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疾病与药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无法绕开的一个话题。它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切迫的祛东亚病夫之污名化的努力，更加是中国现代性内涵的深刻隐喻。疾病意味着衰败、落后和薄弱，而药则是对此的革新、扭转和自强。在鲁迅题为《药》的振聋发聩的小说中，所谓的现代科学之“药”从未出场，代之为核心意象的则是象征着愚昧与麻木的“人血馒头”，革命者的血饲着衰败的古国身体，却无能为力的回天乏术。而在这篇小说中，“次要人物”夏瑜的理念和行动则构成“药”的另一内涵——革命，然而在混沌未明的改朝换代的曙光之季，它同样显得脆弱而曲高和寡。鲁迅的大悲痛在于真正之“药”在中国历史中的缺席，而可披荆斩棘开创新天的另一味革命之“药”同样挫折重重，前途茫茫。然而对于鲁迅而言，夏瑜坟头的白花的设置透露出他绝望之中的信心，他所预见的，是细流成海的可能，病虽顽固，然则绝非不可医治。

正如鲁迅在绝望中所预见的，革命之“药”与现代之“药”终于在二十世纪中国的艰难困苦中玉汝于成，在这个布满弹孔和血泪的“革命世纪”，中国终于没有在疾病和创痛中一蹶不振，而是历经了破茧而出的荣耀。久病成医，东方巨龙在醒来之前，它的药品列表中已然不可计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激进主义、改良主义、专制主义、自由主义、科学主义、民粹主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今天，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军事能力、文化能力等综合国力亦为八方列强所不敢小觑，看似已然经过了“治病”之阶段而可进阶“养生”之时期了——国学热与大众文化沸腾等事实或可能正是如此发生的。在此背景之下，张炜近期推出新作长篇小说《独药师》，关于疾病和药，关于养生和革命等主题，被这位雄心勃勃的作家再次带入人们的视野。这部小说的时代背景设置与鲁迅之《药》相差无几，然则其旨趣与心意及愤怒或绝望之对象，已大有不同。

《独药师》从中国传统养生术和教会西医院的冲突开场。当麒麟医院进入半岛，“一袭长衫”与“西装革履”的对决也就不可避免，当地传统养生的内部派别将化敌为友，共进同退。然而，半岛的独药师第六代传人季昨非与走火入魔般的养生家邱琪芝终于无法同心共气，而革命构成了二者分歧的中心。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中国正经历着“几千年未曾遭逢的变局”，生逢乱世，安身立命的根基需重新打量。邱琪芝力主养生，古往今来的乱世莫不如此，在他看来，养生是比革命“更大的事情”，生死事大，关乎永恒；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邱琪芝的这一架空了社会意义的“永恒”是虚幻的。生死固然事大，然而人生在世，如何生才事关大体，徐竟等革命者是这一观点的代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邱琪芝关乎养生的本体论依据在于“成仙”，而徐竟等人关于革命的本体论依据在于“人固有一死”。“成仙”意味着永生，养生则是永生的护法，而人若“固有一死”，显然“活法”至关重要，而非如何才能不死。养生是个人之事，而革命则关乎大众。季昨非摇摆于这二者之间，不能决断。

邱琪芝是季昨非“无私无欲的导师”，而徐竟是季昨非“将性命置之度外”的兄长，他们对这位第六代独药师而言都影响甚大。季昨非背负着相信“没有比死再荒谬的事情了”的父亲的早亡与其作为革命支持者的尬尴，肩扛着作为季府家业传承与产业管理的重任，一方面试图在养生术上不断精进，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与革命血肉相连。对于他而言，关于安身立命的打量和确立是矛盾而复杂的，迟迟无法锚定自己在时代中的位置，风雨飘摇。而此时得于邱琪芝的助推或陷害，他陷入了男女情欲之泥沼之中。令人厌恶的鹦鹉嘴的女人取走了他的童贞，而此后有玉米香气的酒窝女子白菊令他不能自拔，身边人朱兰以母亲般的赠予让他沉迷其中，终于一次醒悟后的闭关三年和因此而生的齿疾，让他在麒麟医院就医的不得已中竟然遇到了笃信基督的医助陶文贝，一个几乎完美无瑕的女子，从此展开了终生的追求，一发而不可收拾，终于在革命的“决战”的炮火声中执子之手。这一系列的情爱过程伴随着他的迷惘和求索，最终，他相信，乱世之中最可珍惜之事，并非养生，亦非革命，而是那以全部生命作为投入的爱情——“爱是生命。乱世之爱尤其如此。”

