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豫剧《印记》看现实题材戏剧创作
《印记》是安徽省亳州市梆剧团创演的一部现实题材戏曲作品。该剧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支书、感动中国2009年度人物、46岁就英年早逝的沈浩的感人事迹为题材，以小岗村村民三次按红手印为线索，塑造了沈浩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形象，弘扬了“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时代精神。
该剧最大的亮点是三个“印记”，即小岗村村民三次按下的红手印。1978年，小岗村18位村民以“托孤”的方式，在“生死状”联产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这是第一个“印记”。第二个红手印是沈浩在小岗村3年挂职期满，即将回省城工作之际，村民不舍他离去，就采取当年的办法，98位村民第二次按下红手印，竭力挽留他。权衡之下，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占了上风，他只好带着对亲人的愧疚，留在小岗村，继续努力工作，带领村民致富发展。第三个红手印是46岁的沈浩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小岗村村民为了纪念这位为他们真干事、干成事的好干部，向上级请求把沈浩的骨灰葬在小岗村这片他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土地上。沈浩的事迹、三次红手印的故事，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正因其真实，所以更打动人心，这为豫剧《印记》提供了非常好的创作素材。《印记》的高明之处是准确地抓住了小岗村村民三次按“红手记”这个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事件，将之提炼、升华为“印记”这个意象，形象生动，立意鲜明。印记，既是贯穿全剧的三个红手印，又是沈浩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给小岗村、给社会、给历史留下的印记。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沈浩留下的印记，不仅仅是小岗村宽阔的马路、一排排楼房、幼儿园、敬老院、文化大院、农家乐餐馆、4A级红色旅游景区和高科技园区，还有深深烙在小岗村村民心中、烙在全国人民心中深刻而鲜明的踏实肯干、清正廉洁的形象。
现实题材的戏剧创作，特别是像《印记》这样紧扣时代脉搏、及时反映现实的戏，往往由于素材众多、涉及当事人及社会影响等，受到太多的束缚，反而不能像其他题材那样放开手脚，进行适当的艺术虚构，也不能有长时间的积累沉淀，站在更高、更远的角度和立场去表现，会陷于众多素材之中，不能摆脱素材的日常化、芜杂性，无法制造出强烈的戏剧冲突，使得剧情不够集中、戏剧冲突不够突出、线索不够清晰。举例来说，我国的历史剧创作有着悠久的传统，关于历史剧创作“实”与“虚”即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讨论不断，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是展开过数次历史剧创作的大讨论。现在，历史剧创作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七分真实，三分虚构”、写实史剧与传神史剧等观念，已经基本达成共识。而现实题材的戏剧创作，在理论上似乎还缺乏如此成熟的总结和研究。事实上，历史剧创作的这些原则，现实题材戏剧创作完全可以参照和借鉴，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艺术虚构，以便制造出强烈的戏剧冲突、提炼主题、表现人物。豫剧《村官李天成》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该剧以河南省濮阳县西辛庄党支部书记李连成为原型，塑造了一个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基层干部形象。