂，对于理解文学的玄妙、理解文学的“超理论性”至关重要。

回忆录中的现场

这些年，读过一批作家的访谈录、回忆录，还有一些学者的反思录，常常有穿越历史、回到文学现场的真切感。是的，文学研究最理想的境界，应该是在研究文本的基础上，综合有关作家创作心理、创作背景的种种因素，去揭示文本与人本的深刻联系、感悟文学的玄机。就像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已经做到的那样。

读从维熙的回忆录《走向混沌》，注意到“反右”运动中，大家虔诚悔“罪”，“可是一到现实生活里去，亲眼目睹的现实，又支持自己右派思想泛滥……我发现自己成了一个两面人”的曾经体验。这是怎样的“人格分裂”？多年后读李洁非的《典型文坛》，其中也有专文《来与去》研究郭小川的“双面人”心态：“外在是一面，内心是另一面。”“展示给别人看的那一面，他相当有战斗性，对‘斗争’充满激情与渴望……但在心灵隐秘的一角，却总是遥远地有一个‘政治斗争真可怕’在飘荡，这声音时时刻刻令他担心会不会不知什么时候‘斗争’就突然搞到自己和家人头上……”可见在革命年代里，政治运动的频繁、政治高压的厉害，使革命者内心的苦闷与恐惧也那么深重。

在邵燕祥的回忆录《沉船》中，也记录了诗人在那个年代的迷惘与痛苦：“我懂得的政治也只是书本上的政治。”而在令人头晕目眩的政治运动中，诗人陷入了人格分裂的痛苦中：“有两个自己在商量着，妥协着，辩论着，争吵着。”从认认真真地自我检查、批判，到“乐于回答同志们的尖锐的、琐屑的、促狭的问题”再到“有些不耐烦”，直至“以玩世不恭的心情来应对或沉默了”。这样的心路历程在那个政治高压的年代里具有怎样的代表性？有多少“右派”是在翻来覆去的“大批判”中看破了极左政治的荒唐可笑的！如此说来，那样的“人格分裂”、“人格演变”（姑妄名之）也可以算作觉醒的开始吧。

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一书重现了过去年代里文人之间残酷斗争的黑暗现实，其中写郭小川一面对周扬不满，不与周扬见面，也不参加作协会议，一面在私下里说：“毛主席啊，我们真跟不上……”有时又“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左派”，可见他的苦闷、以及苦闷中闪烁的自信。那一代革命者，谁没有过类似的自信？可在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中，多少人因为自信是“真正的左派”而彼此互掐，到头来却两败俱伤（例如周扬与胡风、周扬与丁玲）；又有多少人看破了颠来倒去的折腾，“躲进小楼成一统”（像茅盾、牛汉、曾卓），或“冷眼向洋看世界”……李辉曾经记下了贾植芳的一声叹息：“左派文人差不多都好斗，像钱杏邨、郭沫若、成仿吾，还有周扬。”（《他们眼中的周扬》）可谓一针见血！为什么左派文人好斗？而且常常是互相之间你死我活的缠斗？从上世纪20年代的“革命文学论争”到延安文坛上的宗派斗争再到1949年以后的一系列从文艺争鸣开始的政治斗争，都那么声色俱厉、仇恨满腔。是时代风气使然，还是文人逞性所致？另一方面，为什么仍然有左派能够与难以理喻的狂热保持距离？例如延安时期的萧军，还有在“文革”狂热中保持了良心的浩然，就因为他天性朴实吗？（陈徒手：《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

在上述“两面人”现象的深处，是政治高压与良心未泯的激烈博弈。这样的博弈足以表明，即使是在特定的年代里，有些作家的良心也并没有麻痹。经过一次次荒唐的政治运动，多少人渐渐回归了正常的理性。

也有另一种“两面人”。例如张光年谈周扬：“表面上谈笑风生，内心是孤独郁闷”。一个重要原因是领导人“常常批评他的政治性不强，对老朋友下不了手”。（李辉：《与张光年谈周扬》）还有夏衍谈何其芳：“他受当时的组织，当时的风气的影响，作为个人来讲，他很谦虚谨慎的，但文章写得很厉害。”（李辉：《与夏衍谈周扬》）生活中有人情味，政治运动中就变成另一个人了。是为了与时俱进，还是另有难言的苦衷？

耐人寻味的还有，“文革”过后，周扬良心回归，多次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受害者真诚道歉。可为什么“丁玲一直到死，都没有听到周扬说一句道歉的话”？（陈徒手：《丁玲的北大荒日子》）为什么李之琏（曾任中宣部秘书长，被打成过“右派”）也说周扬“对人道歉是应付人的，从来没有真诚”？（李辉：《与李之琏谈周扬》）有的人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有的人为什么做不到？除了宗派之间的不解之恨，有没有性格的深刻龃龉？

