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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尘封在档案馆的秘卷记载了一个显赫家族的一段历史，而这段历史恰好落在时代的节点上。这个家族显赫的原因，不是因为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富可敌国的财富，而是他们掌握着生命长度的奥义。主人公季昨非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家族里。成为新一代家族主人的他在纷繁复杂的乱世中，不断推敲养生的义理，并在生死界限间超越了死亡的恐惧。

一、生于乱世：纷繁冲突下的历史现场

《独药师》的故事发生在辛亥革命的胶东半岛上。从时间上说那是时代更迭的节点，从空间上讲那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现场。一言蔽之：末世、乱世。在这样一副末世图景和乱世历史中，张炜以独药师在时代洪流中的碰撞，展开自己对历史的理解，阐发自己的道德立场和价值取向。

胶东半岛的季府历史悠久，以独药师著称。季府的每一代主人都被尊称为“老爷”。自上一代老爷，即主人公季昨非的父亲开始，季府开办实业，并继续着养生的钻研。某个意义上说，季府在半岛扮演着政府与军队以外的“第三角色”。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执行任务，而季府则以资本提供基础运作。军队以杀伐的方式结束生命，季府的独药师则不断调配丹方突破生命规律的限度。正因为季府几乎成了半岛的心脏，所以它才不可避免地卷入革命的浪潮中，甚至说，它是时代诸多冲突的缩影，折射了民间资本面对不同政治权力与现代性进程时需要思考的抉择。“季府则有几百年历史，已是半岛上苍黑沉重的存在，像一头苍老的大象。这头大象卧在那儿痛苦地喘息着，但就是不死。”（第29页）

作为季府老爷，季昨非首先面对的是本土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一向尊师重道、恪守传统的季昨非，在面对西方文明和现代技术的时候，表现得既固执又自卑。他费解，父亲当年是否因为长期料理实业的缘故，西洋奇巧的应用多多少少改变了他的仪态。他不甘，几乎所有头面人物都将孩子送入洋学堂，生病则去西医院（麒麟医院）。传统书塾与洋学堂，季府药局与西医院，一开始在季昨非那里并不是本土与外来的区别，而是是与非、正与邪的对立。随着季昨非经历的不断增长，在闭关修炼后牙痛得所有传统办法都无法治疗之后，他屈尊去了“魔鬼的地盘”麒麟医院求医。在革命党的人身负重伤且命不久矣的时候，他请来急救的是麒麟医院的医生。在他一度颠簸在纵欲与禁欲、沉沦与修身的时候，他爱上的是在西洋教会文化中长大并在麒麟医院工作的陶文贝。当麒麟医院的院长因为过劳眩晕但西医技术无法缓解的时候，季府药局的传统治疗帮他渡过难关。在这一切的冲突之中，季昨非看见了融合，并亲历了这种融合。他由一个冒进、偏执甚至略显无能的公子哥儿，转变为一位在历史脊梁上辨别出本土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分水岭的老爷，修炼成一位懂得如何跟欲望打交道的独药师。

乱世之中，唯有养生。然而，即便在诸多冲突中成长起来，当面对保守还是革命，养生还是杀伐的时候，当面对生命去留的时候，独药师季昨非依然给不了自己一个明确的答案。清庭无能，革命不得不诉诸于暴力，那是一个以杀伐生命来推进文明的特殊时期，它背后指涉的，往往不是是非、对错、得失可以简单判定的。身陷囹圄后重获新生，相逢不久痛失兄长，季昨非最终还是以一种中和的方式来对待历史造成的难题：不投身到杀伐的革命，却恪守独药师的信条守候革命的成功。这不禁让人回想起三十年前，作者张炜曾谈道：“前进时，有时一部分人难免要作出牺牲，但如果恃强凌弱，那就让人愤怒了。”（张炜，《为了葡萄园的明天》，原载中篇小说选刊，1985年第1期）。这也许就是《独药师》里季昨非在最后仍然会认可革命的原因。

