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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叙事学引进中国。作为一种新型的文本理论，在当时，叙事学引起国内学者对它的关注与重视，尤其是在文学批评领域的研究与运用，引发了中国文坛对小说文本研究的重视。那么，如何选取具有代表意义的中国文本，并以此为中介传播与建设中国的叙事经验，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王彬在这一方面做了极好的表率。他在1998年出版的《红楼梦叙事》，将西方叙事学的理论与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小说《红楼梦》进行对接，进而阐释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特色，不仅对建设当下中国特色的小说理论具有一定价值，而且对叙事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出版以后，在学界内反映颇好，探寻此书者不断。2013年王彬对此书进行了修订，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再版，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漫溢话语

王彬认为，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源于书场。叙述者即说话人。从话本到拟话本，叙述者也经历了一个说话的与拟说话的身份变迁。明末以后，文人开始登场，从而不可避免地将作者的人格修养与语言风格带入他们的作品。《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具有极高的天赋与文学修养，因此他在《红楼梦》的叙述话语上追求独特的个人风格，汲取了古代散文的不少笔法，或者说是以散文的笔法进行叙述，并且出现了话语漫溢现象。他认为，话语既可以传达内容也可以疏离故事。前者相对本文内容是客观载体，只要传达了内容，便可以登岸舍筏；后者只满足于话语自身，对情节与人物采取一种疏远的姿态，王彬站在中西小说发展史的高度，分析了话语自身的独立对小说文体发展的重要意义。话语并非只是为了讲故事而存在的，话语会时常从故事中“漫溢”出来，以往的红学家一般都没有注意到中国古典小说中的这种“话语狂欢”，而《红楼梦叙事》则对此进行了极为精细的分析，为《红楼梦》的叙事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这样狂欢式的话语王彬称为“漫溢话语”。

他认为小说不是故事，小说与故事的区别在于话语。没有话语便没有小说。对于故事来说，漫溢话语自然是一种浪费，而对于小说来说，漫溢话语却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当叙述话语不以传达内容为惟一宗旨时，叙述话语便获得了自觉性。进一步，当叙述话语完全放弃了传达内容的功能，只沾沾自喜于自身价值，话语便形成枝蔓而疯长开来，进而成为叙事“奢侈”。小说的艺术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漫溢话语。

动力元

王彬认为，英语中的theme在汉语中译为主题，而motif则被译作母题，然而theme其实并不完全等同于我们汉语语境中的所谓“主题思想”，而motif更兼有动力、动机之意。母题是情节的最小单位，直接构成了故事与人物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王彬在《红楼梦叙事》中认为把motif译为“动力元”，应该说是更为贴切。“动力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叙述者动力元”，即由叙述者出面讲述来推动情节；另一种是“人物动力元”，即叙述者隐退，由文本中的人物来推动情节发展。

任何一篇叙事作品，都离不开动力元。《红楼梦叙事》从叙述者动力元与人物动力元两个方面，分析推动《红楼梦》情节发展变异的因素。不仅于此，王彬进一步将动力元划分为：动力元、次动力元、辅助动力元与非动力元，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动力系统。以此为指针，他对中西小说发展，文体特征变化进行了概要的阐述。他认为，动力元类型的发展与变化，是同小说演变相联系的。从小说的发展史看，情节、性格、氛围，是构成小说的基本要素。对这三个基本要素的不同侧重，既是小说的发展，也是动力元不同类型的转移与变化。在中国，早期的古典白话小说，都是以情节为重，尤其是公案与演义小说，故而表现在动力元上，因果联系紧密，动力元多而次动力元以下者甚少，情节变化大而叙述快捷。中西小说发展史证明，不同的动力因素决定不同的小说文体特征。叙述者与人物动力元的消长变异，规范了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区别。

叙述者决定小说形态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叙述者是小说的核心。《红楼梦叙事》指出，叙述者的变化决定小说的叙事特征。有何种形态的叙述者，便有何种形态的文本。《红楼梦》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学之林中的参天大树，很大的原因在于叙述者的超前形态，从而为叙述者与小说的文本特征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宝贵实例。

