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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视角下的英雄叙事 ——评电视剧《毛泽东三兄弟》
来源:文艺报 | 李跃森  2016年07月27日06:57

在近年来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中,电视剧《毛泽东三兄弟》称得上是一部视角新颖、别开生面的作品。作品突破了以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叙事模式,以毛泽东三兄弟的情感关系来结构故事,在人伦亲情演绎中寄寓崇高精神,在理想追求中凸显家国情怀,从而引发了观众强烈的共鸣。

从亲情入手来写领袖人物,固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但也带来了创作上的难度。因为这样一部作品,无论从美学品格还是从观众的期待视野来说,都必须严格忠实于历史,可以虚构的空间不大,而且,三兄弟的人生轨迹基本是平行发展的,其中既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也很难把他们的命运纠葛在一起。

《毛泽东三兄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以艺术的方式克服了这种看似难以克服的困难,这突出体现在作品叙事策略的选择上。创作者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推向背景,把表现的重点放在历史浪潮对人物的冲击上,选取与人物情感密切相关的情节点,由此拓展想象的空间,通过对一个个事件的不同反映来改变人物关系,推动剧情的发展。比方说围绕着接不接杨开慧上井冈山,写出了毛泽覃与毛泽东、贺子珍关系的变化;围绕着贺子珍去苏联治病的问题,写出了毛泽东和毛泽民的不同性格。这种写法的好处是可以在对比中突出人物的个性,然后通过生动的细节呈现出来,在不同个性的碰撞中展现人格的魅力,同时,将家国情怀作为人物精神联系的纽带,使整个故事显现出一以贯之的文化脉络。

毛泽民是这部戏里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应该说,他是三兄弟当中最难于刻画的,因为较之另外两兄弟,他的性格特征似乎不那么容易把握。但这反而成为一件好事,就是创作者可以较少地关注人物性格的外在表现,而更多地深入到他的内心世界。作品围绕着两个方面来描绘毛泽民的精神历程:一个是成长,一个是对土地的热爱。从固守家园到为国捐躯,毛泽民走过了一条艰难的成长道路,但惟其如此,他的革命信仰一旦形成,就无比坚定。同时,毛泽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他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之后,骨子里仍然是一个农民,“看到这个地,心里就踏实得很”。作品中用很多细节表现他对土地的热爱:他躺在地上,闭上眼睛,抓一把土撒在脸上;离开韶山冲之前,他一定要带一捧家乡的泥土;到新疆当了财政厅长之后,他仍然要在院子里种点蔬菜。对土地的热爱赋予这个人物一种鲜明的精神特质。成长是一个可变的因素,热爱土地是一个不变的因素,但不管这个人怎么变化,那个不变的精神内核总要把他拉回来。这给人物的内心世界带来强烈的张力,同时使人物在高度个性化的同时,又成为千千万万投身革命的中国农民的化身,具有典型意义。扮演毛泽民的演员孙逊传神地勾画出人物的性格:朴实而坚毅,沉稳而执拗,甚至有一点木讷,但让人感受最深切的,是那种深入骨髓的坚韧。孙逊的表演看似本色,其实深潜功力,看上去不那么光彩照人,却蕴含着动人心魄的力量。平心而论,这部戏里毛泽东和毛泽覃的形象都是真实可信的,但相比较而言,没有毛泽民的形象精彩。毛泽东的形象缺乏成长性,没有超越以前同类题材的作品;毛泽覃的性格特征流于表面化,剧中过于强调他的急躁和冲动,而忽视了人物应有的丰富性。

不过,这部戏最难处理的地方,是毛泽东和杨开慧、贺子珍之间的关系。以前的作品在这个问题上大多采取虚写的办法,《毛泽东三兄弟》却采取实写的办法,而且是浓墨重彩地写,这除了需要秉持正确的历史观之外,还需要一点艺术的勇气。可以这样讲,《毛泽东三兄弟》的创作团队对于敏感历史事件的把握很准确,很巧妙,也很有智慧,没有刻意美化领袖,没有过度的理想化,既尊重历史,又写出了特定历史条件和戏剧情境下人物的复杂心理和微妙关系。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克罗齐语),意指历史的本质是人的思想、精神,但如果生硬地让史实适应现实的情势和理念,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历史的精神。我们在电视剧创作中所能做到的,就是用艺术的方式挖掘出人物行为背后的动机,通过史料的剪裁和取舍,对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给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三兄弟》无疑是成功的。

如果说这部戏有什么让人不太满足的地方,就是盛世才这个形象比较苍白。剧中的盛世才动不动就发脾气,不像是一个政治家,而且从一开始就把他写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这种处理方式也有脸谱化之嫌,对于盛世才与毛泽民的关系,新疆方面与苏共、中共、国民党方面的关系,处理上失之于简单。比如毛泽民就义前,盛世才请毛泽民吃饭那场戏,毛泽民从容淡定,而盛世才只会大喊大叫。但是盛世才究竟为什么要请毛泽民吃饭,听毛泽民讲一番革命道理,而他听得那么认真?其中的动机不甚清楚,所以,那场戏感觉像是创作者主观安排的,而不是历史上必然会发生的。就史实来看,当时,毛泽民对盛世才有清醒的认识,对新疆的形势有担忧,跟党中央代表陈潭秋也有分歧,但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必须服从组织、服从大局,对此,他是有矛盾的,在革命大义面前,他又是十分坚定的,所以,他的内心会产生强烈的冲突,这样,他的舍生取义才具有震撼力。反观盛世才这个人物,他的言行与思想存在着极其强烈的反差,在现实中便会极力弥补、调和这种反差,而且,他本人肯定是真心诚意地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正确,这样,人物才显得真实可信。换句话说,他身上的精神力量必须足够强大,才能真正与毛泽民产生戏剧冲突。

实际上,如何处理好盛世才这个形象,是真正考验艺术功力的地方。几十年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最近几年解密的档案、包括盛世才本人回忆录在内的文献资料已经提供了充分的准备,剧中现有的素材也提供了可以深入开掘的空间,这里所要求于创作者的,就是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真正写出人的复杂性和历史的复杂性。然而,最后呈现在作品中的盛世才仅仅是一个类型化的反面角色,没有成为一个血肉丰满、令人难忘的形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