到了新时期，思想解放，政治高压也很快烟消云散了。然而，不时降临的敲敲打打还是在持续拷问着作家的良心。好在时代真的不同了，上述批判都没有使作家们噤若寒蝉，同时也就不会再有“文字狱”的死灰复燃。

作家的“双重人格”

但“两面人”现象有了新的表现。有时对一个问题转眼之间判若两人的表现不可思议，说明了什么？是为了心有余悸而采取的自我保护？还是发自肺腑的划清界限声明？

而王蒙在《王蒙、王干对话录》中的自道则别有洞天：“我身上有两种倾向或两种走向都非常鲜明，比如一种是幽默，一种是伤感……”“我感觉到的一个悖反就是游戏和真诚……我的作品有许多真实生命的体验……但我丝毫也不否认我有玩弄文字的游戏、有些甚至到了常人所不能接受的成分”。他的小说时而感伤（如《蝴蝶》《海的梦》《恋爱的季节》等），时而幽默（如《冬天的话题》《坚硬的稀粥》《狂欢的季节》等），与性格的“两种倾向”显然有关。

莫言亦然。在贫困乡村长大的他曾经说过：“我的写作动机一点也不高尚”，“当初就是想出名，想出人头地，想给父母争气，想证实我的存在并不是一个虚幻。”（引自赵玫：《淹没在水中的红高粱》，《北京文学》1986年第8期）虽然他后来多次说，想当作家的动力是受到一个“右派”的影响，为了一天三顿吃饺子。但我还是愿意相信他刚出道时的那番真诚剖白，那是无数苦孩子奋发努力的共同心声。另一方面，他在《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檀香刑》中又实践了“要弘扬农民意识中的光明一面”的主张，表明他没有止于“想出名”、“一天三顿吃饺子”的渴望。还有，他写故乡，经常表达的是对故乡既爱又恨的复杂情感，也是“双重人格”的另一种表现吧。此外，因为喜欢说话，他从小到大得罪了不少人，于是将笔名定为“莫言”，可到头来还是喜欢说。而他的小说《丰乳肥臀》引发争议，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几年后，风平浪静下来，莫言如是说：“你可以不读我所有的书，但不能不读我的《丰乳肥臀》。”那狂气一点没变。这可以说是“双重人格”的又一种表现。

作家的“双重人格”摆脱了政治运动的禁锢，却常常在不经意间也会招来麻烦。好在那些麻烦都是过眼云烟。在新时期，对文艺作品的批判常常只是起到了为那些作品做广告的喜剧效果。而这又是那些批判者始料未及的吧！

毕竟，时代变了！

如此看来，“双面人”或者“双重人格”现象具有非常丰富的意义：在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里，它折射出良心的痛苦、周旋的空间；在思想解放、文化多元化的岁月里，它常常是作家个性丰富性乃至文学风格多样性的投射。

文学研究就这样与心理学研究水乳交融。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因此可以常说常新。

文本不是文学的全部

读李辉的《沧桑看云》，就注意到他写出了作家的性格悲剧。他这么分析冯雪峰的性格悲剧：“与暴躁相伴随的是激情，是愤世嫉俗；与偏激相伴随的是独辟蹊径，是固执己见；与骄傲相伴随的是自信，是洁身自好。”（《凝望雪峰》）由此使人想起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的话：“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还有，作家如此反思老舍大起大落的命运：“可以批评一切，也可以接受一切。”（《消失了的太平湖》）这是老舍对老北京习性的概括，也在冥冥中成为他个性悲剧的写照。

不同的个性常常会在命运的冥冥安排中发生碰撞。由此上演出无数“文人相轻”乃至相斗的一幕幕悲喜剧，已如前述。还有那些一个个值得探究的社会、文化、思想、法律问题。

读韩少功、王尧对话录《大题小作》，其中韩少功对当代名著《芙蓉镇》的批判耐人寻味：《芙蓉镇》在表现国企员工与个体户的矛盾方面显得“肤浅和虚假”，并且断言“没有任何地方的‘文革’史料可以支撑《芙蓉镇》这种虚构。”事实究竟如何？可惜不见古华的回应。

显然，文本不是文学的全部。在文本之后、之外，还有多少人心的活动、人与人的斗争、人与权力、时势的周旋以及淹没在历史深处的种种说法，惹人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