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歌与悲歌的双重协奏
张学东短篇小说《黑的不是夜》，《山花》2016年第5期
挽歌与悲歌的双重协奏
张学东短篇小说《黑的不是夜》所展现的人、事、物及其关系都是乡土性的。当这种为我们所熟悉的“乡土性”被置于新世纪以来城镇化运动这一宏大背景时，它所折射的精神、情绪、氛围，就不再是旧乡土的文化镜像，而是一种杂糅着现代、后现代体验的异质样态。在场的未必新鲜，逝去的未必老旧。小说在“在场”与“逝去”之间，以一种挽歌调子和悲歌内容，呈现了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乡村图景。它让我们惆怅、怀念，也让我们伤感、悲痛。
为曾经的生活涂色，为已逝的小人物立传，为单纯的人性招魂是小说最引人瞩目的书写向度。“我”以成年视角讲述童年时代的生活：夏天小伙伴们在沟渠里自由戏水；小伙伴们沉迷于群体性的枪战游戏……这些场景都是曾经日日上演着的，如今却早已消失的活动。它们不仅是农村孩子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心理意义上的精神寄托。然而，美的消逝总会引发后人的凭吊，既而生出一种莫可名状的惆怅，它作为一种弥漫性的内在气质贯穿文本始终并成为意义生成的重要基点。这种调子借助对黄大军生活历程，特别是其精神世界的描述得以凸显。在小说中，黄大军是一个独异的个性丰满的人物，他言行的古怪、造枪的沉醉与执著与他对战争残酷性的认知、早年还算正常且美好的情感经历形成巨大反差，他曾经的辉煌与荣耀与现在的落魄与孤独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反差与对比充分表明，属于黄大军的生活舞台及岁月早已不复存在了。不复存在的生活和精神在小说中得以复活，除了以挽歌调子示之，还能有什么方式比这更能给人以巨大的穿透力呢？
小说中栓柱的意外死亡和黄大军不幸的人生无疑都是悲剧性的，但悲剧的发生及对读者构成接受上的冲击力则来自小说本体的力量。栓柱想拥有一把木头枪的美好愿望，因成人世界里的一场恩怨而被残酷剥夺，在黑夜意外撞上卖菜晚归的拖拉机而命丧黄泉；黄大军一生穷困潦倒、孤苦伶仃，因一段情感纠葛而被恼羞成怒的栓柱爸拳脚相加。命运多舛，美被扼杀，一切都让人扼腕心痛。
《黑的不是夜》中挽歌与悲歌的双重协奏，其艺术感染力的生成及播散，与作者在“如何讲述”这一形式层面上的艺术营构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内聚焦式讲述视角，带有突出的个人化风格。“我”眼中的黄大军忽而有点“神秘”，忽而觉得“过去一定是个不赖的兵”，忽而对他的种种遭际感到“愧疚和怜惜”，忽而又感到与他“也许能成为可以谈谈心的忘年交”。正是这种“我”与人物的距离忽远忽近，带来讲述的一波三折。这不仅使得黄大军这一人物形象渐趋丰满起来，也使得讲述本身成为被集中关注的对象。
此外，如何将“我”视野之外的人、事、物及其关系也能合乎艺术规律地呈现出来，这个短篇的实践可圈可点。小说的主人公是黄大军，如何讲好他的故事，如何呈现他的精神世界，其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主叙”与“他叙”的关系。小说的“主叙”是第一人称的“我”。“我”的讲述肯定有盲点，如何将盲点部分讲述出来呢？作者引入了诸多“他叙”，即街坊的讲述、小油瓶子妈的讲述、麻脸爸的讲述、黄大军的自我讲述，从外到内多层面地展现了黄大军的生活世界和精神状态。他们的讲述都超出了“我”的视野，对“我”的讲述也构成了有效的补充。黄大军的故事是讲述的主线，其他人的故事根据需要灵活插入其中，这就形成了一种“树型结构”，既可单独展开，又可交叉进行，从而形成了讲述语调的“多音齐鸣”。
从局部看，小说的讲述忽而按顺序进行，忽而大幅跳跃，不时辅以倒叙和插叙，但整体上又错落有致、凌而不乱。比如，在小说第三部分中，“这之前”、“记得有一回场上放电影”、“那晚后来有一个小插曲”、“现在”、“眼前的景象，让我不由得想起自己很小的时候”等等，都让局部的交叉叙述指向更为宽广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