围绕带领村民脱贫致富这一目标，编剧安排了一系列环环相扣的事件，使得全剧结构紧凑、一气呵成。剧中的“吃亏歌”更是广为流传，成为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高尚品格、提炼作品主题的重要内容，李天成的“拉车舞”也成为戏曲现代戏表演程式上的突破和经典。专家评价该剧做到了思想性、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做到了传统形式、时代特征、创新精神的高度统一，是现代戏的艺术典范。就《印记》而言，已经有很好的剧本基础，完全可以从中提炼出更集中、更凝练的戏剧冲突，从而塑造立体而丰满的沈浩形象。
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性格，是现代戏剧的基本追求。就豫剧的现代戏创作而言，从《朝阳沟》到《村官李天成》《焦裕禄》都是成功的例子，而这样的“典型人物”不仅指这些作品着力打造的男女主角如银环、李天成、焦裕禄，还指这些作品塑造了现代社会、现代农村的一系列群像，如《朝阳沟》除了塑造银环这个主人公外，还刻画了拴保、拴保娘、拴保爹、二大娘、老支书等忠厚朴实的农民形象，这些人物形象至今还活跃在舞台上、活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村官李天成》中的三娃，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次要人物，饰演三娃的演员陈琍珉一张口，浓重的鼻音就让观众立刻认识到他是豫剧牛派丑角艺术大师牛得草的传人，他古灵精怪，精明狡黠，在剧中起到插科打诨、调剂气氛的作用，也很好地推动剧情向前发展。这样的人物在河南农村比比皆是，豫剧《倒霉大叔的婚事》《老子儿子弦子》等更是这类喜剧人物的代表作，他们是豫剧乡土气息、喜剧色彩的特征体现，也是河南农民苦中作乐、乐天知命的性格写照，成功的豫剧作品，往往也会成功地塑造这样的人物。他们与豫剧中的英雄人物、清官廉吏、巾帼英雄等形象相互辉映，相得益彰，以鲜明的性格形象共同构成豫剧鲜活丰满、多姿多彩的戏剧人物长廊。豫剧《印记》中也有这样的形象，如好吃懒做的顺子、刁钻难缠的严春。尤其是严春这个人物，需要进一步深入地挖掘塑造。剧作完全可以在这个“反面人物”身上多下功夫，通过这个人物把剧情串连起来，让沈浩在与他的“斗争”与“交锋”以及感化他的过程中，显现出沈浩真诚、无私的形象。
有了感人的故事、曲折的剧情、成功的人物，戏剧作品还要以恰当的艺术形式来呈现。结构的安排、关目的设置、矛盾冲突的营造与解决，编剧都要颇费思量。为剧中人物制造一个个“困境”，让人物不断接受挑战、解决问题，以扣人心弦的曲折剧情来刻画人物，是一种写法，如《村官李天成》《焦裕禄》。营造或温馨、或幽默的氛围和意境，让观众在轻松愉悦的状态下受到感染、感动，是一种写法，如《倒霉大叔的婚事》《我的娘，我的根》等。选取具有特殊意义的物品作为戏眼、作为线索，围绕着它展开剧情，塑造人物，也是一种写法，从宋元时期的《白兔记》《琵琶记》到明清传奇《绣襦记》《牡丹亭》《桃花扇》等，大量的作品都在沿用这一优秀的戏曲创作传统。豫剧《印记》无疑继承了这一创作传统，以“印记”为名，是对剧情的高度提炼，是对沈浩深得民心的形象的精彩概括。既然“印记”如此重要，那么三个“印记”如何在舞台上呈现，就显得尤为关键。剧中第一个“印记”即1978年那些红手印的侧面呈现无疑是成功的，值得肯定。而与沈浩有关的后两个“印记”，应该是剧作需要重点着墨的地方，而且两次“印记”的舞台表现手法也应该有所不同，这样才能给观众新颖的、不重复的观剧体验。特别是沈浩去世之后，小岗村村民在请求把他的骨灰留在小岗村的申请书上按手印的一幕，更要着力渲染，把群众对他的爱戴、痛惜和不舍浓墨重彩地表现出来，这样无疑会增加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如果仅仅按照时间顺序一一表现这些“印记”，会给人结构单一、手法雷同的感觉。依笔者不成熟的想法，可以采取倒叙的手法，在序幕让沈浩的继任者、新一任小岗村支书到沈浩墓前凭吊，以墓碑上鲜红的第三个“印记”切入，对沈浩的事迹和影响进行简要的介绍和评价，从而引入剧情，展开故事的叙述。然后通过一系列事迹塑造沈浩形象，重点表现后两个“印记”，再以第三个“印记”结尾，这样不但三个“印记”的呈现手法不同，结构上也可以首尾呼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