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先行和形象虚构
小说怎么写？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起落笔，即便同一个作家在不同文本里因为具体的写作动机不同，而使有不同的起落方式。樟叶的长篇小说《钱商》较为明显地呈现了一个有意思的流程，即由一个主题到一组形象到一篇作品的完成。
先有主题，后有形象，这当然就是主题先行。主题先行在文艺创作领域的名声不好，一直被质疑存在的合理性、文本的文学性，被批判观念大于艺术。为这个质疑和批判提供的振振有词的证据是，文艺创作必须用艺术形象再现和表现生活。
这个“必须”当然没错。艺术形象是文艺创作的成果，也是文艺作品的美学体现，艺术形象在文本中当然是老大。在文学作品中，这个艺术形象是以语言为手段创造的美学形象。多数作家的创作经验，都是先有感性生活和具体的生活形象，然后通过典型化和艺术化，成长为文学形象。优秀的文学作品之所以吸引人并打动人，一定是作家用美妙的文学语言塑造了各种生动奇特的艺术形象以及这些艺术形象所承载的生命经验。
承认文艺创作中艺术形象的不可或缺，并不是否定主题先行的创作合理性。从形象到作品这种创作历程是坦途，没有异议，但是不是所有的优秀作品都是遵循这样的创作经验？是不是“主题先行”就一定出不了好作品？创作中的主题先行又是如何进行的？我的理解是，创作者的大脑里存在对某种生活经验和观念的深刻认识，并有表达和传播的强烈愿望，然后开始虚构艺术形象，通过艺术文本还原和表现这种经验和认知。在当代文艺实践中，特别是在影视和舞台艺术创作领域，这种“主题先行”法大家都不陌生，比如过去的一些“样板戏”创作，现在的一些重大题材创作。关键是影视和舞台艺术用这种方式创作有不成功的案例，但也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这说明这种创作方式本身是可行的。当然，影视和舞台艺术创作的特点是“综合性”、“工业性”特质，即一个作品的完成要经由多种艺术门类的共同组装，即在同一个主题下，用不同艺术形式还原和塑造形象。这种创作特质决定了流程往往是从效果感受“逆生”形象，加工、组装、设计等等，即具有“工厂”性。那么，主题先行能不能产生优秀的文学作品？理论上是可以的，虽然这个过程往往更费力气。比如，柳青创作《创业史》之前为什么要下到西安郊区皇甫屯生活？当时柳青在《中国青年报》工作，但他一直在思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农村的道路问题，特别是出访苏联时对于苏联农村的变化、农业集体化和农村政策有了一些认识和研究，他决心创作一部反映中国农村道路的小说。在这种写作愿望支持下，他选择到皇甫屯生活，跟农民一起，感受农业合作社的成长风雨，写出了《创业史》第一部。
《钱商》的作者樟叶是柳青的陕西乡党，也是带着为陕商立传的写作愿望，到川甘等地调研，体验和寻找生活形象。明清以来，“资本”和“市场”萌发出活力，一些以地域而集聚和命名的商帮，比如徽商、晋商，包括陕商，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独特作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文学写作的兴趣点。商帮也各有主导业务，各有文化特点，比如徽商以“儒商”、“红顶商人”而闻名，晋商以“勤俭”、办“钱庄”而闻名。比较起来，《钱商》的陕商名气虽然小，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开拓川陕甘“茶马交易”、道路上的盐业、烟业和金融业，厚重质朴，坚韧不拔。本书作者显然对陕西近现代历史特别是经济领域进行过深入研究，对于在具体的环境里如何因地制宜、开发资源优势、运筹经营有自己的见解。从这个研究和见解出发，他到四川、甘肃调研，收集素材。作家最后在文本里创造了三个空间：陕西渭南、四川自贡、甘肃兰州。联系这三个空间的线索，是渭南兴盛号钱庄的畅家及畅家的社会关系。这个视角是完整和巧妙的，看似是家族史写法，其实不然，作家的兴趣是写“金融行业”。选取“钱庄”这种金融实体为对象，可以把书写触角伸入到盐矿、水烟业等众多工业，通过勾勒一幅相对完整的经济运营实况，写出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转型时期的秦人风范。这群秦人身上，既有儒家文化的进取，也有各种局限和束缚，既有变革的图谋，也会力有不逮。这种辩证法，恰恰体现了作者的历史正确——把人放在具体的环境里考察。与此同时，小说对于甘川秦三地风俗文化的描写也有一定的特色，说明作家写作之前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努力为人物构筑具体的独特的生活环境，生活环境也是艺术形象的内容。小说在具体的人物形象创造方面有收获，比如对两位女主角李凤英和罗玉梅的塑造很有地域文化特点，对于自贡和兰州两处商人群体的塑造具有差别性，等等。
从形象创造这个角度，这篇小说的不足是“散点”大于“焦点”，出场人物众多，笔墨平均分配之后主要人物的性格完成不够，导致人物形象不够丰满，也就显得不够出彩。可以写群像，但群像也需要骨肉均匀，要有相对的焦点。为什么会造成小说这种局面，不是“主题先行”的错，而是作家急于表达的东西太多，有时候就忍不住发出大段对话，戕害了细节和动作。因此，“主题先行”在创作时，一定要摁住“主题”，让形象做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