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史》的“史诗性”再议
柳青是一位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民情怀的伟大作家。他的《创业史》，以严肃的政治激情和对新型农民的热切期待，展现了“农业合作化”这一前无古人的历史进程，并因此被誉为“史诗性”的作品。随着“合作化”在经济学意义上的失败，在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及其后的各种讨论中，《创业史》的争议性始终是一个需要面对又未能得到充分阐释的问题。但是，这一点乃是对《创业史》作为一部“史诗性”作品最为恰当的说明——由柳青和他的《创业史》所表征着的中国现代性路径的分歧，迄今仍然是充满丰富历史内涵与张力感的文学思想场域。而且仅就这个层面而言，《创业史》所达到的历史深度迄今无人能够超越。
非常有趣的是，《创业史》成书出版之前，先是以《稻地风波》这个名字在《延河》杂志连载。从现有资料看，柳青似乎并未详细解释小说的改名过程，我们也无从探知，从《稻地风波》到《创业史》，柳青经历了怎样的考量。于是今天我们也难以想象，如果这部被称为“史诗”的小说是以《稻地风波》这个极端“土气”的名字传世，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在某些时刻，命名的选择绝不仅是修辞效果这么简单，它显然包含写作者对文本的自我理解，具体到《创业史》，则涵盖了柳青的文学抱负。
众所周知，“十七年文学”中充斥着各种小故事类型的叙事模式，诸如“车间风波”、“军营风波”、“操场风波”之类。这种简陋的命名方式除了满足于对一般矛盾的提示外，显然不具备任何文本意义及文学思想的指涉性功能。对此，简单比较一下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永别了，武器》即可明了。从《稻地风波》到《创业史》的命名过程，显示了柳青对于小说非常自觉的“史诗”意识。而这种意识的来源，更为主要的是柳青自己对于中国现代性革命与农民、土地之关系的深入思考和历史理解。在小说“题叙”部分，柳青以高度概括的手法描写了梁三老汉与梁生宝的“创业”失败史，揭示了中国农民在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的小生产者个体“发家致富”终致失败的循环性命运，从而对一场前无古人的崭新历史进程表达了巨大热忱。
“农业合作化”在经济学层面遭遇的灾难性失败，成了“新时期文学”的起点之一：第一届茅盾文学奖授予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此外包括《李顺大造屋》等一系列反思性作品，都是对那一时代痛定思痛的挥别。然而，上述质疑挑战仍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内在于历史结构中的中国现代革命的动力问题。《创业史》恢弘的史诗性至今仍然熠熠生辉，在于它始终警惕和拒绝那种循环性悲剧。
个体单干与“组织起来”，是这个原则问题的现代性分野所在。它的要害不仅体现在一般经济学层面，还体现在社会结构转型以及人的教育和自我教育方面。对于一个孜孜以求“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国家而言，后一层面的诉求尤为关键与迫切。《创业史》另一个标志性的突出贡献，在于柳青对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理解与实践。小说中的梁生宝形象，作为一个积极主动参与中国现代性历史进程的新型农民，在此一进程中经历并逐步完成了自我教育的重要功课。这个人物与传统农民的最大区别，在于对“创业”的不同理解。柳青赋予梁生宝以艰苦奋斗、公而忘私的品质，并将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视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客观地说，《创业史》的史诗性，是建立在线性的历史进步观上的。柳青对于新的历史进程无保留的信任，使他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农业合作化”之于中国现代性折冲博弈的巨大复杂性。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创业史”，并未能够兑现“集体富裕”的乐观承诺。伴随着改革开放这一巨大社会历史转型，再“创业”的现代性诉求获得了新的起点，新型农民尽管不可能复原“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所有品质，但是他们已经从陈旧的生产关系当中解放出来，正在向未来寻求属于自己的形象与身份。这一切，乃是向柳青和他的《创业史》的“史诗性”致敬的另一种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