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越的个人命运与饱满的家国情怀
杨志军长篇小说《潮退无声》
激越的个人命运与饱满的家国情怀
杨志军的长篇小说《潮退无声》（《中国作家》2016年7期），写一个城市惊心动魄的黎明时分。这是一段几乎被湮灭的青岛历史，时至今日，恐怕就连城市本土的居民也或遗忘或根本无从知晓。然而，杨志军也并非在写历史，他深刻洞见的，是兼具巨大悖谬性与复杂性的人体内亦深藏着无法拔除的人类最高贵的情感，那就是家国情怀。1949年青岛解放前夕，有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即国民党在撤往台湾时，准备炸毁青岛。《潮退无声》就是依据这个史实，描写了一群人围绕炸毁青岛还是保护青岛的殊死之战。一群来自各个阶层的大小人物，他们的个人命运与一个城市命运的生死戏剧就此拉开序幕。
20世纪上半叶的青岛，中国历史大背景中的一个海滨城市，短暂的建埠史上，已然经历了德国殖民、日寇占领、军阀混战等乱世。兵荒马乱的年代，更多的是平民百姓小人物的悽恻与仓皇，他们只是偶然地生，挣扎地活，今天不知明天地走向自己的命运。时局动荡，对未来的茫然，苟且、观望、心意无决怕是最普遍的世态民情，即使是握有权柄的人物，亦是朝不保夕，无能掌控自己的人生。黎明前最黑暗的深渊里，是无数生灵千回百转曲折艰难的沉浮。
新的世界就要开启了，国家和民族即将迎来曙光。而深海下的暗流依然汹涌，在表层浑然的生存状态里，人性的复杂与悖谬更显突出。
小说的主人公叫田齐阔，名字出自《诗经》的《邶风·击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的“契阔”，后来他觉得青岛是古齐国的领地，他这一族又是历史上不甘就侮拔剑自刎的齐王田横的苗裔，遂自己更名“齐阔”。其实，名字的主人田齐阔在小说里自认是德国人的“黑背”、北洋时的北洋奴、日占时的汉奸、党国时的“枪下爬”，通晓几国语言，周旋于德国商人、日本商界、国民党党通局、警察局、青岛青帮、共产党地下人员等等之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长袖善舞，见风使舵，在乱世里战战兢兢，又混得风生水起，招摇得意，与齐王田横的壮举可谓南辕北辙。
田齐阔在每一个时代都可以找到生存之道，为德国人效劳时毕恭毕敬，给日本人当翻译驯服卑微，他有从父亲遗传的奴颜婢膝，也有顺潮流而活的本能智慧，不仅要活着，还要活成人上人。对强权和资本他没有抵抗力，对利益和欲望他贪婪攫取，很满意自己在乱世中的安全与富足，更惯于审时度势，明哲保身，从来不会谈什么民族大义，坐稳了汉奸的交椅，浑身充满了奴性与傲慢的极端矛盾。当他被日本人利用而立功受到嘉奖，并被招募进军队成为一个战时翻译时，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切实地体味到了备受当权者宠幸的滋味。
然而，这样一个田齐阔，在他唯命是从的人生里，一面卑躬奉迎能够统驭他的殖民者，另一面却又受抗日力量之托暗中帮助他们。双重角色中他又有两面性：本质上是忠顺恭敬的，对背叛主子有着深刻忌讳，又本能地抗拒肆无忌惮的霸权给他的屈辱；恐惧和拒绝地下党人带来的危险，又被本能驱使听命于内心模糊的家国意识。小说里，凡他效力的日本人几乎都遭遇不测：眼见他效命的青岛取引所株式会社理事长松井对青岛股民设下陷阱，沉默许久的田齐阔暗示给青帮，松井在卷款离青时被人杀死。日人企业的工人罢工时，得知军队要镇压工人，田齐阔警告领导罢工者复工，被当做汉奸连骂带打赶走，日本人知道了是他通报的消息，对他抽皮鞭，踢他到海里，他爬上来跪着求饶。由于他的告密，导致雇主大阪轮船公司理事长高岛、日本居留民团的团长森田之死。他给抗日游击队提供情报，夺取日本军舰，劫拿日军的被服仓库，更好像是一个勇士而非汉奸所为。最胆战心惊的一次是日本海军参谋长山本访问青岛，抗日力量“崂山狮子”让田齐阔用毒酒杀之，同时，八路军劳工被囚禁，地下党人让他想办法引开看守的日兵以便营救那些人——这些都是田齐阔根本无法也无力完成并且怕得要死的以命相搏，他只是一个为日本人当奴才的人，本可以拒绝任何与自己性命攸关的事，但他在犹豫挣扎之后还是实施了行动，用计在酒会毒杀了十几个日本和中国的显要，一个神秘的电话也把看守八路军官兵的日军引向酒会现场，劳工们得以四散逃跑。
表面上看起来，田齐阔每一次对日本人的打击似乎都不是完全自愿，他在各方力量的夹缝中左右摇摆，善恶对他并不是捆绑，他基本就是以本能生存。但人性中不能愈合的伤口构成了他对于一个“人”的渴望，他的日本相好栀子看出来了：你把“中国人”留在了骨头里。一张“地下管网图”真正搅动了田齐阔的内心，当他知道党通局、警察局、青帮人还有美国人都在疯了似的寻找的“地下管网图”，与青岛这座城市的未来有关，一些人要利用地下管网埋设炸药，炸毁整个青岛，让所有的市政设施、工厂机器、商业金融、学校教堂以及所有的人、一切的一切，都在石破天惊的爆破中毁于一旦时，田齐阔爆发出了难以想象的良知与勇气。
