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至今，我仍然记得我上中学时，语文课本有一课叫《梁生宝买稻种》。这是从柳青的《创业史》中节选下来的文字。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我总是在有创作冲动或者语言枯竭时想起这样的文字。后来我终于明白了，这样的文字，是从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是一种中国叙述，它带着作者强大的写作功力，也带着中国大地泥土的芳香。

柳青，在我的眼里就是一棵枝繁叶茂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大树。

评论家李敬泽在鲁迅文学院讲课时，曾深情地讲到了柳青。他说，我们注意到，作为影响了陈忠实、路遥、贾平凹等一大批作家的柳青先生，在他的《创业史》的叙述中，常常用“我们”而不是“我”作为叙述者。他在讲到柳青的同时，又说，我们同样注意到，当下的一大批年轻的作家们，在谈到自己的创作背景时，很容易地就为自己营造一个世界文学史的宏大的背景，从但丁到卡尔维诺，他们无一遗漏。也就是说，他们得到了无数经过翻译的、西方的书本资源的支持和支援。他们常常认为，“我”就是世界。

他引导着我们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是什么？“我们”意味着什么？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充分地建立起了“我”的绝对性，我们已经非常成功地确立起了一个以世界文化为背景的“我”的叙述形象，在经过几十年的所谓现代派、先锋派的洗礼后，“我们”几乎变成了一种非法的存在。

但是，在柳青、陈忠实那里，“我们”是存在的。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成为经典的作品，恰恰是以“我们”为背景、以大地、以土地为背景而写成的。

无疑，中国当下所谓的以“我”为中心的写作，其实就是一种背景的错置。

不要忘记，我们所说的背景，也是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凡是历史的建构，总是要确立一个新的我们。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新的民族、一个新的我们。历史远未停止。战争、动乱、颠沛流离使得文学意义上的“我们”远未成为欧洲的“我们”。我们不可能去效仿罗伯格里耶，我们不可能去写卡夫卡、加缪那样的东西，因为他们的写作，是在“没有意外”的历史格局中进行的。而中国当下大多数的“我”的叙述者们，已经被养成了一种日常生活的经验结构。他们只爱“我”，不关心别人，他们只关注自己的日常生活，而忽视了“我”之外的一个处于巨大变革之中的大时代。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在。历史远未停止，而我们已经意识不到历史在动。我们太久地把我关在一个超静态结构的黑屋里，而无视了大地和大地上的“我们”的存在。柳青和陈忠实让我们看到，我们可能已经忘记了我们的真实背景，而把自己放到了一个假设的、欧洲化的背景之上。

柳青的写作，让我们惊醒。我们需要的，是深刻思考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期待在哪里？我们的责任在哪里？