在《红楼梦》中，叙述者不是单数而是复数，虚构了一系列的叙述者和转述者，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叙述集团”，即：1.“顽石”（自称“蠢物”）；2.空空道人，手稿的抄录者；3.吴玉峰，改《情僧录》为《红楼梦》；4.孔梅溪，改书名为《风月宝鉴》；5.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6.脂砚斋，抄阅、再评，复改回书名《石头记》。这个复杂的叙述集团构成了一个具有超叙述结构的叙事文本。

在中国古典小说系统里，分文言与白话两支。文言小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继承了史传观点，以历史真实自居，因此，在这一类小说中，往往在篇末注明出处，某人讲、某人录，甚至注明听众、时间、地点、著录者与叙述者的姓名，从而易于形成超叙述结构；而白话小说起源于书场（俗讲和民间），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都保留了拟书场格局，侧重娱乐，难以形成叙述者分剥，也就不会行成超叙述结构。

《红楼梦》在白话小说的叙述模式中引进了文言小说的超叙述结构，从而开创了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叙述者从单一解构为复杂，提供了一条清晰的通道。小说形态的发展与变化，归根结底是叙述者的变化。叙述者的形态发生了变化，其文本必然发生变化。以叙述者做切口从而颠覆小说的叙述模式，是作家的基本手段，这是一个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真理。

由叙述者出发，王彬进而指出《红楼梦》叙述者前后的变化。前八十回，叙述者是“顽石”，每当重大关节顽石都要显身出现，比如第十八回元春省亲，顽石便两次现身出来发表议论与慨叹。八十回以后，顽石就再也没有出现，而改为说书人了。这就说明，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是不同作者，后四十回的作者不懂前八十回作者的叙事方法。这样，王彬便对《红楼梦》的续写问题，进行了现代阐释，进一步阐明了《红楼梦》的文本特征。

为当代文学提供支持

王彬认为：《红楼梦》作为中国小说的经典，无论是在思想还是在叙述层面上，依旧与中国当下小说保持着密切联系，研讨它的叙事方法，必将为当下的小说提供叙事支持，他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派小说，对小说的叙述方式进行探索，马原是代表之一。他在小说《虚构》中采取了把作者、叙述者与人物嫁接的叙述方法。有评论家说，这是马原向西方小说家学习的结果。但是，事情并不那么单纯，马原小说的源头，在《红楼梦》中已经出现，叙述者早已解构为作者：

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叙述者是小说的核心。但是，叙述者不是固定、一成不变的。小说的实践者总是尝试对叙述者进行各式各样的解构，试图以此为出发点而对小说的艺术形式进行探索与更新。《红楼梦》也是如此，《红楼梦》的尝试，相对西方至少提前了100年。

王彬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国当下的小说创作中，自由直接话语与亚自由直接话语呈现一种流行趋势。自由直接话语属于转述语。转述语有四种形式，即：直接话语、间接话语、自由间接话语与自由直接话语。比如——“他沉吟了一会，我明天一定去”，便是自由直接话语。这里的转述语——“我明天一定去”之前，既无动词，也无叙述标记。但是，在转述语中却出现了第一人称。这样的转述语，在我国明清小说中，也不乏其例。《红楼梦》第四十六回，贾赦看上了贾母的丫鬟鸳鸯，想纳其为妾，鸳鸯不同意，但她的哥哥与嫂子认可并劝说鸳鸯，鸳鸯于是拉了她嫂子到贾母跟前跪下：

一行哭，一行说。把邢夫人怎么来说，园子里她嫂子又如何说，今儿她哥哥又如何说，因为不依，方才大老爷索性说我恋着宝玉，不然要等着往外聘。我到天上，这一辈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终究要报仇。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一辈子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

没有任何过渡与叙述标记，叙述者突然改变身份，从叙述者的口吻转变为人物的直接声音。 这就是说，《红楼梦》的叙述方式与当下小说依然保持着联系而为当下的中国小说提供支持。

多年来，关于文学理论的本土化问题始终纠结于中国当下文坛，为此有人提出“中西转化”，也有人提出“古今转化”，《红楼梦叙事》便是这个语境下的优秀产物。王彬的这部著作，用现代叙事学的方法，对《红楼梦》的文本进行了深邃与精微分析，并以其为载体，揭示了中国小说与域外小说的共性与殊性，不仅梳理出了中国小说的叙事经验，而且为叙事学提供了新的有深度和有价值的理论探索，《红楼梦叙事》的价值与意义就在这里吧！

（《红楼梦叙事》，王彬著，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