田齐阔陷入了尖锐的抉择困境。懦弱胆小、贪生怕死的田齐阔居然经受住了可怕的酷刑，他的父亲田易、夏妹妹均被用刑致死，“九嫦娥”大多被抓以威逼他供出“地下管网图”，都没能动摇田齐阔说出黑皮夹子的下落。他惟一的念头就是不能成为历史的罪人。这个简单、朴素的认知是田齐阔最终直立为人的心理支撑。
杨志军把致命的悬疑保持到了最后。费尽心机终于得到图纸的徐锷、葛明、秦铜加紧施工，在青岛地下地上埋藏炸药，计划中的一百个甲级爆炸点全部设置完成。但绥靖区刘司令率领党国军政登上军舰离青时，没有看到青岛爆炸的场面，七个引爆人包括田齐阔、秋妹妹全部死去，充满杀戮戾气的引爆人之一的徐锷竟也出乎意料饮弹自尽。负责监督引爆的葛明和秦铜因为在炸药里做了手脚，被刘司令处死，扔进大海。
生，是一个城市的生；死，是一群人的死。这群人，属于不同的党派、不同的政治、不同的立场、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出身，走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路。而他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死，都有意无意地为家国的安然无恙做了以命相许的牺牲。如果换一个时刻，他们中有些人的命运根本就不可能交集。尤其是田齐阔和“九嫦娥”的死，他们不是仁人志士，只是一些在艰难时世中苟且偷生的小人物，却死得积极而能动，是另一种可歌可泣的为国捐躯。
杨志军触及了一个极为深刻而又对当代生活极富启示性的问题：集体无意识中的个人会在什么情形下作出责任与判断？德裔美籍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有个著名的思想“反抗平庸之恶”，大意是说没有独立思考力的、只会服从命令、或者人云亦云习惯于从众的人，极易犯下罪行或者做出坏事而无知无觉。田齐阔如此，田易如此，徐锷如此，葛明和秦铜如此，负责去上海紧急调购爆炸物资的赵北渊亦如此。尤其徐锷，正是阿伦特所阐述的“艾希曼的平庸之恶”，而田齐阔则更像阿伦特认为的：忠顺的行动者对其行动的不负责任。
但《潮退无声》的精彩就在于，作者和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始终不放弃对“人”的追问、对人性的深度探求，让我们看到田齐阔、徐锷等人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平庸之恶”，他们最终对青岛以命相抵的保全，证明了人性幽微的光亮，是会被某种巨大的情感所激发的。在面对乡土、故园、家国这样锥心刺骨的痛苦时，血脉、文化、谱系、生命之根的心理认同超越了一切。田齐阔身体里流淌着对生养自己的家国的负罪感，哪怕是微弱的闪现，也足以让我们看到正义，田齐阔赢得了人的尊严。冷血杀手徐锷在面对个人的时候可以毫无共通感，一旦面对与自身相关联的血脉传承，也便有了些微的良心挣扎。善恶判断的苏醒基于一个强大的支持，那就是对家国的情感。也正是有了这一点回归内心的救赎，他们身体里不再盲目驯服于他人的独立性发出了微光，在面临两难的道德选择时，他们本能地选择了死而非一生过负罪的生活。这就是阿伦特说的：“思想风暴的表征不是知识，而是分别善恶、辨识美丑的那种能力。而这在那罕见的危机时刻的确可以阻止灾难……”（《责任与判断》中文简体版《反抗“平庸之恶”》）
我想在此引用杨志军在《从青岛遥想家国情怀》一文的话：“夷族的掠拿要害者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外蛮的压服首要者不是生活而是风骨，强权的剥夺关紧者不是权力而是自由，枪弹的毁坏当先者不是躯体而是思想。且又有金钱收买灵魂，一日售出，万劫不复。祖国者，祖之土，人之壤，乡园的父亲，乳养的源泉，是一切人精神的附丽、人格育成的酵母。是人就该有灵魂，魂归何处就该敬畏何处。祖国是所有人最后的敬畏，是坚守的底线——世俗之人不可或缺的精神托赖。显然关于‘祖国’的情怀，不是用来享受与消费，而是用来吃苦与忧患的。异国他乡的怀念、身在其中的爱恨，既非矫情的乡愁，亦非华丽的辞藻。它是捐躯为荣、万死不辞的悲烈，是面折廷争、攘除奸雄的意气，也是撕心裂肺、肝肠寸断的痛号，是明空无阳、夜天不黑的焦虑，是前途暗淡、去日无多的悲惶，是头戴屈辱和痛苦的荆冠向死而生的绝望无奈，是生活的拮据、肉体的消瘦、疾病的折磨，是经久郁闷的精神悲剧启幕又闭幕的交替，是从死亡中苏醒后肺腑战栗的声色、亲友庆幸的呼号，是挣扎于激浪之中遥见海上救生船来临时的惊然狂喜。”
正是在个人命运的诡谲难测和家国情怀的饱满酣畅上，杨志军宝贵地书写了历史的战争留给中华民族的共同的精神遗产，让《潮退无声》成了一部极富洞见与独创性的作品。田齐阔这个人物也像横空出世，给当代中国文学增添了一个极其复杂丰富的新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