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炜的新作《独药师》，讲述了一个关于独药师世家第六代传人季昨非如何在民国的乱世中摇摆于寻求长生、追求爱情、支持革命三条人生道路之间的故事。

这其中最吸引人的当属寻求长生。从“独药师”这一特殊对象的选择上，我察觉到严肃文学与类型文学相互交融的可能，在故事的开端，我甚至幻想自己能够目睹一次真实的长生不老，窥视到某些只属于民间的奥秘。这种奥秘与莫言、贾平凹那种一望便知真伪的民间传奇不同，它们应该更贴近那种自成逻辑、略带神秘乃至邪性但却被主流叙述掩盖的真实。“独药师”这个生僻的名词以及作者交待的仿佛确有其事的尘封档案，使长生蒙上了一层神秘而又真实的色彩。

然而从我们一贯对长生与修仙的想象出发，小说无论是对“独药师”这个特殊的群体，还是对追求长生的具体修炼方式的交待，都是平平无奇的。除了一剂可得长生、但从未体现出药效也未披露制法的“独方”之外，独药师的功课只是“吐纳”、“餐饮”、“膳食”、“遥思”而已，“吐纳”、“膳食”无需多言，所谓“餐饮”指的是修炼者看待世间万物时采取的眼神，所谓“遥思”则是依托于读书之上，一种有节制的想象性活动。

从《柏慧》、《九月寓言》、《古船》等作品一路走来，我深知让这样一位极具典型性的严肃作家像许多类型小说写手那样，去对着一个明显脱离现实的东西故弄玄虚，是不太可能的。因此也可以说在对作者以及中国当代严肃文学有一定的了解之后，就能预想到“独药师”的事业必然不会有什么确切的成果，即使小说从第三页开始就出现了“世上再也没有比死更荒谬的事情了，这种事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但要不犯错才行” （第3页）这句话。

如果已知不能“长生”，《独药师》主人公季昨非则不过是个兼具道士与地主身份的普通人而已，那么张炜先生又为什么把“长生”和“独药师”放在文本最显要的位置上？

在我看来，作家对长生问题的选择，大概因为长生不老既是人类社会中长存不灭的渴望，也折射着人们的现实焦虑。常识告诉我们，永生是荒谬的，所以探讨不死之道总是局限在玄幻、科幻小说中。而追求长生的动机、长生可能为人们认识世界带来的变化则是严肃文学有责任处理的问题，与长生本身能否在当下实现关系不大。其动机背后包含着人们对现实的依恋与不满，而变化背后牵涉的则是人们面对现实立场的转变——比如《独药师》中自认可以得长生的邱琪芝，就认为在无限的历史面前，企图以一场暴力革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近乎愚蠢，人们拥抱爱情也只是为了确证这种情感终将成为累赘。

虽然长生看似虚无缥缈，仿佛是类型小说才青睐的选题，但实际上故事将以“追求长生”为宿命的季府第六代传人放置在各种矛盾的中心，并且书写包括他在内多个角色在私人与社会生活方面的抉择时，作者处理的却是关乎历史与现实、群体与个人的重要问题。季昨非在养生方面的导师邱琪芝自称已经活了一百四十多年并且将得到永生（虽然最终弥留之际他承认自己只有一百一十多岁，但通过作者对其皮肤、神态的描写，此人已大有超越自然法则之势），认为暴力革命不值一哂，但当最心仪的小徒弟因参与革命身陷囹圄时，邱琪芝还是舍身搭救最终中枪身亡。邱琪芝的命运象征着即便一个人的肉体可以超脱一切世俗关系的束缚，但根植其中的人性带来的个人情感，还是会将个体拉入到群体性的革命活动之中。通过邱琪芝的命运，作者并没局限于经济、社会等层面的分析，而是从一种只有文学才能表现的极端状态中，肯定了革命发生的必然性。

如果说人性在邱琪芝身上显得隐秘而又节制，那么在季昨非身上那种精神与肉体上的渴望则无处不在、躁动不安。季一度沉迷于两性关系难以自拔，他在婚前的三个性对象都有着耐人寻味的身份：第一个女人绰号“鹦鹉嘴”，“奇大的黑色乳房”、“门板一样宽，石碾一样圆，泛着古铜色的身躯后影”（第40、41页）赋予了这个角色以生殖崇拜的味道和某种妖魔化的特征；第二个女人白菊则有明显的“聊斋”味道，来历与去向成谜，不会言语，有着老虎一般宽阔的额头与极其妩媚的酒窝，同一众风尘女子居住在神秘的小白花胡同中，每当季昨非在此消磨数天，元气就会受到致命的消耗；第三个女人朱兰笃信佛教，端庄美丽、温柔坚强，在外表与性格上都满足了男性对理想女性的幻想，对季而言朱兰身兼母亲与挚友的角色，即便季转投别人怀抱朱兰亦不怨不怒，并给予支持。顺带一提，虽然《独药师》处理了颇多肉体与精神上的欲望，但张炜的笔触典雅节制，在新时代以来颇多处理爱情与欲望的小说中显得难能可贵。最终季选择了身兼基督徒与新式女性特征的陶文贝作为妻子，某种程度上男主角与这四名女性，就是五个迥异的文化符号，作者不止一次强调季的身上有种“小公马的味儿”（第263页），引导这几种文化产生碰撞交融的正是这种属于前文化的原欲。

而季昨非在半岛的革命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几乎同样由这种原欲主导，而与革命本身的高尚目的关联有限。他多次藏匿“乱党”，一半因为对义兄徐竟的手足之情，一半出于他渴望以此为由多接触陶文贝。而他为革命者金水刺杀清朝道员顶罪，则只是因为他想向陶文贝以死明志，让自己获得一种罗曼蒂克式的英雄色彩。在几篇创作谈中，作家张炜首先强调的都是由故事中徐竟等革命者形象体现出来的小说与历史的互文关系，在《独药师》中，以“长生”为契机，“革命”的动机变得非常复杂。革命既因与人的本性相纠缠体现出历史角度的必然性，又因类似邱琪芝、季昨非等人并非“为革命而参与革命”，体现出个人生命角度的偶然性色彩。即便是作者最推崇的革命者徐竟——以历史人物徐镜心为原型塑造的人物——也在高谈革命理想时出现了类似性欲冲动般的生理反应。由此观之，在这部有关长生的书中，张炜给予革命完全不同于正统历史书的解释。就像威廉·H·布兰查德在《革命道德: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一书中展示的，革命中有对于理想、正义的追求，但其中也掺杂着很多与之背道而驰但却暗合个体无意识的东西。

《独药师》内部蕴藏着复杂的辩证关系。在独善其身的条件下，追求长生象征压抑欲望，追求爱情象征满足欲望；对季昨非而言革命因提供了追求爱情的条件而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满足欲望，又因导致不能独善其身而意味着压抑欲望。三者形成的三角结构包含着个人与群体、满足与压抑的复杂对立统一。作者将这些相生相克的元素错落有致地置于同一个舞台，一如季昨非在配制丹丸时根据情况不断做出“加减”。贯穿全文的那剂可得长生的“独方”究竟是什么？也许作者希望我们沿着长生、爱情、革命这三条交叉小径，从更广阔的历史与现实中寻找答案。

（作者刘诗宇，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