在乱世的诸多冲突中，季昨非终于领悟到祖父的智慧：从祖父那一代开始，在养生丹方中去金石而存草木，因为金石刚倔，草木柔和。

二、身置义理：修持法则下的身体言说

无论是作为物品的丹药，还是作为行为的养生，它们的功能所作用的对象都是身体，都是为了更持久地维系人类肉身的有机运作以及剔除、减灭这个有机体所出现的偏差或弥补其错漏。饶有意味的是，《独药师》虽是从一卷档案馆的尘封秘史中打开历史，张炜却没有利用读者的猎奇心态和消费他们的窥秘欲望，他没有把过多的笔墨放在一些玄幻小说中所细致描摹的诡谲偏方、灵丹妙药上，也没有借助感官化的书写将焦点聚于修炼的具体动作。在小说中，独药师并不像大众印象中那些民间方士那样狂热地追求秘方和研制丹药，相反，他们秉持着一套悠久而明确的道德律令去进行修持。

布尔迪厄等认为，身体是意义的生产者，身体在社会发展中被延伸为形式的存在。而在《独药师》主人公季昨非那里，人的身体被延伸为一份需要究其一生去阐释的文本，独药师借助身体进行一套合乎道德规训的话语生产。甚至说，身体本身就是传统，养生几乎等同于养身。在这过程中，修持是唯一的途径。人的身体，经由附以丹药的修持，最终纳入到一套完整的道德体系当中，转换成独特的话语系统——那些存柔和而去刚倔的中和之力，那些关于遏制个体欲望还是疏导过剩欲望的思考，那些时代裂变环境下拯救与杀伐的抉择。

小说用不少具体的篇章阐述了这套身体言说。父亲曾经的好友邱琪芝引导季昨非修炼的时候，提出了“气息”、“目色”、“膳食”和“遥思”这四个以身体为中心的表意范畴。“气息”是吐纳气理、静坐休养，以气的贯顺来达到器官之间的协调。季昨非在遇到身体欲望汹涌不可止的时候，在面对革命的生死杀戮的时候，会通过“气息”将身体从欲望与义理、拯救与杀伐的混沌中抽离出来，重新定义肉身在精神空间的位置。“目色”是人与外部世界的对照过程，意为人要谦卑方能与万事万物取得联系，切忌用力过猛。紧接的“膳食”呼应着“目色”，是行饮食之名，求“柔和”之实，正如每样食材在食用之前都要去其“刚倔”。最艰涩的是“遥思”，邱琪芝的解释只有一句话：“心思走远了。”这里的“远”，就是心思存在的距离，这距离不由意志遣送所造成——心之所及，身之所至，“遥思”是柏拉图观念中的理式般的存在。

季昨非在参透这四个范畴的时候，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定位欲望在生命中的位置。对于身体欲望，是疏还是堵，是压制还是变通，随着经历的增长，他为自己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小白花胡同隐喻着疏导欲望甚至纵容欲望，炼丹阁楼隐喻着禁欲、静修。欲望的扬与抑、疏与堵，不仅直接跟养生的效果联系在一起，更直接参与到身体背后的那套话语系统的秩序编排当中。本来，炼丹研药是为了让肉身突破惯常生物规律的限制，改写寿命的阈值，而在季府的独药师那里，修持是一场关于欲望的自我拷问。

如此一来，独药师所修持的身体不再是简单的生物有机体，而是文化塑造的客体，甚至说，是一套严谨的言说系统。与其说独药师追求长生不老，不如说他们是借助于身体从事话语生产，建立起一套身体运作规律和道德体系。对于这样的一种言说化的身体，知觉现象学的创始人梅洛·庞蒂曾以“一个自发的力量综合、一个身体空间性、一个身体整体和一个身体意向性”来概括这样的一种文化塑造的客体。

三、死之恐惧：向死而生的心理超越

独药师的职能是阻止生命终结，季昨非父亲临终前也说道“死是一件荒谬的事情”。因为死亡意味着养生的失败和修持的终结，意味着这套以身体来进行表述的话语系统的崩溃坍塌。可以说，死亡以及导致死亡的诸种因素是独药师毕生的宿敌——因为要研制长生的秘方，他们是最迫切地直面死亡的人；又因为他们担心死亡所带来的耻辱会令修持湮灭，他们其实也是最恐惧死亡的人。厄内斯特·贝克尔曾在《反抗死亡》中引述精神分析学家吉尔伯格的观点：“在深处险境时的不安全感后面，在懦弱和压抑感后面，永远潜伏着基本的死亡恐惧。它的存在经得起最缜密的推敲，它通过许多非直接的方式表明自己，没有人能够摆脱死亡恐惧。”（厄内斯特·贝克尔，《反抗死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18）面对死亡的恐惧，贝克尔总结出两种常见的途径：对死亡恐惧的潜抑和对死亡恐惧的超越。反观《独药师》，季昨非无时无刻都被直接或间接的死亡恐惧所影响。这成了他进行修持的阻力，当然也是他超越自己的动力。