张炜的《独药师》与鲁迅的《药》分享了相同的核心意象——“药”，然而张炜的“药”强调的乃是“独药”。季府祖传的药方由季昨非独自传承与配置；而对于邱琪芝而言，养生同样为一味独药，养生与革命不可兼得；对于徐竟和王保鹤等革命者，他们的信念不尽相同，比如徐竟信赖激进主义而王保鹤力倡改良主义，然而对于他们而言，无论暴力革命还是人心教化在绝大多数时刻都是独药；佛教之于朱兰或者基督教之于陶文贝，亦为独药，可共交流不可共分享；教会西医院与传统养生派亦是如此，手术做的事和药丸做的事乃各自信赖和依凭各自的体系。正如张炜所言：“小说主人公的身份是‘独药师’。书中人物对救世的‘独方’当然有不同的看法，如革命者徐竟认为当时社会上只有一位‘独药师’，他就是孙文（孙中山）。而已经西化的女子陶文贝、虔诚的佛教徒朱兰、非暴力主义者王保鹤等等，可能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独药师’吧。”“独药”之“独”首先为张炜与鲁迅不同之处，如果说鲁迅自己已然便是一位“独药师”或者进化论、启蒙主义乃是鲁迅的“独药师”，那么张炜显然站在一个更加超然的位置来看待多元的世界和驳杂的分歧。

关于疾病与药，关于养生与革命，二十世纪产生了无意穷尽的分歧和争论。前者衍生出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争论，启蒙主义与民粹主义的争论等等；而后者则流淌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争论，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等等，不一而足。而这些争论在不同程度上都得到了《独药师》的文学再现，不同的主张灌注在人物的性格、行动、情感等方方面面。张炜刻意对任何一味“独药”都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在一种冷静和节制的叙事中保持着历史化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小说的形式上另外提供了“楔子”和“附录”作为支持。“楔子”指明这部小说的主干部分乃是档案员“我”发现的史料的整理，这是正文之记录的客观性之保障；而“附录”则以剧中人物管家的手记的视角补全了这部小说剩余缝隙，并掺入真实历史人物“混淆视听”，而叙事人声音则仿若太史公曰之口吻。张炜的这样一种策略一方面是今天这个倡导多元文化和理性主义的时代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正在于向这个多元文化和理性主义的时代开炮，而张炜的弹药恰恰来自于掩盖在这部小说冷静而克制的叙事策略下的冲动和大欲，而这种冲动和大欲相比于客观理性的记录，则来自于一种更大的历史真实，而任何历史真实只能是当代现实中的真实。

《独药师》背景宏大，头绪纷繁，然而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动作，或许是“追求”。徐竟对于革命的追求，邱琪芝对于长生的追求，朱兰对于佛教的追求，季昨非对于陶文贝的追求，等等。纵观这些追求，无一苟且，无一动摇，没有任何情感的夸张，更加不夹杂任何懦弱自欺的半途而退。这是一种认真、投入、为了一种精神高度或者信仰决心的追求，一种为理想生活方式立名立法、为一种价值立场殒身不恤的追求。在我看来，《独药师》最大的历史真实则正来自于这样一种浓烈而不可思议的追求的这个动作，它的真实性的基础来自于它在当代社会的极度匮乏和被不可理喻的贬低。在这部小说的最开始，张炜是将《独药师》这部书题赠给“那些倔强的心灵”的，这位上世纪八十年代出道以来便标榜人文价值和精神追求的作家在他的花甲之年依然故我。在他看来，今天这个时代，是多元主义的，太多元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太理性主义的，在这样的实证主义泛滥物质主义横行的世界中，人们迷失了自我，在纷乱的所谓多元选择中丧失了自己的根基，在虚假的所谓快乐的物质大海中理性的选择了非理性。

张炜说：“在半岛上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为了改变一个时代、为了重新设计的理想的生活，一部分人可以投入自己仅有一次的宝贵生命，不惜牺牲自己，这是多么惊人的事实……除了牺牲，还有浓烈的爱情和深刻的仁善，是这些人类最宝贵的情感和品质……一个拼命追逐物质的时代会有那么多深刻的、遍地丛生的爱情和仁善？这是不太可能。”在那牺牲、爱情和仁善背后，是一种自由而奔放的献身般的追求的冲动和大欲，今天，追求的动作依然真实，然而追求的对象已经天翻地覆。对于这样的窒息理想主义可能性的现实，张炜的愤怒抑或绝望绝不亚于鲁迅在《药》中对于愚弱的国民的哀其不幸与怒其不争。可贵的是无论是鲁迅还是张炜，都将这种愤怒或者绝望节制和巧妙的灌注到文学叙事的肉身之中，使其绽出打动人心的美学力量和人性回响。布鲁姆曾在《西方正典》中将晚近之时代冠名为混乱时代，张炜则以另外一个乱世中的坚韧不屈的追求者的群像来批判也激励着眼下的这个乱世。精神世界的乱世并不比现实世界中的乱世更可以掉以轻心，对精神世界的整肃和清洁责无旁贷，或许，这便是张炜自己所捧上的一味“独药”吧。

（作者石磊，博士，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