面对死亡的恐惧，季昨非曾经选择潜藏和抑制。他在日常生活中维持着必要的精神努力，时刻处于警惕状态。小说里多次提到“犯错”一词。“犯错”代表着这套通过身体来言说的道德话语所遭受的秩序混乱。季府的两位最长寿的先人因为终身没有犯错，最后仙化了（但邱琪芝则说他们是因为女人而犯错）；父亲因为犯错，只活了七十四岁，成为了家族之耻；季昨非自己也一直尽力恪守独药师的根柢和义理，尽量避免犯错，却无可避免地在欲望的两端颠簸徘徊。因此，在大是大非面前，季昨非会因为“犯错”这个概念而踟蹰不前，认为“犯错”是导致修持失道的根本原因，是导致早逝和死亡的直接凶手，是毁掉独药师的终极解释。而在跟欲望有关的细枝末节面前，季昨非则艰难地抑制自己的欲望。他既试过在小白花胡同里放纵情欲，也试过修好阁楼闭关三年。不管是放纵还是闭关，都是死亡的恐惧所带给季昨非的应激反应。季昨非的师傅邱琪芝就说过：“那颗平常心，一天未能生出，也就一天不成。少年用情，女子怀春，这里说的全是凡人啊。可你生来就不想做个凡人。”

在经历过本土与西方碰撞、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保守与革命的抉择、养生与杀伐的反思之后，季昨非似乎领悟到“金石峻急，木石淡然”的中和之道。渐渐地，他学着用超越死亡恐惧的方式面对死亡。从心理上看，这种超越，在贝克尔那里叫“英雄主义”，在弗洛伊德那里是心理防御机制中的移情，在弗洛姆那里是选择一个对象投射爱情、理智、勇气等从而到强大、智慧、勇敢、安全。（厄内斯特·贝克尔，《反抗死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165）毫无疑问，最终使得季昨非实现这样转变的，是妻子陶文贝。在追求陶文贝的过程中，季昨非把生活重心全部转移到爱情上，世俗的爱恋、个体的欲望和换位的思考，使得季昨非从独药师这个身份中抽离出来，切切实实地成为血肉丰满的凡人——他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对于张炜来说，这或许就是他多次言及的“爱力”。在《独药师》中，“爱力”一词就直接地出现过：

“这完全是因为深不可测的爱力，是神秘的冲动。”（第151页）

“是的，我很少这样信心满满。但我知道它来自不可抗拒的爱力，它已经驻在心中。”（第198页）

“爱力”实现了季昨非由奉道之人到世俗中人的英雄主义救赎，提供了弗洛伊德式的移情，也触及了弗洛姆说的强大勇敢。其实，早在20年前，张炜就在《写作<柏慧>、<家族>随感》中专门谈到“爱力”。（黄轶，《张炜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36页）他没有给“爱力”作出明确的概念厘定，但归纳了它所指述的内容：它是深刻而强烈地感受美好与善意的能力，寄之以心灵而诉诸于时间。它受一切良好的心意和美丽的愿望所驱动，抵挡死亡的无望和悲凉的心绪。不难发现，《独药师》中季昨非对死亡恐惧的体验，以及他超越死亡恐惧的思考，俨然就是张炜本人对死亡和爱力之间的个人见解。

四、结 语

生存的赋意、身体的转喻和死亡的超越，贯穿了整部《独药师》。与其说它是一部充满象征和隐喻的民间寓言，不如说那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碰撞时的个人史。在这个意义上，《独药师》封底所宣传的“充满象征与隐喻”，其实是有商榷空间的。对于很多读者而言，小说中一些陌生的物件器具和人物事件似乎都为后期的解读提供了诸多的阐释空间。而对于张炜而言，那些所谓的陌生事物，很可能就是现实本身。当年，在《九月寓言》发布不久后，就有记者问到小说诸多的象征和神秘，张炜就直言对于他本人而言，那些事物并不是象征式地故弄玄虚，不是故意编造的神秘，而是那片土地都熟悉的事物，是“真实存在”。“我不可能强加给我自己太多东西，让它毁掉我的艺术。”（黄轶，《张炜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15页）

（作者刘汉波，暨南大学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